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访问馨文居,您还没有 [ 登录 ] [ 注册 ]

我的三次高考

时间:2024-09-16    来源:馨文居    作者:赵勇  阅读:

  大概是1976 年的某一天,我父亲特意从公社回家,拽上我去城里电影院看了一部《决裂》的彩色故事片。这部影片不打仗,我看得并不来劲,却也小有收获。“马尾巴的功能”很搞笑,我像所有的观众那样,也在电影院里笑得一塌糊涂。龙校长举起一位考生的手,说,这手上的硬茧就是上大学的资格。我立刻意识到硬茧的重要性。伸开自己那双小手瞧一瞧,细皮嫩肉的,我就有些灰心。什么时候我这双手才能长成、练成电影里那双青筋暴突、骨节粗壮、老茧深厚的手啊。

  很可能这就是我对大学的最初认知。它不是北大清华,也不是牛津哈佛,而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一年之后,高考恢复了,《决裂》中的情节成为一出荒诞剧。我也正是在这一年上了高中。高中原本办在我们村里,但不知什么原因,一年之后却被合并到水东中学。水东是人民公社的所在地,把设在大队里的高中关停并转似乎也理所当然,但在我看来,水东中学与我原来就读的水北中学并无多大区别。因为两个学校都安顿在稍事修葺的庙院里,我们的转学似乎也就成了小和尚的迁徙。只是要走到水东那个庙院花费的时间稍长,它在三里路开外。

  教我们的一些老师也调入水东。比如牛春德老师,他曾是我父亲的数学老师,我上高中时他又开始教我们历史。但一校之长张永祥老师并没有过去,他只是给我们讲过一次或是两次哲学,我还没有从震惊中回过神来,他就远离了讲台,他的哲学课也成为绝响。

  合并到水东中学时举行过一次快慢班的分班考试,语文题由刘怀仁老师所出。他那种不按常理出牌的考法把许多人都考糊了(比如,我至今记得其中的一道题是,默写以“一”字打头的二十个成语),但我在这次考试中却大获全胜。刘老师与我父亲私交甚好,他也就不时遛达到公社大院里与我父亲抽着烟袋侃大山。他向我父亲吹牛:赵勇的语文嘛,班里同学要想赶上他,还得学十年。当父亲把这个内部消息婉转告诉我时,我很是得意了一阵。而许多年之后我已明白,那并不是我的语文有多好,而是我的那些同学的水平实在是太差了。

美文,小清新图片,馨文居

  或许是刘老师的煽乎让我父亲看到了一线希望,他开始关心我考大学的事情了。父亲的同事张建民是1977 年晋城县的高考理科状元,却因为政审不合格而窝在水东公社,父亲就让他给我补习数学。但我天生没有数学头脑,横竖不开窍,白费了他那么多时间。

  就是在那所两年制的土高中里,我开始了中学阶段最后一年的学习。那时候我的年龄尚小,对考大学只有一些懵懵懂懂的认识。我大概觉得,能上大学总归是一件好事,但自己能不能考上,却实在是心中无数。而我所在的班级也没有几个认真学习的主,他们还像以往一样调皮捣蛋着。大我一两岁的同学已处在春机发陈的年龄,他们课前课后与女同学尽情调笑。看到哪两个少男少女有了点意思,他们就会恶搞一把;觉得哪两位比较般配,他们又会诌出顺口溜编排一番,这时候他们就成了赵树理笔下的李有才。水北到水东是一条河滩路,路的两边种着杨树,树上总是歪七扭八地刻写着李有才们的作品,或者是经过他们配对之后的男女同学的名字。十多年之后,我读到了台湾诗人纪弦的《你的名字》,诗中写道:“刻你的名字/刻你的名字在树上/刻你的名字在不凋的生命树上/当这植物长成参天的古木时”,那时候我就有些恍惚,忽然想起了小时候那排白杨树。莫非纪弦也经历过这种事情?一位年轻的老师教我们英语,他那句“What’s this”的水东英语一出口,立刻就被人演绎成“我吃你屎”,但这么说显然是自取其辱,于是它又立马被改写成“你吃我屎”。课间课后,大家便沉浸在一片“你吃我屎”的对攻与笑骂中。结果那一年的高中英语课,我只记住了这么一句。

  每天在这样一种环境中耳濡目染,我那种想考大学的念头也变得日渐可疑。大家都在快乐地混日子,我干吗还和那些书本死缠烂打呢?于是,我的革命斗志开始松懈,我也像我的同学们一样变得不急不躁起来,仿佛即将来临的高考只是一次例行的游戏,它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自然也不可能带走什么。我们只要在那个时间点上去走走过场,就算大功告成了。

  但老师们似乎却着急起来,他们想方设法地给我们寻找着复习资料。可是在那个年代,一个穷乡僻壤的乡村教师又能找到多少资料呢?我现在依稀记得,当时的语文资料只是找到了一本《1977 年高考优秀作文选》,那上面的作文就成为我们背诵的范文。1977年的高考还是各省命题,山西省的作文题目是《心里的话儿献给华主席》。一位考生一开篇就洋洋洒洒:“我在词汇的花园里采集,构筑我心中最美好的诗句;我在音韵的瀚海上游渡,谱写我心中最庄严的乐曲。啊,英明领袖华主席,我把心里的话儿献给您,我把火热的颂歌献给您。”据说这是一篇满分作文。现在看来,这篇作文辞藻华丽,高调抒情,简直就是一篇歌功颂德的汉大赋。但在当时,那些四六句却彻底把我给征服了,只觉得它流光溢彩、溅玉吐珠,简直与我抄在笔记本上的《放歌虎头山》有一拼。而我至今依然能够背诵它的开头段,说明我在这篇作文上确实下过硬功夫。

  然而,历史老师牛老师却找不到任何资料,他只好自力更生,白手起家了。他把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删繁就简,编成了一本“三字经”,然后找人刻蜡板,印发给大家。于是每天的教室里都会响起铿锵有力的背诵声:

  秦始皇,修长城,车同轨,书同文,焚了书,坑儒生。……

  唐太宗,李世民,贞观治,很英明。……

  但有些人名、地名和专有名词是很难整合成三个字的,比如努尔哈赤怎么办?五四运动如何弄?这些东西一定让老头大发其愁。为了保持历史的严肃性,他只好把那些四字句照搬过来;为了追求三字经的文体效果,他又把四字句中的某个字加上括号。于是成吉思汗就变成了“成吉(思)汗”,辛亥革命则成了“辛(亥)革命”。一念到这种地方我就跟不上趟了,必须得迅速吞掉一个字,才能找到三字经的阅读节奏。

  在边新文与三字经的武装之下,我第一次走进了高考的考场。那是1979 年7 月的7、8、9 三日,那时候我还只有15 岁半。

  考场设在晋城附小,率领我们这帮虾兵蟹将进城赶考的是牛老师。经过牛老师的疏通,那三天我们就铺条凉席,睡在附小空闲的教室里。住宿不收钱,吃饭却需要交一点伙食费,因为我们搭的是附小食堂的教工灶。能让我们在教工灶吃饭,自然是一种莫大的恩惠,牛老师便觉得很是过意不去。他对我们说,你看人家解决了我们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我们就给人家帮帮厨吧。考前那天的晚餐食堂做炉面,半下午的时候,牛老师就让我们抬出一大筐豆角。我们坐在厨房旁边的树荫下,边摘豆角边听牛老师谈天说地,讲考试注意事项。那种情景,与《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那首歌里唱的几无两样。

  傍晚开饭了,我们每人端着一大碗炉面。那是怎样的炉面啊,油大,肉多,豆角早已焖得烂熟,一粒粒紫色的豆子便红杏出墙,它们在肉块中游走,在面食下潜伏,油光发亮,状如玛瑙。“好吃吗?”“真好吃!”“让吃几碗?”“不知道。”我们忙不迭地交换着意见,飞快地把美食塞入嘴中。那些肥肉瘦肉五花肉我舍不得吃,碗底就剩下了肉和豆。肉我所欲也,豆亦我所欲也,二者居然可以得兼!哈哈哈哈。经过前面的前戏,我这枚考生终于进入到欲仙欲死的状态。

  三十多年之后我儿子也要参加高考,家长会上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如何给孩子搭配好饮食。青菜牛奶肉,鸡蛋鲜鱼汤。那些老师讲得很细,家长会仿佛变成了厨艺讲座。但高中最后一年,我吃的东西却基本上是高粱面圪条(晋城土话,意谓“面条”)。为了让我把汤圪条吃得全面、深刻,父亲特意给我买一个黄底红花状如笼屉的三层搪瓷饭盒。我中午回家吃一顿圪条,然后再盛满两盒,另一盒装两个玉米面窝头和几块咸菜,那些东西拎到学校,就成了我当天的晚餐和第二天的早餐。一年到头是吃不上几次纯小麦面粉做的面条的,而肉类的食物,只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稀罕一下。儿子嫌饭菜做得不可口时,我就用我自己的经历教育他。但常常是刚开口,就被儿子紧急叫停:“得得得,你又要忆苦思甜了,烦不烦!”

  三天的考试很快结束了。如今,留在我记忆中的第一次高考只剩下那顿炉面和那道作文题了——把何为的《第二次考试》改写成《陈伊玲的故事》。

  那一年高考我只考了246 分,那已是水东中学文科考生中最好的分数了。据说过了250 分就可以上中专,但我却没能跨越那道分数线。

  没能考出更高的分数我并不感到遗憾,因为那就是我本人,同时也应该是水东中学的真实水平。何况,我那时对考大学还没有彻底觉悟,考分高低于我就成了一朵浮云。兴许我还窃喜过几天,因为我的考分虽大学没戏,中专无望,但矮子里面拔将军,我毕竟考的是水东中学第一名。

美文,小清新图片,馨文居

  但是,我父亲却着急了,他在密切关注着我的考分能否进入晋城一中那个著名的文科复习班。复习班形成于1978 年,第二年便名声大振,因为那里的65 位复习生一下子考中64 个,而考入北京、上海等地名校的学生也不在少数。这件事情立刻成为轰动晋城的新闻。1979 年高考结束之后不久,传来了复习班继续招收学生的消息。而要进入这个班,得用高考成绩说话。我的成绩完全符合他们划出的分数线。

  马上就要开学了,我却等不来复习班收我的通知。父亲意识到哪里出了问题,立刻拉着张建民和水西大队的两位好友前往县教育局查对。管着这一摊的是一个姓郑的倔巴老头,他听说是要查成绩,一口回绝了父亲的要求。他认为复习班已经公布的名单不会有错,没进入那个名单肯定是分数不够。父亲无奈,而他的朋友忽然想起一个关系:县文教部杨部长的孩子曾经在水西插过队,水西朋友不但与杨部长有交道,而且还记着他家的门牌号码。于是他们直奔部长家里。部长听说是为了这么一件事情,连说好办。他写一张二指宽的纸条,让教育局的人照此办事。一见这道圣旨,郑老头不敢废话了,却也嘟嘟囔囔,很不情愿地取出全县考生的成绩资料,让他们翻看。父亲便与他的朋友们各管一摞,分头寻找着我的名字。终于,儿子的名字首先被父亲发现了。果然是那个分数,果然超过了复习班的分数线。郑老头一见找出了证据,脸上立刻多云转晴,说,找着就好,看来确实是把这个学生漏掉了,别着急啊你们,咱这就补发录取通知。

  许多年之后,当父亲向我讲述这段往事时,他依然能记得杨部长高高胖胖,郑老头前倨后恭。“张广明的成绩也是我查出来的啊,”父亲说,“他也不在那个名单里,结果也给他补发了通知。这样,我就和他父亲一起把你们送到了城里。”张广明与我同村同学,他自从进入那个复习班之后,一鼓作气复习了五年,却依然榜上无名。后来他终于复习不动了,便娶妻生子,开始经营一些小本生意。每次见到我,他总会讪讪地说:“你现在可是出息了啊。”我顿时就生出了无限歉意。

  我住到了晋城一中。我的复习生活开始了。

  为复习班配备的老师果然是豪华阵容,很好很强大。语文老师袁东升是当年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的高材生,只是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才被发配到晋城。他讲普通话,上课时嗓门大,中气足,字正腔圆,抑扬顿挫。他说,你们只要背下50 篇古文,高考时语文就没问题了。于是每天早上我们就哇哩哇啦背古文。他说,毛主席虽然很厉害,但是篮球他肯定打不过我。于是有一次我就特意去看他打比赛。那时候他已是45 岁左右的年龄了,却依然在篮球场上生龙活虎,闪转腾挪很是讲究,如同足球场上的米拉大叔。2010 年11月,袁老师来京会同学,邀我同聊,我才知道他当年落魄晋城,无人敢要,也是因为篮球打得好才被晋城师范收留。地理老师李绪守曾是阎锡山的秘书,又在晋南某县当过县长,杀得土匪闻风丧胆。解放军打进县城时活捉了李伪县长,欲治其罪,老百姓呼啦啦站出来一片,为他求情。于是,他得以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后被分配至晋城一中。70 年代后期,他已退休至晋南老家,因为办复习班,只好请他重新出山。李老师给我们上课,满嘴晋南口音,但每句话都说得有板有眼,地理知识经过他的梳理,立刻就有了秩序。有时候他也会说几句题外话,但仔细琢磨,还是跟地理沾亲带故。李老师说,汉民族是黄种人,黄种人的典型特征是黄皮肤,黑头发,头发又是直直的。但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却把自己的头发烫得弯弯曲曲,成何体统!说着这些话时,李老师的脸上便透出一种当过县长的威严。

  还有历史老师郝勤章,他当时担任着副校长,唯独他敢在课堂上公开批评几个吊儿郎当不学习的花花公子。数学老师似乎叫刘秉文,他不在黑板上做题时,就总是半弓着腰,双手托着讲台说话,两只脚则交替着蹬在后面的墙上。一学期的课上完,墙上就留下了一堆黑脚印,仿佛是他推算的数学题。英语老师好像姓张,那时候我们大都不学英语,他其实只是在给有志于考外语系的几个学生讲课。但因为无处可去,我们也不得不坐在教室里看书自习。他的发音一下子就把水东英语甩出去八条街,可惜我一点也听不懂。我坐在那里,眼前摊放着语文、历史或地理,耳边回旋着英语音符。它浑厚,悠扬,缥缈,迷蒙,像一支催人入眠的慢三舞曲。许多年之后我才意识到,他讲英文的速度相当于《美国之音》的Special English。

  但究竟是谁教我们政治,我却忘得一干二净了。

  就是在这些老师的讲授与引导下,我进入了系统的复习过程。与此同时,我也密切关注着那些新同学的动静,掂量着自己在班里的位置。在老师的表扬和同学们的传言中,我很快弄清楚了班里几个厉害人物的底细,像聂利民(就是后来成为作家的聂尔,他考上了北大却没能去成)、杨纯渊(后来考入复旦大学)、来普亮(后来考入南开大学),等等,他们天资聪颖脑子好使,似乎不怎么用劲学,成绩却总是名列前茅。他们当然是复习班的第一梯队,也是老师看好能够考上重点大学的人物。另一类同学,脑子不好不坏,成绩不高不低,学习不紧不慢。他们有考上大学的实力,但往往也就是省级院校封顶。这是复习班考大学的第二梯队。还有一类同学,或者吭吭哧哧死用功,或者晃里晃荡不用功,他们若发挥正常,可上师专、进中专;若发挥欠佳,就只有名落孙山的份儿了。这类同学大体上可算作第三梯队吧。最后一类同学似乎并非为考大学而来,而是拗不过父母之命,凭借关系来复习班镀金的。于是他们追女孩,打群架,抽烟喝酒,啸聚教室内外。班里的农家子弟大都是布衣加身,他们却三天两头换行头,教室前面的狭窄过道就成了他们展示时装的T 型台。我至今记得,有位同学某一天穿一身乳白色的套装走进教室,上衣小翻领,下边喇叭裤,他一进门就有了光,晃得我们睁不开眼,好像来了个刘德华。这些人后来当然都没有考上大学,但也不能说人家没出息。比如,有人就混成了晋城的黑社会老大。

  把这些人掂量一番之后,我把自己放在了第二梯队。领跑者已遥遥领先,那咱就比学赶帮超吧。

  紧追慢赶之中,1980 年的高考来临了。但高考之前突然发生的那件事情,差点让我一年的劳作毁于一旦。

  高考那天的早晨我依然在临阵磨枪。我拎着一本书,站在晋城一中大操场的篮球架边翻看。天气很好,似乎还有一丝凉意,我准备翻会儿书就进入考场。恍惚之中,觉得有个人走了过来,抬头瞧,发现是班里的一位同学。此同学是城里人,长得白白净净,帅气十足。平时上课他就坐在我的前面。我正疑惑着他过来干什么,他已经开骂了:“小日母你还敢跟老子作对,我揍死你!”随着骂声,他一拳砸在我的小腹上,紧接着又是一拳。我猝不及防,又结结实实地挨了两拳,只觉得肚子钻心疼,气短冒虚汗,一下子蹲到地上。我迅速地掂量了一下眼前的形势,此同学高我一头,如果我奋起还击,既不是他的对手,紧接着的考试很可能也会泡汤。没办法,那就心上一把刀,咬牙忍住吧。此同学见我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捂着肚子装孙子,也就就此收手。“今天先饶你一命,考完后老子再收拾你。”他叫骂着离开了。我抬起头,发现通往操场的门口边还站着两三位同学,他们的坏笑挂在脸上,意味深长。那是这位同学请来的帮手吗?或者仅仅是让他们来充当看客?想着这些,我的眼里流下了屈辱的泪水。

  实际上,当他挥起老拳的时候,我已明白了他下手的原因。这个原因跟了我许多年,但跟着跟着就跟丢了,以至于我现在已很难确认我究竟在什么地方招惹了他。在我模糊的记忆中,预考或是高考之前,班主任袁老师曾找我帮他抄名单排座位。这位同学可能是希望和谁坐在一起的,并告我这种排法不能动,但我却按照袁老师的意思,把他的座位顺序做了微调。这就是他报复我的原因吗?也许是吧。除了这个原因还能有什么原因呢?我当时对所有的城里人都敬畏有加,不可能在太岁头上动土,但我最终还是在不经意间动了他的奶酪。那时我已意识到,他选择开考之前来教训我,显然是经过精心算计的。此前他似乎已口头表达过他的愤怒,但我没想到他还要付诸行动;更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位外表斯文的同学内心居然如此歹毒。

  我必须擦干眼泪,调整心态,走进考场了。第一场考语文,那应该是我的强项,我却考得稀里糊涂的。那一年的作文题提供的是一段达·芬奇拜师学艺、反复画蛋的材料,让考生写《读〈画蛋〉有感》。我当然写出了读后感,却模模糊糊觉得哪里写得不给力。中午时分,父亲拉着张建民特意从公社赶来看我。蹲在教室背后的阴凉处,我简要向他描述了我作文的大致思路。刚刚说完,张建民就条件反射般的跟出一句:“你这么写可是有点跑题啊。”我顿时就有了五雷轰顶的感觉,心想完了完了完蛋了,这颗蛋把我害苦了。瞅一眼父亲,他原本正津津有味地听我们说话,笑意写在脸上,眼里充满期待,但听到这里,他的笑容一下子僵住了。那是一种希望还没来得及切换为失望的尴尬表情。许多年里,想起父亲那种复杂的表情,我的心里就会升起一种隐隐的疼痛。

  那一年的本科录取分数线是325 分,我好像考了331 分。我的数学太差,只考了35 分,而语文究竟考了多少,我已经没有任何印象了。

  这个分数是不可能被重点大学录取的,但上一般大学或许还有些希望。我心怀忐忑,开始了等待的过程。我的父母与我那时还健在的奶奶,也加入到满怀希望的等待之中。他们并不知道录取的游戏规则,只是认为既然我考过了分数线,那就没有不被录取的道理。而母亲,甚至已开始为我准备起入学要带的铺盖了。

  重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发放完毕,那里面没有我——当然那里面不可能有我。一般大学的通知书也开始陆续发放,我依然没有等到任何消息。父亲着急了,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嘴上说再等等,心里却一阵阵发虚,觉得今年基本上已经没戏。随后是师专、中专的录取通知,我依然颗粒无收。纸终于包不住火,看来只能坦白从宽了。于是我一五一十,开始向父母老实交待:我只报了几所好学校,那些烂学校我一律没报。

  经历了儿子的高考,我才知道现在的填报志愿主要是在考验父母的智力、选择力和判断力。据儿子说,一些家长为了给孩子填好志愿,光准备工作就做了两年,他们听讲座,买资料,上天入地求之遍,扎实得让我这个在高校里厮混的人都目瞪口呆。结果,那几天我为儿子的志愿抓耳挠腮时,不得不去征求这些家长的意见。但是在1980 年,填报志愿却主要是考生自己的事情。我知道我的许多同学并没有与父母商量,而是凭借自己的感觉、老师的提醒和少得可怜的信息,把那个“一条龙”录取的志愿表填满的。我填报志愿时,不但没跟父母通气,而且还自作主张,在那张志愿表上留下了一大半的空白。我敢这么做,原因大致如下:那一年的复习,我与几位大我四五岁的同学处成了朋友,于是他们就撺掇我:“你年龄这么小,去那些破学校做甚?今年能考中好学校就上,考不中大不了再复习一年嘛。”我那时正处在不知天高地厚的年龄,他们的撺掇正合我意。于是我把五个重点大学的志愿夯实,一般大学中只填报了一所山西大学。中专那一栏本来我也是计划全部空着的,但终于还是鬼使神差般地填报了一个山西警察学校。为什么当时会填报这所学校?是不是“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的儿歌听多了,潜意识中已对警察叔叔有了好感?如今我已无法解释。而直到后来我考上大学我的同学也考上警校,我才了解到我没被警校录取的原因是个子不够高。

  当我把这一切和盘托出时,母亲在一边默默流泪。她正做着针线活儿,眼泪便滴在她绣着花边的枕套上——那是为我上大学准备的一件礼物。奶奶则坐在门槛上哭,她边哭边念叨:“去年没考上,今年怎么还考不上?俺孩儿是不是没有上学的命?”而父亲既生我没考上的气,也对我长时间隐瞒真相谎报军情大为不满。他情绪激动,大发雷霆,连骂带数落,在院子里转来转去,如同狮虎山里的一头猛兽:“你师专不想上,中专不愿意去,连师大你都没给我报一个,你有主意啊你!你心高意大想上好学校,你不给我考一个?”数落到最后,父亲说:“你想再复习一年,也得看看人家要不要你。你自己去城里找袁老师吧,我不管了。袁老师要是还收你,我就再供你一年。要是不收你,你就回来种地吧。”

  父亲的火暴脾气我是领教过的,回家种地也不是我的选择。许多年来,农家子弟要想改换门庭,只有两条路可走:其一是当兵,其二是考学。还在水东中学念书时,我们班里的一位同学就参军当上了飞行员。他从长治体检回来,趾高气扬,耀武扬威,立刻就让我们自惭形秽起来。但当兵得有一个好身体,我的双腿有过烧伤,已是不合格产品,也就早早断了当兵的念想。看来要想修成正果,只有考学一条路了。

  我找到了袁老师,决定背水一战。

  袁老师说,还想复习那就来吧。你今年考得还不错,接下来再往数学上用把劲,明年兴许会考得更好。

  就这样我二进宫,开始了第二年的复习生活。

  复习班又来了一茬新同学,但也有许多老面孔,他们都是当年的落榜生。一见面,大家就像负过伤、扛过枪、下过乡、分过赃的革命战友一样亲热。“你也来了?”“我怎么不能来,只兴你来?”“我明年还计划来,你呢?”“陪你啊,咱们一起把这牢底坐穿。”我们这些老革命嘻嘻哈哈着,一切都显得驾轻就熟。头一年我已结交下一些朋友,第二年朋友似乎更多了。一些人知道我考得不错,便主动与我套近乎。他们的意思我自然明白——考试时想与我排到一起,近水楼台先得月。我虽然明知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河,但虚荣心还是得到了不小的满足。头一年复习,许多人如蝇逐臭般地围着那几个厉害人物转圈推磨,我那是一个羡慕嫉妒恨啊。如今他们已远走高飞,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咱也过一把臭肉的瘾吧。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有点飘飘然起来,与那帮脑子笨心眼好的朋友打得更加火热了。

  当然,我也非常清楚自己的阿喀琉斯之踵在哪里。听说外语将以百分之五十的比例进入高考总成绩,而不是头一年的百分之三十,我倒吸一口凉气。我的英语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从头补起已无可能,只好放弃。但数学却是没办法放弃的,我得听袁老师的话,照袁老师的指示办事,好好用功学数学。于是那一年,我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做数学题上去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预考即将来临,所有的同学都进入到认真准备的状态。张广明是复习最用功的同学之一,他晚自习熄灯后也依然在教室里挑灯夜战,读着读着就打起了瞌睡。为了把自己的瞌睡赶跑,他就站起来读书,但常常是还没坚持几分钟,脑袋又一点一点地往桌子上栽了。这时候我们就挤眉弄眼,哈哈大笑。他对我们的笑声浑然不觉,瞌睡如故。有捣蛋学生捅一把他的腰眼,说:“要吃早饭了,快起床。”张广明才终于醒过来,背上书包很不情愿地回寝室睡觉去了。花花公子张同学则在认真准备夹带。他把知识点抄在一张张火柴盒般大小的长长的纸片上,字如米粒,然后把它们叠成折扇的样子。我在教室看书时,他不时会遛达到我跟前示范一番——先是攥着拳头,然后手一松,拇指和食指间就有了一把折扇,接着是轻轻一搓,折扇悄然而开。这套动作指法娴熟,俏皮优雅,一气呵成,仿佛是春晚的刘谦在表演魔术。待我抬头看他时,他的脸上就浮现出蒙娜丽莎般的微笑。那是洋洋得意的显摆,却也分明暗含着几分嘲讽,仿佛是在说:我有这个你还在背那个,愚蠢啊。

  我也在加紧准备着,但终于还是遇到了麻烦,好几位同学死活要跟我排到一个考场,要我考试时关照他。哥们义气加上甜言蜜语,我一激动就答应了,完全没有考虑这样做的后果。座位号一公布,其中一位同学因离我较远,便心生一计:他让我把答案抄写到纸上,再揉成小纸蛋儿,塞到钢笔的笔帽里。他则谎称钢笔没水了,要借笔于我,由监考老师协助完成作弊方案。这个想法太大胆,一听他说完我就吓得一溜跟头。他见我胆小怕事,只好教给我一个最笨的办法:趁监考老师不注意时,把那个小纸蛋儿使劲扔给他。这个方案似乎更容易操作,我心里立刻松了一口气,说,那就试试吧。

  但是,当我在纸片上抄写答案时,心已经怦怦直跳了。我把纸片团起来,拿出打球投篮的准头,一下子扔到了他的脚边。监考老师似乎发现了什么,向我们这边走来了。那位同学一脚踩住纸蛋儿,做沉思做题状,沉着冷静,我的小心脏却狂跳不已。还好,没被发现。或者是监考老师睁一眼闭一眼,稍作停留就遛达到别处了。纸蛋儿被那位同学迅速捡起。

  那一次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做贼心虚,也意识到这么做的严重后果。被人发现自然后果严重,但更严重的是,如此作案前前后后可能会折磨我半小时,这将大大影响我的答题进度。我要想考上大学,就不能再意气用事,否则爹妈那里无法交待。于是正式高考时,我把侠肝义胆更换成小肚鸡肠,婉拒了所有想让我照顾一把的请求。

  1981 年的高考如期而至。为了对付这次意义重大的考试,考前那天我从宿舍搬出来,住到了晋城一中的门房里。

  看门房的张老头是水西村人,他儿子在食堂做饭。有一年他儿子出了点风流韵事,找我父亲从中斡旋,我父亲便与他们建立了友好往来。我在晋城一中两年,偶尔会闹点饥荒,就会去他儿子所在的窗口蹭口饭吃。但他儿子始终在一个窗口卖窝头,我也就只能得到一点玉米面施舍。有那么几次,他一边往我饭盒里放窝头,一边又满腹狐疑地打量着我,好像不认识我,又好像我确实已沦落为乞丐。这种冷冰冰的凝视让我头皮发麻,后来我就不敢去他那里要饭了。相比之下,他的父亲张师傅更和蔼可亲。他秃顶圆脸小眼睛,往大门口一站,像一位演小品的喜剧演员。城里的同学进出校门,不时会与他开个玩笑,他也就与那些学生没大没小地打闹一番。头一年去一中时,父亲就让我有事去找张师傅,但我好像一直也没什么事情。

  好钢用在刀刃上。高考前夕,我终于决定去找一找张师傅了。因为宿舍的环境糟糕透顶,实在是有点住不下去了。

  复习班的男生宿舍设在一个大教室里,没有床,自然也没有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住宿者全部打地铺。入住时,地上已铺着一层麦秸,分成三排,我们把褥子床单铺到麦秸上,一个挨一个一字排开,就算有了睡觉的地方。要住宿的人太多,大家就一起练缩骨神功,每个人的铺位缩成了50 公分。两排之间有狭窄过道,那既是往里面铺位走的通道,也是大家放鞋子的地方。有人是汗脚,还成年累月穿解放鞋,他一入铺,大半个教室的空气立刻就变得可疑起来。这时候就会有人抗议。冬天时,靠近讲台的地方生有炉火,由我们自己轮番管理,但炉火不旺,熄火更是家常便饭。加上那个教室门不严,窗又多,透风漏气,整个宿舍就成了一个巨大的冷藏室。冬天毕竟还好过些,因为大家挤得亲密无间,可相互取暖。但夏天一来,日子立刻就变得痛苦难捱,就寝如受刑。多年之后,我的一位好友依然能清晰记得,为防蚊子叮咬,他大热天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但面部立刻成了蚊子攻击的目标。不得已,他只好把一条毛巾搭在自己脸上,仿佛他那时就看过《让子弹飞》。而我记忆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幕是,每当我身板下有异物游走,我都会捅醒睡在我旁边的弟兄,然后一起将褥子掀起。这时候就会发现许多只跳蚤在麦秸丛中派对狂欢,此伏彼起,仿佛运动员扎堆儿跳蹦床。后来我看到一则资料,说跳蚤是世界上的跳高冠军,它跳出的高度是自己身长的350 倍,相当于一个人跳过一个足球场。这话我信。

  正是在蚊子、跳蚤与解放鞋的轮番袭击下,我才做出了关键时刻搬出去的重大决定,以便能睡个好觉,考个好试。

  张师傅答应得很痛快,但考前的头天晚上我却失眠了。

  晋城一中的门房里外两小间,外间接待室,里间放一张单人床,就成了张师傅的卧榻。张师傅收留我,自然是不可能让我再打地铺的,却也没办法再为我架一张床。他跟我说,咱爷儿俩就这张床,你睡里边,稍稍挤了点,但总比你那地铺强吧。我点头称是,晚上挨着墙躺下了。没有与我睡在地铺的兄弟同甘共苦我并不内疚,相反还有一丝得意。朝里有人好办事,关键时候连门房老头都能派上大用场。我正幸福地遐想着,准备进入梦乡,张师傅已打起了呼噜。起初,呼噜不大,我并未在意,但不一会儿,张师傅就已经鼾声如雷了。那种一惊一乍的鼾声吓跑了我的睡意,我变得清醒起来,也开始暗暗叫苦: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这还不如蚊叮虫咬呢。天气本来就热,我的身体也变得燥热起来,这时候我才发现,我与张师傅距离如此之近,两个人睡一张单人床,完全就是我睡地铺人挤人的山寨版。越睡不着越紧张,我开始浮想联翩了。去年那颗蛋,明天作文题,要是考砸了怎么办?看那样子,父亲是不会再让我来复习了。这么说,我以后就要面朝黄土背朝天?我并不怕与土坷垃打交道,我喜欢闻到泥土的气息,青草的芳香,但复习两年不就是为了鲤鱼跳龙门吗?我是鲤鱼还是一条溜边的黄花鱼?黄花鱼啊黄花鱼,城那头有条黄花街,黄花鱼和黄花街有没有关系?城里的同学老说黄花街,但那条街我还没去过,考完之后怎么也得去那里瞧一瞧,没准儿以后会在黄花街里建一所山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那时候我还没有手表,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何时睡着的。事后我才意识到,我的失眠自然与张师傅的呼噜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考前紧张。头两次高考,我还不知紧张为何物,但第三次来临,我的神经却绷起来了。一种名叫压力的东西似乎看不见也摸不着,但它见缝就钻,如同麦秸丛中的跳蚤。我被跳蚤无数次咬过,它们传播的病菌早已潜伏于我的身体之中,终于在考前发作了。

  早上醒来,我有点精神恍惚,但一走进考场,我还是像即将开赛的运动员一样逼迫着自己兴奋起来了。作文题是《读〈毁树容易种树难〉》,我心想,种树固然很难,但你要把我毁掉也没那么容易。我恶狠狠地开始答题了。

  考试之后填志愿,这一次我变得老实起来。依稀记得,我在重点大学一栏中填过兰州大学和山东大学。在一般大学中甚至还填报了淮北煤炭师范学院。但中专都填了些什么,如今已然忘得精光。

  分数不久就下来了。与第二次高考相比,我似乎有所进步,但水涨船高之后,也可以说还在原地踏步。我好像考了364 分,而本科分数线已提至355 分。拉我后腿的依然是数学。我兢兢业业猛攻一年数学,咬定青山不放松,满以为能考一个及格分,但一见分数条却让我大跌眼镜——34 分!于是那一瞬间我疑窦丛生:头一年我还是九斤老太,今年怎么变成了七斤嫂?

  从此往后,我就有了拉康所谓的“创伤性内核”,这颗内核在我心里潜滋暗长,以至于后来一听说谁数学好,我先是肃然起敬,紧接着又有了揍他一顿的冲动。今年的这种冲动是被我儿子煽乎起来的,因为他的高考数学分居然拿到148 分。几乎就是满分的高分,他爹哪里经历过?叫我如何不揍他?

  虽然考得不够理想,但我似乎已提前放心了。捡到篮里是根菜,既然高考志愿表已被我塞得瓷瓷实实,好赖我总能上一所大学吧。8 月的一天,我正在玉米地里干活,一位当年在水东中学读过书的同学骑着自行车向我飞奔而来,一见我他就喊:赵勇,你的通知书到了。

  在耀眼的阳光下,我迫不及待地打开那张录取通知书,上面写着山西大学中文系。那一刻,我没有激动得久久不能平静,但一种异样的东西确实在我心里面冉冉升起。我意识到,我终于等到了我的造化。

  同学骑车带我回家,我要把这个喜讯赶快告诉父亲。眼前黄土路,秋高天气爽。玉米地,高粱地,谷子地,地里的庄稼在8 月的风中哈哈大笑,号啕大哭,仿佛在为我举行盛大的庆典。

三次高考

人生故事猜你喜欢
发表评论,让更多网友认识您!
深度阅读
爱情散文  名家散文  散文诗  诗歌流云  日志大全  人生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