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在《秋夜》一文中写到：“后院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读到这句话时，我脑海里浮现出来的就是开锁叔家院子里的那棵枣树。在他们家沟畔老院子的西南侧，有一棵枣树，树身锨把一般粗，粗拉拉的树皮拧着朝天长去，没有一根直棱棱的枝干，却浑身长满刺。
我很讨厌这棵枣树。无处不在的刺扎你，你不能爬。你眼巴巴地瞅着它结的几颗青枣，终于半红半绿可以啖嘴了，一土疙瘩使劲撇上去，枣子倒是落了却掉在了旁边的猪圈里。对于我们这些习惯了爬树逮知了下沟摸鱼的野娃娃来说，这枣树既不能吃又不能耍，要它干甚?最可气的是，枣树一年中三季都在稀稀拉拉地落叶子，只要我们一进门找小虎哥玩，玉屏娘就喊：“小良，小虎，把院子扫干净了再猴去!”商人说时间就是金钱，孩子们说时间就是自由。可恶的枣树，剥夺了顽童一起嬉戏的黄金时光。
我们一帮毛孩子，恨极了这棵枣树。只要开锁叔一出现，就家雀一样叽叽喳喳地撺掇他把那棵树伐了，这个说栽一棵杏树，那个说种一棵香椿树……叔笑呵呵地说：“一群碎崽娃子，你们还想干啥?”叔是一家之主，他不伐树，任我们吵破天，那棵没用的枣树，依旧完好无损地杵在院里。
其实，比起枣树，更让我们小孩讨厌的是开锁叔的媳妇玉屏娘，她绝对是几十个婶娘里的另类。
她长得好看。打我记事起，玉屏娘已经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了，但她身材纤瘦，圆蛋蛋脸，窝窝嘴巴，背后拖着两条光溜溜的大辫子。我妈妈、我大妈和其他婶娘，清一色的剪发头，省事;衣服一色的灰或黑，耐脏;她们每天一睁眼一家老小吃喝拉撒睡忙得揣鞋拾帽子，哪来得闲工夫打扮自己。村子只有十七八岁待嫁的大姑娘才梳着齐腰的大辫子，像秦腔戏《梁秋燕》里唱的：“黑油油头发双辫辫，绿裤子粉红衫，桃红袜袜实在鲜。”可是玉屏娘就是三个娃儿了，依旧头脚光鲜。
冬季到了，早起上学，“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清冷寂静的村子里，只有挖城墙的老张老汉穿着黑棉袄，大裆棉裤，腰里系一根白布腰带，立在对岸的沟畔用破锣嗓子唱着：“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歌声苍凉悲怆。
我们穿着棉袄棉裤，手上戴着筒袖，脚上穿着新做的棉窝窝，简直就是棉花包子挪着去上学。围巾包得严严实实，每人只露着两个黑溜溜的眼睛。路过官窑的豁口，一阵冷风吹过，我鼻子一酸，眼泪就止不住地淌出来了。许多娃娃手冻僵硬了，解不开布条裤带，甚至尿了一裤子。下课了，男同学们在墙角挤暖暖，女同学在院子里踢毽子跺脚，有些值钱娃还提着火盆，烂搪瓷缸里烧着玉米芯取暖。玉屏娘家的二小子小虎，只穿着一身棉衣，脖子精着，肚子光着，里面没有穿一件旧衣衫，脚上还是单层布鞋，大拇脚趾头在外露着，袜子破了脚后跟也暴露在外，皲裂的血口子娃嘴巴一样张着。数学老师罗述英说：“小虎，让你妈给你身底子套一身旧衣服，要不然风一吹就透腔了。”
罗老师不知道，我的玉屏娘是个懒婆娘，她这辈子就不捉针，不拈线，不拿瓢，不做饭。小虎哥的这棉衣服，还是开锁叔从煤矿上回来，央叫了几个老嫂子连夜缝出来的。后来，煤矿上不知那个工人扔下的一件蓝大袄，叔捡回来，套在了女子身上，两个儿子整个冬季，都是拦腰里系一根草绳。草绳，是哥俩的保暖神器。
玉屏娘在干啥?她一天到晚直挺挺地坐热炕，手压在屁股下面，专心致志地听戏。开始是用收音机上听，后来是在电视上看，秦之声，一期都不落下。后来家里的了海燕牌黑白电视机，电视剧她一集接着一集看，从都市碎戏到新闻联播，从天气预报到海峡两岸，每天晚上不到雪花屏出现，她绝对不关电视。其他婶娘抹袼褙，纳鞋底，做棉服，缝被子，对不起，这些玉屏娘都没有兴趣。但只要一说起秦腔戏名曲名角，任哲中《辕门斩子》、昝金香的《窦娥冤》、李爱琴的《包文拯》等，玉屏娘如数家珍。兴致高时，她还会哼唱几句：“未开言来珠泪落，叫声相公小哥哥。空山寂静少人过……胜似焚香念弥陀。”后面就是那娇滴滴的一曲三拐弯的“嗯——嗯——”娃娃们并未觉着她唱得有多好听，但是她却自我陶醉，兰花指时不时还翘着，妥妥的文艺女青年一枚。
“唉，把玉屏咋不懒死呢?”我妈妈骂着她妯娌，手里正绱鞋，“娃摊上这样的妈，真是遭罪。”母亲一边叹息，一边给我父亲讲述。玉屏娘不过日子，七八块钱让娃买一双板鞋，一周还没有出去鞋帮子和底子都分了家。她去玉屏娘家逛门子，一窑洞的闲人，连说带笑，娃放学了玉屏娘的手还没有进面盆呢。小良拿了冷蒸馍，在酸菜瓮里捞了腌的白萝卜，切了萝卜坨啃着上学去了。娃走的时候，还给她妈把烧炕的柴火提到了门外头。
父亲调侃，懒婆娘倒能教育下勤快儿。
“我叔怎么不打他那懒惰婆娘呢?”弟弟问。
全家人哈哈大笑。
“你叔腿不好，走路一瘸一拐的，能娶比他小十来岁的媳妇，已经烧高香了，还敢打她?打跑了你叔这辈子就打光棍了，三个娃就成了没妈的娃。”
“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弟弟适时唱起了《世上只有妈妈好》，我们都笑了。
父亲叹一口气：“蘖蘖枣刺好歹扎着篱笆墙，那就是个浑全的家。”哦，那个院子离不了那棵枣树，那个家还离不了玉屏娘。
后来啊，开锁叔的三个儿女都顺利地男娶女嫁。每次办喜宴结束，母亲帮忙回来躺在炕上，伸着疲劳至极的胳膊腰身说：“玉屏一辈子鸭子下蛋不管蛋，人家娃也长大了，轻轻松松一辈子，这也是活人啦。巧人是拙人的奴，咱忙忙碌碌一辈子，顶啥用呢?不做啦，世上的活，能做完吗?”
可是第二天晨曦微露，母亲眯着一千二百度的近视眼，就坐在房檐底下的小凳子上，不是纳鞋底，就是合线绳子。家里其他人陆续起床时候，她又放下针线活，开始进灶房点火烧水做饭。记得有一次我娘俩并排躺着聊天，一会儿我妈不由自主地开始了“自我检讨”：“把我老鬼咋不懒死呢?电灯亮晃晃的，不做针线。”
我劝说妈妈学习我玉屏娘，人家啥都不做，照样水行磨转。你一辈子先是为我爸的兄弟姐妹们七个操劳，再接着为自己的六个儿女没日没夜地忙碌，现在又为孙子辈做针线活，啥时候是个头啊?你也为自己活两天吧。
妈妈用树皮一样粗糙的手摸着我说：“你二姐四个娃，自己是个男人性格，我这当妈的不给做不行。给外孙子做了棉衣服，给亲孙子不做，这不是寻着找人骂呢?……”
母亲就这样做着，直到突发脑溢血时，手里还端着簸箕收拾油菜籽。那褐色的油菜籽，随着母亲踉跄的脚步，在院子里歪歪斜斜撒下一根弯弯曲曲的线……
母亲的生命定格在了64岁。
母亲的葬礼上，穿白戴孝白花花一院人。无论他们哭泣着的称呼是“妈妈”“奶奶”“三娘”，还是“姑姑”“外婆”，都念叨着母亲的好。可是在素车白马中，在凄婉的唢呐声里，我心底在呼喊：“我不要你们人人口中赞叹的好人，我只要我那个活着的妈妈。”“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母亲被这句话禁锢了一生。可如果还有机会选择人生，估计母亲还是终生劳瘁而无我。
玉屏娘也老了，特别是和母亲同岁的开锁叔猝然离世后，她似乎一夜之间白了头。有一次回娘家，看着她羸弱的身躯颤颤巍巍从远处走来，和祥林嫂几乎一样，我竟不敢确认。那个两条黑油油大辫子的婶娘哪里去了?几年后，玉屏娘也躺在了村北高硷下，那里有先她而去的开锁叔，她又和我的父母做了邻居。
后来，老庄基复垦，老院子四周那些粗壮的杨树，笔挺的槐树，坚硬的楸木，有用之材皆被各家各户砍伐殆尽。只有开锁叔院子里的那棵枣树，因为没用，在推土机隆隆声中依旧保留了下来，作为方位标志。
现在人们种地的时候，看见那棵孤零零的枣树，上了年纪的人会说这是开锁的老院子，南边是赵峰的家……年轻一辈追赶着旋耕地的车轮，忙着种完地，早点回到城里。
谁还理会那棵枣树呢?
那棵枣树就一直长在地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