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知啥时候开始，我就变成一个作者了。
2018年让从岗位上政策性退休，一刀切给切下来。刚下来时觉得时光充足，四外乱跑观光旅游，飞机火车自驾，一阵子下来，钱也败了不少，地方也转了不少。到2019年结束来了疫情不让乱跑，这颗狂乱的心也就像维吾尔谚语说的：窄窄的巷子100个人走——不排队也要排队，只好规矩地在家收心养性。
人一闲下，事情就来了，年轻时，在岗时那些不理视我的事情和我不尔视的事，都慢慢的找上门来，比如病、医院等，年轻时病不理视我，我不尔视医院，结果封城堵了小区，病就来找我麻烦，我只好去找医院的麻烦。
找麻烦的几个月，我把多年记录的文字缕了缕，麻烦一个朋友传给新疆文学公众号版主，又麻烦吴丙龙总编修理、规置并刊了出来，受到网友和朋友的大赞。从此心里就有了一些少年时代激动。
也有一些不会交流的人竟然问：你还有文学水平、能写文章，没发现呀?
有一个杨副连长的朋友，碰到我就擂了一锤：在新疆文学上看到你的文章，我还不信，谁知文尾还有照片真是你，你啥时成了文学爱好者?
你说这叫什么话?你这种朋友的话，我一般都不尔视。说着我自信地呲着牙笑了。
文笔好了起来，这确实有点儿蹊跷。当然我自知算不上文笔多好，顶多是有较好文字表达能力而已;上学时除了文科学习相对轻松一些外，其他方面没有特别的表现或自带天赋的端倪。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家长都没有意识关注和培养孩子阅读兴趣。我不记得我读过或得到过多少的课外书，只记得自小学开始识一些字后，就喜欢连蒙带猜在我家的糊墙报纸上寻找我感兴趣的内容。除了顶棚上不去，能看到的地方基本都搜寻过了，像壁虎一样趴在墙上看，踩着凳子看，骑在床上的被子垛上看。等我看的差不多了，第二年春节又到了，又有新的报纸将陈旧的发黄的旧墙纸替代。
每年春节前，母亲挪箱倒柜，洒扫一番，后端着一锅面浆糊拿报纸贴墙的时候，也是我最兴奋的时候。闻着新报纸特有的油墨味儿就感觉特别幸福，这种味道总是和过年的记忆混合在一起，干净的院子、整洁的家具、油炸的锅气混合着报纸的墨香，在记忆深处闪闪发光。待墙糊好了，我会最先浏览那些醒目的配图，继而细看关于图片的文字注解，再寻找连载的故事和奇特的新闻等。那些报纸大多数是父亲去单位办公室找亲戚朋友要来的，一般按照日期叠摞整齐。母亲糊墙时绝不会关注日期与内容的次序，她只关心大小与平整，今年的墙糊的是否比去年的顺眼。我要想看完整一个连载故事，需要爬高上低或扒缝借光，像侦查小兵一样到处搜寻线索。往往是先看到了第五篇内容，又找到了第三篇，想要串联起来故事的情节就相当考验人的理解能力，倒也极大的锻炼了我对文字语言信息的理解和辨析能力;大半年下来，连载故事的脉络在我脑海里逐渐清晰。
到了四年级开始算，看了《艳阳天》3部、《金光大道》4部、《红旗谱》和浩然的《海的女儿》奇志篇正气篇。《新星》、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以及贾平凹的《浮躁》《商州》《废都》《白夜》《土门》《高老庄》等。后来到80年代，大型杂志刊物看过的有《征途》《红岩》《收获》《当代》《十月》和《钟山》等。看过作者王蒙、张贤亮、路遥、刘心武、贾平凹、张承志、谌容、苏童、冯骥才、王安忆、史铁生，梁晓声、王朔、莫言、叶永烈、陈忠实的作品。
那时到处相互借书看，母亲看到我拿很多书，吆喝我是书贩子。
趴在墙上读报纸的爱好持续了好几年。在学校认的字越来越多，看的越来越快。过去了那么多年，对儿时那种令人陶醉的专注却记忆犹新，毕竟那是个除了课本外很难获得任何其他读物的年代。
初中时跟着风儿在学校图书馆借过几本世界名著，对于拗口的外国人名也记不住，只大概了解了故事的内容，完全没有能力去欣赏作品的细节和名著的不凡。
比如外国的有《简·爱》小说看时到现在也有近40年了，很多细节已忘记，只记有个大概和认知：一是英国女作家夏洛蒂的长篇小说;二是世界如给你最好，先让你最痛;三是生命中最好的贵人，是不断努力的自己 ;四是重读《简•爱》。
只有灵魂契合，才是真正的“门当户对”，诸神的恩宠。
初中一年级时，很幸运，班里来的是上海知青老师，我很喜欢他们。就包括一起玩，他们很会“玩”，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一言一行都很潇洒，他们拉手风琴悠然自得的身姿和吹口琴那唯美悠扬的琴声，都使我崇拜不已。他们还有另外绝技：男的会跳现代舞剧“白毛女”、会跳“吴清华”，有一双白色的尖脚舞鞋。那时的知青，兵团文艺舞台上，吹拉弹唱，他们是当然的主角。篮球场上，乒乓桌前，他们是绝对的主力，“三大步”上得是那样标准，脚步移动得是那样矫健，一看就不是野路子，是少年宫、是规范的中小学教育培养出来的。当时的兵团，人员综合素质比地方上高出一大截，除了转业部队打下的良好基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兵团接纳了为数众多的支边青年。连队那时冬季排节目他们都是不可缺少的主角。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家里都有一个书柜。
我们的班主任，是一位很年轻的短发干练的语文老师，清瘦却有双明亮神气的眼睛。在一次语文课上她要求同学们写一篇200字左右的短文，写一个熟悉的或者看到过的场景，字数不能超，却需尽量生动。她的作文要求和其他语文老师的确不同，中学生习作一般要求400-600字数，我们还曾为了作文的字数凑不够而发愁，因此还有点儿逃避写作文。这200字数的要求反而激起了学生们的写作热情。
依稀记得我写的内容大概是说在一个狂风大作的傍晚，风卷起沙尘，迎面走来一个满面灰尘神色疲惫的中年男人，在我与他迎面走过刹那的交集中，观察到他的外貌和状态，他的眼皮黯然下垂着，脚步是如何的沉重，甚至写到了他的粗布鞋满是干透的黄泥。总之在200字数的限制内尽可能呈现出生动的细节描写，迫使我把语言文字极致的压缩，急中生智间还想出几个绝妙的形容词来。第二天上语文课，老师抱着厚厚一摞作文本走上讲台，从一叠的最上面拿起两本，说道：“这次习作同学们都完成的很好，其中有两个同学写的尤其好，今天我必须读给大家听并给他们公开点评。”接着她分别朗读并进行了点评，首先朗读了一位女同学的作文，她写了一个青春靓丽的女孩如何在一瞬间惊艳众人，写得非常优美，画面感十足。另一篇便是我的，我稍微有点吃惊，当老师念到我的名字，我心噗噗跳了起来，欣喜和紧张皆有，还夹杂着些许的得意。那一次的经历，勾起我很大的语文学习兴趣，虽然后来并没有学出多好的成绩，也没有真正做到持续的热爱文学和写作。但是在后来的四十几年后，我依然自信于有运用文字的能力，至少可以用文字来完整细致地表达我所思所想，这是一种特别快乐的体验。
很多时候，一个人在某方面获得一些能力，总是从一个特别的契机开始。如果说我的写作兴趣是我中学语文老师给予我的契机，是她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激发了我的写作表达能力，又及时做出肯定使我建立写作的自信;那么也许引导我接触并喜爱上了阅读、体验阅读的快乐以及开启了通过文字了解生活、了解社会的启蒙老师，就应该是我家糊顶棚糊墙的那些报纸。
1978年到1980年， 那时的报纸，不止光是新闻，还有散文随笔和兵团特色的小说了。
这样说应该也没什么不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