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这个建制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普遍存在于全国各地农村中的最基层组织。自八零后出生的人对生产队的形式几乎是模糊的概念，在他们心中完全是故事或是传说。但对我们六，七十年代以或更早些年份出生的人却是身临其中，感受最深体验最切的一段时光，如今虽然过去了四十多年，但是回想起来依然那么清晰犹新，仿佛就象在左天。
当时由于各地的基础条件，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生产队的状况也不是一样的，但总体情况大同小异都是集体化统一领导，是大锅饭时期的产物。就拿我们所在的蔚县大多地方来说，每个村就是一个生产大队，大队是受上一级政府人民公社直接领导，每个大队根据人口分布下辖若干个生产小队，生产大队就是如今的行政村，生产小队形同今天的村民小组，各生产队人口和生产资料不一样，人较多的生产队条件较好些，有部分农机具比如柴油机脱粒机磨面机抽水机等等，多数队还有一辆三大套的马车，从事着本队的生产资料运输任务，空闲时还承揽外队的物资运输，还能挣运费为队里增加收入。当年就连谁家儿子结婚这么隆重的事也常常动用队里的马车搬新媳妇。赶马车的把式身強力壮，平时心趾气高的样子毫不逊与现在开半挂的师傅。
当时的大队队领导班子有支部书记，大队长(文革时期叫革委会主任)妇联主任，民兵连长，专职会计等，职责是组织领导各生产小队的日常农业生产工作。大队内所有在册人员不叫村民统称社员，各生产小队所有社员由队长直接领导。队长必须由本队有威望懂农业种植技术，会安排农业生产的人担任。一年的农田种植管理，劳动生产调度，经济分配都是队长做决定，队长除了干好本队管理工作，同样参加生产劳动，并经常参加上级召开的某种会议，当年几乎每隔几天要去大队部开会汇报近日的生产情况和和领受近期的工作任务，去公社开会叫三级干部会(简称三干会，三干会一般是生产经验交流与先进观摩会)去县里开会叫四级干部会(简称四干会，四干大多是表彰会和劳模代表会)一年下来好多时间都消耗在会议中。队长开会时队里的事宜由副队长全权负责，总之队长是这个队里的领头人。每个生产队除正副队长外还有记工员，会计，保管员，饲养员，大家尽力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年终和全队社员一样有享受同等分配权益。
生产队做为当时农村最基层的生产核算单位，每位社员都是生产劳动力自然人，十八岁以上六十岁以下全部是劳动力，都必须服从队长统一领导和生产按排，队长俨然是这个生产队的领头羊。每年开春，队长会根据本队生产情况因地制宜合理计划施实本年度种植结构，生产经营项目，每天早上吃完饭，大伙集中在预约地点，队长便因人而宜安排每一个社员当天出工干活，干活量以记工分为凭，一般劳动力干一天是一个工(即十分)但根据活轻重度可增减，收工后由记工员记在劳动手册子上，(每个劳动力都有自己的劳动手册)在什么地点干什么活应记多少工分都记得很清析，记完工后由队长盖章确认。劳动手册上记的数据是社员年底分粮分红的凭证，当时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可见小册子上的工分是社员们劳动的凭据和日常生活的依靠，所以人人视劳动手册为掌中宝，细心妥善保存，如有遗失无法补救。
记忆中我在的生产大队分了五个生产小队，我所属的第五队不是很大，也就是五，六十个人，一百多亩山坡陡地，队集体最值钱的有十多头牛，五头驴，一百多只羊，除外还有不少农耕工具，因人口较少所以没有运输物资的马车，如果临时有物资需要运输只好雇佣外队的。牛是用于耕田种地，驴子是春季驮粪秋收运粮不可缺少的有辅助力量，羊是积攒种地的农家肥，成年羊每年卖给国家正式收购站，为生产队增加不少经济收入，因此羊群必须由专人放养管理，羊倌的工分也比其宅人员相应高点。
我们生产队里的耕地大多数都是石头多坡度陡峭，因山里气候制约多数地只能种山药和莜麦和少量的豆类，由于单一的种植结构和落后的生产条件使每年产量相当低，除了留足来年的种子，所剩粮食会按人头和工分各占一定的比例分配到每家每户作口粮，所谓口粮其实山药占了大半，每五斤山药顶一斤原粮，如每人分得一千多斤山药，那就是二百多斤原粮，因山药不能长期直接食用，社员们只好自寻出路与川下的人们三不折二的方式换取些玉米或小米之类的粗粮食用，分得莜麦其数量不到百斤，几种粮总共加起来远不够维持人们一年度日，不足部分全靠国家的供应粮支撑，这种情况是那个时期农村普遍存在的现象。当年按工分分粮制度，体现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优越性，因此也大大激发了很多人的劳动积极性，从而提高了出勤率与生产效率。
那时候生产队里每天的生产进度，劳动力出勤效率等等都得报大队统计，然后大队汇总再报公社，这种管理模式叫“报生产明效率再提升"
社员们劳动的工分也不是固定的，队长会根据劳动强度及时间和个人态度决定，通常对极积性高按时按量完成任务的社员奖一分工，对出工不出力的轻则批，重则扣工分，也是奖勤罚懒的举措。农忙时节遇到特別紧张劳累的活，大部分社员都不畏不退足量完成，也有极少数人小心眼不愿意去干重活，以为干啥都是一样的工分，于是找种种借口择轻避重。收工后队长特地嘱咐记工员为前者加量追记工分，这时后者晃然大悟自悔当初……
生产队最活跃的时期是‘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的时期，年年制定高产计划，囗号喊得高亢有力，结果年底依然原地踏步走，什么“上纲要，过黄河”的目标只不过是喊喊口号走走形式罢了，年底照样等国家的供应粮过日子
。那些年生产队里的活没完没了，除非下雨下雪不能出工，大家才能统一歇上一天半天的，除此之外一年到头很难有休息的时间，有时候就连过年也不停工。从开春先是人背畜驮往地里送粪，刚送完了粪，便开始了紧张的播种。没等播完种，最初种的山药己出苗，这个时候就得马上抽出一部分劳动力锄草，不然的话怕是忙不过来，因为那时沒有除草剂，杂草长的比庄稼快，另外还要做抗旱防汛等事宜，忙忙碌碌不知不觉一晃秋季就到，于是便开始了紧张的秋收，每年收秋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在大改统一安排调度下每个小队互派一个人到另一个队，这个的身份是调队干部，来参加督导这个队里的收秋工作，粮食产量和给每户每的粮食数据都必须由此人掌握，此举措是上级防范有瞒报产量的行为。收秋是一年中最紧连的季节，全队所有社员起早贪黑掀起收秋大会战，就连放秋假的中小学生都必须参加劳动，经过一段紧张的劳动大部分莜麦总算收获了，紧接着马不停蹄地刨山药，特别是山药如果收得稍晚了，一部分会被冻坏了，造成减产损失可想而知。初冬时节又开始了场面上打莜麦的活计，当时脱粒机械少，全大队才一组轮都轮不过来，只好全靠人工用“排子”来回反复捶打，因这种活非常费力气，队长便决定凡参加的社员每个人上调两分工，另外每天再补助半斤粮，这样即提高了大家干活的极积性又加快了收获进度。等打完了莜麦颗粒归仓后，一年的种地活才算暂停了。没等休息几天强壮劳力还要踏着积雪上山伐木材搞副业，为队里增加一笔收入。剩余上年纪的和女劳动力又要去修渠或修大农田，虽然天寒地冻的他们的积极性仍然很高，因为都得靠工分吃饭呢。
当年生产队不管干什么活队长都很关心大伙做到劳逸结合，每干一段时间便招呼大家歇一次歇，为了活跃大伙的文化生活提高社员们的认识度，利用歇歇空隙时不时让认识字的会计或记工员给大家读一段报刊上的新闻或其他文章(其实报刊早已过时过期了)大多数人聚精会神地听得津津乐道，也有没性趣的人几乎己半醒半睡了。有时候机灵的女社员利用这段时间赶紧拿出针线活缝上一阵子，当年象这样子的情况履见不鲜。
我记忆中生产队的十多年里正好处在文革时期，社员们除了正常的生产劳动，晚上经常还得参加上级组织的政治活动，什么“斗私批修”“批林批孔"还有“反击右倾反案风”等等搞得人心慌慌，无精打采。致使后来生产效力逐渐下降，出工不出力的现象显而易见，生产队里的凝聚力开始走向低谷。
每年年底各生产队便开始核算一年的粮食产量和经济收支分配汇总，也叫做〈决算〉。在平时队里记工开会的房间里(也叫队房子)进行，这时，在队长协助下，会计手持一个算盘噼哩啪啦不停地拨动珠子，一丝不苟仔细翻阅每本帐目，聚精会神地运用加减乘除，反复运算着每一笔数据，有时还得点上煤油灯挑灯夜战。因队里的帐目繁多，有现金帐，实物帳，分类帐等等必须三角归一数字吻合，精准率极高一分钱不能差，收支务必平衡。所以快则三，五天，慢则七，八天，等核算结果出来马上贴榜宣布全队本年度收益分配情况。(收入减支出再除以全年全队用工数)一个工值多少钱便一目了然，记得我所在的队好年景的话一个工值不足一元钱，碰上欠收年连五角钱都不够。一个好劳动力一年到头的工值也就是二百元左右，干一年还还及如今普通人一天的工资。
这时人多劳力少的户就成了欠款户(也叫短款户)，人少劳力多便成了长款户，长款户的生活相对比欠款户好些，欠款户还得赶紧变卖自己家养的猪给生产队补足所欠资金。因生产队存在的年代国家政策是不允许社员养羊养牛和从事其它经济来源行为，否则就是“资本主义尾巴"有被割的危险，养猪是唯一不反对的家庭副业。所以几乎家家饲养，补贴生计家用。那时每个生产队的社员们生活条件都差不多，全部附在一个水平线上，所以没有攀比心理，享有较公平的待遇和权利，生活沒有压力，各级领导干部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很少有贪腐行为发生。
后来随着改革开放一步推进，一九八三年初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制，从此，自一九五八年开始到一九八二年底仅存在了二十五年的生产队组织退出了历史舞台，同时它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过渡期的代表产物将载入民族发展史册，值得我们这一代人的是深思与怀念。时隔这么远久当年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和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仍然历历在目。如今还有许多地方的人们习惯地把村委会称作大队，常常听到村民们谈话中，说去大队办什么什么事或是去大队开会等，很少有人说去村委会。可见人们对生产队的情结及其影响力还有认可度是可想而知。
岁月轮回四十年弹指一挥间，站在历史发展的前沿，再回首一去不返的生产队时代让人感慨交集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