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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里的流金岁月

时间:2023-10-28    来源:馨文居    作者:好人  阅读:

  大约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一般家庭的照片都镶在大镜框里。我家也一样,在堂屋正中墙上,中间是镀水银的大镜子,两边各有一个镜框,大小和水银镜子一般大,里面镶满了家里人的照片。下面用几厘米厚的木板条作为支撑镜框的底座钉在墙上,镜框立在底座上,上面拧上几枚可以系绳索的金属小圆环,俗名叫“羊眼圈”。一头把麻绳系在“羊眼圈”里,另一头系在钉在墙上的大钉子上。这样,拴牢镜框的同时,还使镜框能向外稍稍倾斜,便于看照片。来客人的时候,都喜欢站在镜子前,仔细看主人家的照片。这是我家最早的“影集”。

  我家照片是三姐装饰的,非常漂亮,整体呈“孔雀开屏”的上宽下窄形状。里面用的是当年比较拿得出手的亮光纸,把照片粘在上面,闪闪发光,互相映衬。祖父离世早,没有留下照片,祖母也仅仅留下了一张立式2寸的黑白照片,画面是她头发梳得光溜溜的,穿着偏襟上衣,黑色裤子,三寸金莲上穿着一双小巧的黑色绣花鞋。由于年深日久,照片模糊,相纸泛着黄色。我的第一张照片大约是我3岁时候照的,一身碎花布棉衣棉裤,穿的是开裆裤,双腿间的小雀雀赫然露在外面。我的手伸在嘴里,在那个贫穷而物资匮乏的年代,也许嘴里什么都没有,我只是习惯性地把手指放在嘴里吸吮。后来听母亲说,那张照片是1968年在县城国营照相馆拍下来的,因为我的表舅爷是国营照相馆的照相师傅,母亲领我去看他,顺便就拍下了这张照片。

  10岁那年,我上小学4年级。三姐领我去县城,要出嫁的她去买衣服。到百货商店,三姐转悠几圈,衡量再三,买了价格便宜的衣服。节省下来的钱给母亲买了一件衣服,给我买了一块布料。然后姐姐领着我去新华书店,我挑选了几本小人书。姐姐又领我去国营照相馆,我俩每人照了一张1寸的单人照,又拍了一张2寸的合影。这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照相,既紧张又新奇。照相师傅给我一把木梳和一个小圆镜,我对着镜子梳了梳头。然后把木梳和镜子给姐姐,她仔仔细细地梳理了好半天,我们才进入照相室。当照相师傅钻进那个幕布里面让我笑一笑的时候,我的嘴角牵动了一下,疑似是笑,更像是哭。三天后,姐姐又来了一次城里,买了其他东西,顺便拿着取相票取出了照片。当我拿到照片的时候,心里有一种陌生感,感觉照片上的人不是我,傻傻的,木木的,还歪着嘴。不久,这张照片就被镶到了镜框里。

  几年后我自己又来照相馆拍了一次照,那时的洗相技术有所改进,相片能上“色儿”(发sai的音,一定要儿化音)的,比如绿军装红嘴唇都能看到颜色,只是颜色没有我们后来的彩照那么纯正。

  8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的春风早已吹遍了乡村大地的角角落落,没人想到只有在照相室里才能操作的照相被人们带到了乡村。那天村里来了一伙照相的人,声称他们是县城国营照相馆的,是为了服务群众才下乡来照相的。他们背着相机和三脚架,还有闪光灯,虽然大白天的没用上闪光灯,但镶在相机上很神气。他们拍的照片不论几寸的,价格只分两种,小的六角钱,大的一块二。那时,一是人们手里没钱,二是怕被骗子骗了,大多数人不敢照,选择了观望。我和母亲要了一块二毛钱给了照相师傅,我要和喜子哥照一张合影,因为他马上就要去北京打工了。比我大七八岁的喜子哥要走,我作为他最好的朋友已经顾不上是不是骗子了。我们在农家小院摆了两把椅子,互相用胳膊挎着肩膀,拍下了这张照片。背景是粗糙的黄泥土墙,墙上钉着木头橛子,上面挂着苞米穗子和辣椒串。几天后,我们收到了照片。照片中的我怯生生的,喜子哥皱着眉头,很严肃的样子。现在想来就是平时不常照相才会出现的不自然。我给喜子哥一张照片,他喜不自胜地收下了,然后他拍着我的肩膀说,以后到北京去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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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以后,村子里经常有人来照相,都说是国营照相馆的。其实我们知道他们不是国营照相馆的,但谁都不说破,管他是哪的,只要能给我们照相就行。有了我和喜子哥照相的经历,人们再不怕他们是骗子了,都纷纷争着抢着照相,有钱的给钱,没钱的给粮食。特别是三姐那帮姐妹,都是爱美的人,看到照相的来了都围上来照相,把平时压箱底舍不得穿的衣服都翻出来穿在身上,美滋滋地照上一张两张相。那些照片什么背景的都有,有在自家土房前照的,有在田间地头照的,有在村口老榆树照的。最有意思的是德成叔,和自家的老牛拍了一张合影。后来,来照相的人可以赊账了,没有钱的先记账,秋后卖粮一起算。他们知道淳朴的村民不会为这点小事赖账的。那时,家里的镜框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照片被迁移到大本的影集上来。黑色的底面,上面覆着一层薄薄的蜡纸,也覆着美好的记忆和悠长的岁月。

  当年照相是一种很庄重的仪式,战友团聚要照,姐妹分别要照,老人过寿要照,小孩百天要照,男女结婚要照。最常见的就是一家人聚在一起要照“全家福”,少一个都不行。老人坐在前排的正中,然后按照辈分、年龄依次排开,照相师傅喊一二三,咔嚓一声,历史永远定格在了那一瞬间。这些相大多都是在照相馆照,有时照相馆也到现场去照。比如说小学初中高中照毕业照,这些师傅要到现场。光摆场面就要好半天,一会前排挡住后排了,一会高个遮住矮个了,再怎么努力,照完了总是会留下一些遗憾,有的张嘴,有的闭眼,有的低头。拍集体照就是一个遗憾的艺术。

  90年代中期,有一次我出差去北京,联系了仍然在北京打工的喜子哥,那时他已经是工厂车间的头头了,听说我来,请假出来陪我,声称要领我在北京玩个够。同行的不止我们俩,他请了一位摄影师,那时照相师傅早已被摄影师的称谓取代了。摄影师盛大哥扛着好几个包裹,里面装着相机、支架、镜头等设备。光镜头就带了三四个,有的像大炮筒子。这是我第一次与摄影师打交道。在我旧有的概念里,一直以为照相就是留个影,给以后作个纪念。没想到它竟然是一门艺术。那几天我们几乎跑遍了北京的景点。每到一处盛大哥都给我们拍不少照片,我总是想尽量阻止他少拍一点,因为胶卷价格不菲,再加上洗相的费用,会花去很多钱。但盛大哥很豪爽,说没关系,你来一趟北京不容易,一定要多照几张相。经过盛大哥拍的照就是与众不同,照片上的我们再不是傻呆呆的古板相,一举手一投足都透着艺术范儿,背景选得艺术感十足。特别是在长城上,盛大哥用120大叶子胶卷给我拍的一组照片简直就是高级艺术品。

  回家后我特意去了一趟省城,在百货大楼买了新影集,我选了有香水味材质优良的影集,我觉得普通影集根本不配盛大哥的作品。

  后来照相进入了数字时代,胶卷不用了,数码相机更新换代很快,功能越来越强大,让人目不暇接。我家买了一款两千元的傻瓜相机,我的艺术感差,手动的相机还是弄不好。再出门就背着傻瓜相机,感觉我也像个傻瓜。不用担心胶卷费用,照的不好随时删除。回来存在电脑里,做成电子相册,连纸质相片都懒得洗。

  自从手机进入数字时代,照相的功能愈益被开发出来,像素越来越高。有手机自动调光调速功能和美颜功能,可以修图和P图。几乎人人都成为了摄影家,照片、视频、音频,随手就拍。有了快手、抖音、微视频后,人人都可以玩影像。网络的发达,传输的便利,让我再一次变成了“傻子”。

  家庭中镶着照片的镜框早已消失,就是影集也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现在的孩子们听到我们讲这些故事的时候,表情和我们傻呆呆的时候一个样,这就是代沟。谁让时代发展进步这么快,我们根本跟不上这飞快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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