大概是1976 年的某一天，我父亲特意从公社回家，拽上我去城里电影院看了一部《决裂》的彩色故事片。这部影片不打仗，我看得并不来劲，却也小有收获。“马尾巴的功能”很搞笑，我像所有的观众那样，也在电影院里笑得一塌糊涂。龙校长举起一位考生的手，说，这手上的硬茧就是上大学的资格。我立刻意识到硬茧的重要性。伸开自己那双小手瞧一瞧，细皮嫩肉的，我就有些灰心。什么时候我这双手才能长成、练成电影里那双青筋暴突、骨节粗壮、老茧深厚的手啊。
很可能这就是我对大学的最初认知。它不是北大清华，也不是牛津哈佛，而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一年之后，高考恢复了，《决裂》中的情节成为一出荒诞剧。我也正是在这一年上了高中。高中原本办在我们村里，但不知什么原因，一年之后却被合并到水东中学。水东是人民公社的所在地，把设在大队里的高中关停并转似乎也理所当然，但在我看来，水东中学与我原来就读的水北中学并无多大区别。因为两个学校都安顿在稍事修葺的庙院里，我们的转学似乎也就成了小和尚的迁徙。只是要走到水东那个庙院花费的时间稍长，它在三里路开外。
教我们的一些老师也调入水东。比如牛春德老师，他曾是我父亲的数学老师，我上高中时他又开始教我们历史。但一校之长张永祥老师并没有过去，他只是给我们讲过一次或是两次哲学，我还没有从震惊中回过神来，他就远离了讲台，他的哲学课也成为绝响。
合并到水东中学时举行过一次快慢班的分班考试，语文题由刘怀仁老师所出。他那种不按常理出牌的考法把许多人都考糊了(比如，我至今记得其中的一道题是，默写以“一”字打头的二十个成语)，但我在这次考试中却大获全胜。刘老师与我父亲私交甚好，他也就不时遛达到公社大院里与我父亲抽着烟袋侃大山。他向我父亲吹牛：赵勇的语文嘛，班里同学要想赶上他，还得学十年。当父亲把这个内部消息婉转告诉我时，我很是得意了一阵。而许多年之后我已明白，那并不是我的语文有多好，而是我的那些同学的水平实在是太差了。
或许是刘老师的煽乎让我父亲看到了一线希望，他开始关心我考大学的事情了。父亲的同事张建民是1977 年晋城县的高考理科状元，却因为政审不合格而窝在水东公社，父亲就让他给我补习数学。但我天生没有数学头脑，横竖不开窍，白费了他那么多时间。
就是在那所两年制的土高中里，我开始了中学阶段最后一年的学习。那时候我的年龄尚小，对考大学只有一些懵懵懂懂的认识。我大概觉得，能上大学总归是一件好事，但自己能不能考上，却实在是心中无数。而我所在的班级也没有几个认真学习的主，他们还像以往一样调皮捣蛋着。大我一两岁的同学已处在春机发陈的年龄，他们课前课后与女同学尽情调笑。看到哪两个少男少女有了点意思，他们就会恶搞一把;觉得哪两位比较般配，他们又会诌出顺口溜编排一番，这时候他们就成了赵树理笔下的李有才。水北到水东是一条河滩路，路的两边种着杨树，树上总是歪七扭八地刻写着李有才们的作品，或者是经过他们配对之后的男女同学的名字。十多年之后，我读到了台湾诗人纪弦的《你的名字》，诗中写道：“刻你的名字/刻你的名字在树上/刻你的名字在不凋的生命树上/当这植物长成参天的古木时”，那时候我就有些恍惚，忽然想起了小时候那排白杨树。莫非纪弦也经历过这种事情?一位年轻的老师教我们英语，他那句“What’s this”的水东英语一出口，立刻就被人演绎成“我吃你屎”，但这么说显然是自取其辱，于是它又立马被改写成“你吃我屎”。课间课后，大家便沉浸在一片“你吃我屎”的对攻与笑骂中。结果那一年的高中英语课，我只记住了这么一句。
每天在这样一种环境中耳濡目染，我那种想考大学的念头也变得日渐可疑。大家都在快乐地混日子，我干吗还和那些书本死缠烂打呢?于是，我的革命斗志开始松懈，我也像我的同学们一样变得不急不躁起来，仿佛即将来临的高考只是一次例行的游戏，它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自然也不可能带走什么。我们只要在那个时间点上去走走过场，就算大功告成了。
但老师们似乎却着急起来，他们想方设法地给我们寻找着复习资料。可是在那个年代，一个穷乡僻壤的乡村教师又能找到多少资料呢?我现在依稀记得，当时的语文资料只是找到了一本《1977 年高考优秀作文选》，那上面的作文就成为我们背诵的范文。1977年的高考还是各省命题，山西省的作文题目是《心里的话儿献给华主席》。一位考生一开篇就洋洋洒洒：“我在词汇的花园里采集，构筑我心中最美好的诗句;我在音韵的瀚海上游渡，谱写我心中最庄严的乐曲。啊，英明领袖华主席，我把心里的话儿献给您，我把火热的颂歌献给您。”据说这是一篇满分作文。现在看来，这篇作文辞藻华丽，高调抒情，简直就是一篇歌功颂德的汉大赋。但在当时，那些四六句却彻底把我给征服了，只觉得它流光溢彩、溅玉吐珠，简直与我抄在笔记本上的《放歌虎头山》有一拼。而我至今依然能够背诵它的开头段，说明我在这篇作文上确实下过硬功夫。
然而，历史老师牛老师却找不到任何资料，他只好自力更生，白手起家了。他把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删繁就简，编成了一本“三字经”，然后找人刻蜡板，印发给大家。于是每天的教室里都会响起铿锵有力的背诵声：
秦始皇，修长城，车同轨，书同文，焚了书，坑儒生。……
唐太宗，李世民，贞观治，很英明。……
但有些人名、地名和专有名词是很难整合成三个字的，比如努尔哈赤怎么办?五四运动如何弄?这些东西一定让老头大发其愁。为了保持历史的严肃性，他只好把那些四字句照搬过来;为了追求三字经的文体效果，他又把四字句中的某个字加上括号。于是成吉思汗就变成了“成吉(思)汗”，辛亥革命则成了“辛(亥)革命”。一念到这种地方我就跟不上趟了，必须得迅速吞掉一个字，才能找到三字经的阅读节奏。
在边新文与三字经的武装之下，我第一次走进了高考的考场。那是1979 年7 月的7、8、9 三日，那时候我还只有15 岁半。
考场设在晋城附小，率领我们这帮虾兵蟹将进城赶考的是牛老师。经过牛老师的疏通，那三天我们就铺条凉席，睡在附小空闲的教室里。住宿不收钱，吃饭却需要交一点伙食费，因为我们搭的是附小食堂的教工灶。能让我们在教工灶吃饭，自然是一种莫大的恩惠，牛老师便觉得很是过意不去。他对我们说，你看人家解决了我们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我们就给人家帮帮厨吧。考前那天的晚餐食堂做炉面，半下午的时候，牛老师就让我们抬出一大筐豆角。我们坐在厨房旁边的树荫下，边摘豆角边听牛老师谈天说地，讲考试注意事项。那种情景，与《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那首歌里唱的几无两样。
傍晚开饭了，我们每人端着一大碗炉面。那是怎样的炉面啊，油大，肉多，豆角早已焖得烂熟，一粒粒紫色的豆子便红杏出墙，它们在肉块中游走，在面食下潜伏，油光发亮，状如玛瑙。“好吃吗?”“真好吃!”“让吃几碗?”“不知道。”我们忙不迭地交换着意见，飞快地把美食塞入嘴中。那些肥肉瘦肉五花肉我舍不得吃，碗底就剩下了肉和豆。肉我所欲也，豆亦我所欲也，二者居然可以得兼!哈哈哈哈。经过前面的前戏，我这枚考生终于进入到欲仙欲死的状态。
三十多年之后我儿子也要参加高考，家长会上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如何给孩子搭配好饮食。青菜牛奶肉，鸡蛋鲜鱼汤。那些老师讲得很细，家长会仿佛变成了厨艺讲座。但高中最后一年，我吃的东西却基本上是高粱面圪条(晋城土话，意谓“面条”)。为了让我把汤圪条吃得全面、深刻，父亲特意给我买一个黄底红花状如笼屉的三层搪瓷饭盒。我中午回家吃一顿圪条，然后再盛满两盒，另一盒装两个玉米面窝头和几块咸菜，那些东西拎到学校，就成了我当天的晚餐和第二天的早餐。一年到头是吃不上几次纯小麦面粉做的面条的，而肉类的食物，只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稀罕一下。儿子嫌饭菜做得不可口时，我就用我自己的经历教育他。但常常是刚开口，就被儿子紧急叫停：“得得得，你又要忆苦思甜了，烦不烦!”
三天的考试很快结束了。如今，留在我记忆中的第一次高考只剩下那顿炉面和那道作文题了——把何为的《第二次考试》改写成《陈伊玲的故事》。
那一年高考我只考了246 分，那已是水东中学文科考生中最好的分数了。据说过了250 分就可以上中专，但我却没能跨越那道分数线。
没能考出更高的分数我并不感到遗憾，因为那就是我本人，同时也应该是水东中学的真实水平。何况，我那时对考大学还没有彻底觉悟，考分高低于我就成了一朵浮云。兴许我还窃喜过几天，因为我的考分虽大学没戏，中专无望，但矮子里面拔将军，我毕竟考的是水东中学第一名。
但是，我父亲却着急了，他在密切关注着我的考分能否进入晋城一中那个著名的文科复习班。复习班形成于1978 年，第二年便名声大振，因为那里的65 位复习生一下子考中64 个，而考入北京、上海等地名校的学生也不在少数。这件事情立刻成为轰动晋城的新闻。1979 年高考结束之后不久，传来了复习班继续招收学生的消息。而要进入这个班，得用高考成绩说话。我的成绩完全符合他们划出的分数线。
马上就要开学了，我却等不来复习班收我的通知。父亲意识到哪里出了问题，立刻拉着张建民和水西大队的两位好友前往县教育局查对。管着这一摊的是一个姓郑的倔巴老头，他听说是要查成绩，一口回绝了父亲的要求。他认为复习班已经公布的名单不会有错，没进入那个名单肯定是分数不够。父亲无奈，而他的朋友忽然想起一个关系：县文教部杨部长的孩子曾经在水西插过队，水西朋友不但与杨部长有交道，而且还记着他家的门牌号码。于是他们直奔部长家里。部长听说是为了这么一件事情，连说好办。他写一张二指宽的纸条，让教育局的人照此办事。一见这道圣旨，郑老头不敢废话了，却也嘟嘟囔囔，很不情愿地取出全县考生的成绩资料，让他们翻看。父亲便与他的朋友们各管一摞，分头寻找着我的名字。终于，儿子的名字首先被父亲发现了。果然是那个分数，果然超过了复习班的分数线。郑老头一见找出了证据，脸上立刻多云转晴，说，找着就好，看来确实是把这个学生漏掉了，别着急啊你们，咱这就补发录取通知。
许多年之后，当父亲向我讲述这段往事时，他依然能记得杨部长高高胖胖，郑老头前倨后恭。“张广明的成绩也是我查出来的啊，”父亲说，“他也不在那个名单里，结果也给他补发了通知。这样，我就和他父亲一起把你们送到了城里。”张广明与我同村同学，他自从进入那个复习班之后，一鼓作气复习了五年，却依然榜上无名。后来他终于复习不动了，便娶妻生子，开始经营一些小本生意。每次见到我，他总会讪讪地说：“你现在可是出息了啊。”我顿时就生出了无限歉意。
我住到了晋城一中。我的复习生活开始了。
为复习班配备的老师果然是豪华阵容，很好很强大。语文老师袁东升是当年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的高材生，只是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才被发配到晋城。他讲普通话，上课时嗓门大，中气足，字正腔圆，抑扬顿挫。他说，你们只要背下50 篇古文，高考时语文就没问题了。于是每天早上我们就哇哩哇啦背古文。他说，毛主席虽然很厉害，但是篮球他肯定打不过我。于是有一次我就特意去看他打比赛。那时候他已是45 岁左右的年龄了，却依然在篮球场上生龙活虎，闪转腾挪很是讲究，如同足球场上的米拉大叔。2010 年11月，袁老师来京会同学，邀我同聊，我才知道他当年落魄晋城，无人敢要，也是因为篮球打得好才被晋城师范收留。地理老师李绪守曾是阎锡山的秘书，又在晋南某县当过县长，杀得土匪闻风丧胆。解放军打进县城时活捉了李伪县长，欲治其罪，老百姓呼啦啦站出来一片，为他求情。于是，他得以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后被分配至晋城一中。70 年代后期，他已退休至晋南老家，因为办复习班，只好请他重新出山。李老师给我们上课，满嘴晋南口音，但每句话都说得有板有眼，地理知识经过他的梳理，立刻就有了秩序。有时候他也会说几句题外话，但仔细琢磨，还是跟地理沾亲带故。李老师说，汉民族是黄种人，黄种人的典型特征是黄皮肤，黑头发，头发又是直直的。但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却把自己的头发烫得弯弯曲曲，成何体统!说着这些话时，李老师的脸上便透出一种当过县长的威严。
还有历史老师郝勤章，他当时担任着副校长，唯独他敢在课堂上公开批评几个吊儿郎当不学习的花花公子。数学老师似乎叫刘秉文，他不在黑板上做题时，就总是半弓着腰，双手托着讲台说话，两只脚则交替着蹬在后面的墙上。一学期的课上完，墙上就留下了一堆黑脚印，仿佛是他推算的数学题。英语老师好像姓张，那时候我们大都不学英语，他其实只是在给有志于考外语系的几个学生讲课。但因为无处可去，我们也不得不坐在教室里看书自习。他的发音一下子就把水东英语甩出去八条街，可惜我一点也听不懂。我坐在那里，眼前摊放着语文、历史或地理，耳边回旋着英语音符。它浑厚，悠扬，缥缈，迷蒙，像一支催人入眠的慢三舞曲。许多年之后我才意识到，他讲英文的速度相当于《美国之音》的Special English。
但究竟是谁教我们政治，我却忘得一干二净了。
就是在这些老师的讲授与引导下，我进入了系统的复习过程。与此同时，我也密切关注着那些新同学的动静，掂量着自己在班里的位置。在老师的表扬和同学们的传言中，我很快弄清楚了班里几个厉害人物的底细，像聂利民(就是后来成为作家的聂尔，他考上了北大却没能去成)、杨纯渊(后来考入复旦大学)、来普亮(后来考入南开大学)，等等，他们天资聪颖脑子好使，似乎不怎么用劲学，成绩却总是名列前茅。他们当然是复习班的第一梯队，也是老师看好能够考上重点大学的人物。另一类同学，脑子不好不坏，成绩不高不低，学习不紧不慢。他们有考上大学的实力，但往往也就是省级院校封顶。这是复习班考大学的第二梯队。还有一类同学，或者吭吭哧哧死用功，或者晃里晃荡不用功，他们若发挥正常，可上师专、进中专;若发挥欠佳，就只有名落孙山的份儿了。这类同学大体上可算作第三梯队吧。最后一类同学似乎并非为考大学而来，而是拗不过父母之命，凭借关系来复习班镀金的。于是他们追女孩，打群架，抽烟喝酒，啸聚教室内外。班里的农家子弟大都是布衣加身，他们却三天两头换行头，教室前面的狭窄过道就成了他们展示时装的T 型台。我至今记得，有位同学某一天穿一身乳白色的套装走进教室，上衣小翻领，下边喇叭裤，他一进门就有了光，晃得我们睁不开眼，好像来了个刘德华。这些人后来当然都没有考上大学，但也不能说人家没出息。比如，有人就混成了晋城的黑社会老大。
把这些人掂量一番之后，我把自己放在了第二梯队。领跑者已遥遥领先，那咱就比学赶帮超吧。
紧追慢赶之中，1980 年的高考来临了。但高考之前突然发生的那件事情，差点让我一年的劳作毁于一旦。
高考那天的早晨我依然在临阵磨枪。我拎着一本书，站在晋城一中大操场的篮球架边翻看。天气很好，似乎还有一丝凉意，我准备翻会儿书就进入考场。恍惚之中，觉得有个人走了过来，抬头瞧，发现是班里的一位同学。此同学是城里人，长得白白净净，帅气十足。平时上课他就坐在我的前面。我正疑惑着他过来干什么，他已经开骂了：“小日母你还敢跟老子作对，我揍死你!”随着骂声，他一拳砸在我的小腹上，紧接着又是一拳。我猝不及防，又结结实实地挨了两拳，只觉得肚子钻心疼，气短冒虚汗，一下子蹲到地上。我迅速地掂量了一下眼前的形势，此同学高我一头，如果我奋起还击，既不是他的对手，紧接着的考试很可能也会泡汤。没办法，那就心上一把刀，咬牙忍住吧。此同学见我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捂着肚子装孙子，也就就此收手。“今天先饶你一命，考完后老子再收拾你。”他叫骂着离开了。我抬起头，发现通往操场的门口边还站着两三位同学，他们的坏笑挂在脸上，意味深长。那是这位同学请来的帮手吗?或者仅仅是让他们来充当看客?想着这些，我的眼里流下了屈辱的泪水。
实际上，当他挥起老拳的时候，我已明白了他下手的原因。这个原因跟了我许多年，但跟着跟着就跟丢了，以至于我现在已很难确认我究竟在什么地方招惹了他。在我模糊的记忆中，预考或是高考之前，班主任袁老师曾找我帮他抄名单排座位。这位同学可能是希望和谁坐在一起的，并告我这种排法不能动，但我却按照袁老师的意思，把他的座位顺序做了微调。这就是他报复我的原因吗?也许是吧。除了这个原因还能有什么原因呢?我当时对所有的城里人都敬畏有加，不可能在太岁头上动土，但我最终还是在不经意间动了他的奶酪。那时我已意识到，他选择开考之前来教训我，显然是经过精心算计的。此前他似乎已口头表达过他的愤怒，但我没想到他还要付诸行动;更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位外表斯文的同学内心居然如此歹毒。
我必须擦干眼泪，调整心态，走进考场了。第一场考语文，那应该是我的强项，我却考得稀里糊涂的。那一年的作文题提供的是一段达·芬奇拜师学艺、反复画蛋的材料，让考生写《读〈画蛋〉有感》。我当然写出了读后感，却模模糊糊觉得哪里写得不给力。中午时分，父亲拉着张建民特意从公社赶来看我。蹲在教室背后的阴凉处，我简要向他描述了我作文的大致思路。刚刚说完，张建民就条件反射般的跟出一句：“你这么写可是有点跑题啊。”我顿时就有了五雷轰顶的感觉，心想完了完了完蛋了，这颗蛋把我害苦了。瞅一眼父亲，他原本正津津有味地听我们说话，笑意写在脸上，眼里充满期待，但听到这里，他的笑容一下子僵住了。那是一种希望还没来得及切换为失望的尴尬表情。许多年里，想起父亲那种复杂的表情，我的心里就会升起一种隐隐的疼痛。
那一年的本科录取分数线是325 分，我好像考了331 分。我的数学太差，只考了35 分，而语文究竟考了多少，我已经没有任何印象了。
这个分数是不可能被重点大学录取的，但上一般大学或许还有些希望。我心怀忐忑，开始了等待的过程。我的父母与我那时还健在的奶奶，也加入到满怀希望的等待之中。他们并不知道录取的游戏规则，只是认为既然我考过了分数线，那就没有不被录取的道理。而母亲，甚至已开始为我准备起入学要带的铺盖了。
重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发放完毕，那里面没有我——当然那里面不可能有我。一般大学的通知书也开始陆续发放，我依然没有等到任何消息。父亲着急了，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嘴上说再等等，心里却一阵阵发虚，觉得今年基本上已经没戏。随后是师专、中专的录取通知，我依然颗粒无收。纸终于包不住火，看来只能坦白从宽了。于是我一五一十，开始向父母老实交待：我只报了几所好学校，那些烂学校我一律没报。
经历了儿子的高考，我才知道现在的填报志愿主要是在考验父母的智力、选择力和判断力。据儿子说，一些家长为了给孩子填好志愿，光准备工作就做了两年，他们听讲座，买资料，上天入地求之遍，扎实得让我这个在高校里厮混的人都目瞪口呆。结果，那几天我为儿子的志愿抓耳挠腮时，不得不去征求这些家长的意见。但是在1980 年，填报志愿却主要是考生自己的事情。我知道我的许多同学并没有与父母商量，而是凭借自己的感觉、老师的提醒和少得可怜的信息，把那个“一条龙”录取的志愿表填满的。我填报志愿时，不但没跟父母通气，而且还自作主张，在那张志愿表上留下了一大半的空白。我敢这么做，原因大致如下：那一年的复习，我与几位大我四五岁的同学处成了朋友，于是他们就撺掇我：“你年龄这么小，去那些破学校做甚?今年能考中好学校就上，考不中大不了再复习一年嘛。”我那时正处在不知天高地厚的年龄，他们的撺掇正合我意。于是我把五个重点大学的志愿夯实，一般大学中只填报了一所山西大学。中专那一栏本来我也是计划全部空着的，但终于还是鬼使神差般地填报了一个山西警察学校。为什么当时会填报这所学校?是不是“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的儿歌听多了，潜意识中已对警察叔叔有了好感?如今我已无法解释。而直到后来我考上大学我的同学也考上警校，我才了解到我没被警校录取的原因是个子不够高。
当我把这一切和盘托出时，母亲在一边默默流泪。她正做着针线活儿，眼泪便滴在她绣着花边的枕套上——那是为我上大学准备的一件礼物。奶奶则坐在门槛上哭，她边哭边念叨：“去年没考上，今年怎么还考不上?俺孩儿是不是没有上学的命?”而父亲既生我没考上的气，也对我长时间隐瞒真相谎报军情大为不满。他情绪激动，大发雷霆，连骂带数落，在院子里转来转去，如同狮虎山里的一头猛兽：“你师专不想上，中专不愿意去，连师大你都没给我报一个，你有主意啊你!你心高意大想上好学校，你不给我考一个?”数落到最后，父亲说：“你想再复习一年，也得看看人家要不要你。你自己去城里找袁老师吧，我不管了。袁老师要是还收你，我就再供你一年。要是不收你，你就回来种地吧。”
父亲的火暴脾气我是领教过的，回家种地也不是我的选择。许多年来，农家子弟要想改换门庭，只有两条路可走：其一是当兵，其二是考学。还在水东中学念书时，我们班里的一位同学就参军当上了飞行员。他从长治体检回来，趾高气扬，耀武扬威，立刻就让我们自惭形秽起来。但当兵得有一个好身体，我的双腿有过烧伤，已是不合格产品，也就早早断了当兵的念想。看来要想修成正果，只有考学一条路了。
我找到了袁老师，决定背水一战。
袁老师说，还想复习那就来吧。你今年考得还不错，接下来再往数学上用把劲，明年兴许会考得更好。
就这样我二进宫，开始了第二年的复习生活。
复习班又来了一茬新同学，但也有许多老面孔，他们都是当年的落榜生。一见面，大家就像负过伤、扛过枪、下过乡、分过赃的革命战友一样亲热。“你也来了?”“我怎么不能来，只兴你来?”“我明年还计划来，你呢?”“陪你啊，咱们一起把这牢底坐穿。”我们这些老革命嘻嘻哈哈着，一切都显得驾轻就熟。头一年我已结交下一些朋友，第二年朋友似乎更多了。一些人知道我考得不错，便主动与我套近乎。他们的意思我自然明白——考试时想与我排到一起，近水楼台先得月。我虽然明知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河，但虚荣心还是得到了不小的满足。头一年复习，许多人如蝇逐臭般地围着那几个厉害人物转圈推磨，我那是一个羡慕嫉妒恨啊。如今他们已远走高飞，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咱也过一把臭肉的瘾吧。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有点飘飘然起来，与那帮脑子笨心眼好的朋友打得更加火热了。
当然，我也非常清楚自己的阿喀琉斯之踵在哪里。听说外语将以百分之五十的比例进入高考总成绩，而不是头一年的百分之三十，我倒吸一口凉气。我的英语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从头补起已无可能，只好放弃。但数学却是没办法放弃的，我得听袁老师的话，照袁老师的指示办事，好好用功学数学。于是那一年，我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做数学题上去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预考即将来临，所有的同学都进入到认真准备的状态。张广明是复习最用功的同学之一，他晚自习熄灯后也依然在教室里挑灯夜战，读着读着就打起了瞌睡。为了把自己的瞌睡赶跑，他就站起来读书，但常常是还没坚持几分钟，脑袋又一点一点地往桌子上栽了。这时候我们就挤眉弄眼，哈哈大笑。他对我们的笑声浑然不觉，瞌睡如故。有捣蛋学生捅一把他的腰眼，说：“要吃早饭了，快起床。”张广明才终于醒过来，背上书包很不情愿地回寝室睡觉去了。花花公子张同学则在认真准备夹带。他把知识点抄在一张张火柴盒般大小的长长的纸片上，字如米粒，然后把它们叠成折扇的样子。我在教室看书时，他不时会遛达到我跟前示范一番——先是攥着拳头，然后手一松，拇指和食指间就有了一把折扇，接着是轻轻一搓，折扇悄然而开。这套动作指法娴熟，俏皮优雅，一气呵成，仿佛是春晚的刘谦在表演魔术。待我抬头看他时，他的脸上就浮现出蒙娜丽莎般的微笑。那是洋洋得意的显摆，却也分明暗含着几分嘲讽，仿佛是在说：我有这个你还在背那个，愚蠢啊。
我也在加紧准备着，但终于还是遇到了麻烦，好几位同学死活要跟我排到一个考场，要我考试时关照他。哥们义气加上甜言蜜语，我一激动就答应了，完全没有考虑这样做的后果。座位号一公布，其中一位同学因离我较远，便心生一计：他让我把答案抄写到纸上，再揉成小纸蛋儿，塞到钢笔的笔帽里。他则谎称钢笔没水了，要借笔于我，由监考老师协助完成作弊方案。这个想法太大胆，一听他说完我就吓得一溜跟头。他见我胆小怕事，只好教给我一个最笨的办法：趁监考老师不注意时，把那个小纸蛋儿使劲扔给他。这个方案似乎更容易操作，我心里立刻松了一口气，说，那就试试吧。
但是，当我在纸片上抄写答案时，心已经怦怦直跳了。我把纸片团起来，拿出打球投篮的准头，一下子扔到了他的脚边。监考老师似乎发现了什么，向我们这边走来了。那位同学一脚踩住纸蛋儿，做沉思做题状，沉着冷静，我的小心脏却狂跳不已。还好，没被发现。或者是监考老师睁一眼闭一眼，稍作停留就遛达到别处了。纸蛋儿被那位同学迅速捡起。
那一次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做贼心虚，也意识到这么做的严重后果。被人发现自然后果严重，但更严重的是，如此作案前前后后可能会折磨我半小时，这将大大影响我的答题进度。我要想考上大学，就不能再意气用事，否则爹妈那里无法交待。于是正式高考时，我把侠肝义胆更换成小肚鸡肠，婉拒了所有想让我照顾一把的请求。
1981 年的高考如期而至。为了对付这次意义重大的考试，考前那天我从宿舍搬出来，住到了晋城一中的门房里。
看门房的张老头是水西村人，他儿子在食堂做饭。有一年他儿子出了点风流韵事，找我父亲从中斡旋，我父亲便与他们建立了友好往来。我在晋城一中两年，偶尔会闹点饥荒，就会去他儿子所在的窗口蹭口饭吃。但他儿子始终在一个窗口卖窝头，我也就只能得到一点玉米面施舍。有那么几次，他一边往我饭盒里放窝头，一边又满腹狐疑地打量着我，好像不认识我，又好像我确实已沦落为乞丐。这种冷冰冰的凝视让我头皮发麻，后来我就不敢去他那里要饭了。相比之下，他的父亲张师傅更和蔼可亲。他秃顶圆脸小眼睛，往大门口一站，像一位演小品的喜剧演员。城里的同学进出校门，不时会与他开个玩笑，他也就与那些学生没大没小地打闹一番。头一年去一中时，父亲就让我有事去找张师傅，但我好像一直也没什么事情。
好钢用在刀刃上。高考前夕，我终于决定去找一找张师傅了。因为宿舍的环境糟糕透顶，实在是有点住不下去了。
复习班的男生宿舍设在一个大教室里，没有床，自然也没有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住宿者全部打地铺。入住时，地上已铺着一层麦秸，分成三排，我们把褥子床单铺到麦秸上，一个挨一个一字排开，就算有了睡觉的地方。要住宿的人太多，大家就一起练缩骨神功，每个人的铺位缩成了50 公分。两排之间有狭窄过道，那既是往里面铺位走的通道，也是大家放鞋子的地方。有人是汗脚，还成年累月穿解放鞋，他一入铺，大半个教室的空气立刻就变得可疑起来。这时候就会有人抗议。冬天时，靠近讲台的地方生有炉火，由我们自己轮番管理，但炉火不旺，熄火更是家常便饭。加上那个教室门不严，窗又多，透风漏气，整个宿舍就成了一个巨大的冷藏室。冬天毕竟还好过些，因为大家挤得亲密无间，可相互取暖。但夏天一来，日子立刻就变得痛苦难捱，就寝如受刑。多年之后，我的一位好友依然能清晰记得，为防蚊子叮咬，他大热天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但面部立刻成了蚊子攻击的目标。不得已，他只好把一条毛巾搭在自己脸上，仿佛他那时就看过《让子弹飞》。而我记忆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幕是，每当我身板下有异物游走，我都会捅醒睡在我旁边的弟兄，然后一起将褥子掀起。这时候就会发现许多只跳蚤在麦秸丛中派对狂欢，此伏彼起，仿佛运动员扎堆儿跳蹦床。后来我看到一则资料，说跳蚤是世界上的跳高冠军，它跳出的高度是自己身长的350 倍，相当于一个人跳过一个足球场。这话我信。
正是在蚊子、跳蚤与解放鞋的轮番袭击下，我才做出了关键时刻搬出去的重大决定，以便能睡个好觉，考个好试。
张师傅答应得很痛快，但考前的头天晚上我却失眠了。
晋城一中的门房里外两小间，外间接待室，里间放一张单人床，就成了张师傅的卧榻。张师傅收留我，自然是不可能让我再打地铺的，却也没办法再为我架一张床。他跟我说，咱爷儿俩就这张床，你睡里边，稍稍挤了点，但总比你那地铺强吧。我点头称是，晚上挨着墙躺下了。没有与我睡在地铺的兄弟同甘共苦我并不内疚，相反还有一丝得意。朝里有人好办事，关键时候连门房老头都能派上大用场。我正幸福地遐想着，准备进入梦乡，张师傅已打起了呼噜。起初，呼噜不大，我并未在意，但不一会儿，张师傅就已经鼾声如雷了。那种一惊一乍的鼾声吓跑了我的睡意，我变得清醒起来，也开始暗暗叫苦：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这还不如蚊叮虫咬呢。天气本来就热，我的身体也变得燥热起来，这时候我才发现，我与张师傅距离如此之近，两个人睡一张单人床，完全就是我睡地铺人挤人的山寨版。越睡不着越紧张，我开始浮想联翩了。去年那颗蛋，明天作文题，要是考砸了怎么办?看那样子，父亲是不会再让我来复习了。这么说，我以后就要面朝黄土背朝天?我并不怕与土坷垃打交道，我喜欢闻到泥土的气息，青草的芳香，但复习两年不就是为了鲤鱼跳龙门吗?我是鲤鱼还是一条溜边的黄花鱼?黄花鱼啊黄花鱼，城那头有条黄花街，黄花鱼和黄花街有没有关系?城里的同学老说黄花街，但那条街我还没去过，考完之后怎么也得去那里瞧一瞧，没准儿以后会在黄花街里建一所山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那时候我还没有手表，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何时睡着的。事后我才意识到，我的失眠自然与张师傅的呼噜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考前紧张。头两次高考，我还不知紧张为何物，但第三次来临，我的神经却绷起来了。一种名叫压力的东西似乎看不见也摸不着，但它见缝就钻，如同麦秸丛中的跳蚤。我被跳蚤无数次咬过，它们传播的病菌早已潜伏于我的身体之中，终于在考前发作了。
早上醒来，我有点精神恍惚，但一走进考场，我还是像即将开赛的运动员一样逼迫着自己兴奋起来了。作文题是《读〈毁树容易种树难〉》，我心想，种树固然很难，但你要把我毁掉也没那么容易。我恶狠狠地开始答题了。
考试之后填志愿，这一次我变得老实起来。依稀记得，我在重点大学一栏中填过兰州大学和山东大学。在一般大学中甚至还填报了淮北煤炭师范学院。但中专都填了些什么，如今已然忘得精光。
分数不久就下来了。与第二次高考相比，我似乎有所进步，但水涨船高之后，也可以说还在原地踏步。我好像考了364 分，而本科分数线已提至355 分。拉我后腿的依然是数学。我兢兢业业猛攻一年数学，咬定青山不放松，满以为能考一个及格分，但一见分数条却让我大跌眼镜——34 分!于是那一瞬间我疑窦丛生：头一年我还是九斤老太，今年怎么变成了七斤嫂?
从此往后，我就有了拉康所谓的“创伤性内核”，这颗内核在我心里潜滋暗长，以至于后来一听说谁数学好，我先是肃然起敬，紧接着又有了揍他一顿的冲动。今年的这种冲动是被我儿子煽乎起来的，因为他的高考数学分居然拿到148 分。几乎就是满分的高分，他爹哪里经历过?叫我如何不揍他?
虽然考得不够理想，但我似乎已提前放心了。捡到篮里是根菜，既然高考志愿表已被我塞得瓷瓷实实，好赖我总能上一所大学吧。8 月的一天，我正在玉米地里干活，一位当年在水东中学读过书的同学骑着自行车向我飞奔而来，一见我他就喊：赵勇，你的通知书到了。
在耀眼的阳光下，我迫不及待地打开那张录取通知书，上面写着山西大学中文系。那一刻，我没有激动得久久不能平静，但一种异样的东西确实在我心里面冉冉升起。我意识到，我终于等到了我的造化。
同学骑车带我回家，我要把这个喜讯赶快告诉父亲。眼前黄土路，秋高天气爽。玉米地，高粱地，谷子地，地里的庄稼在8 月的风中哈哈大笑，号啕大哭，仿佛在为我举行盛大的庆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