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厢房里的人家，在墙面上凿开了大的窗。
明亮的阳光照进屋子。
孩子们不管这些，他们一天到晚喊喊杀杀，拿着竹竿当长矛，在宽阔的院子和狭小的过道里战天斗地，跟小伙伴们互相搏斗半晌又握手言和，隔三差五互相揍得哇哇大哭，流着鼻血，脸上贴着红纸被送回家里来。
同住一个院子里，就有一种奇妙的气场，使这些邻人之间产生超越一般邻居的感情。
住在正对门的王家，儿媳妇生孩子没有奶水，一家人急得团团转，斜对门的韩家送过去了几个鸡蛋——那年头，鸡蛋是稀罕物件儿;东厢房的李家拿出省吃俭用的一碗白面——打了面糊糊给产妇，在当年算是营养品。
就这么共同扶持着，邻居之间竟然有了亲人一般的感情，至于孩子游荡到谁家吃几口饭都是稀松寻常的事——是我们自家里的孩子。
院子里的孩子也自然地分了院内外。
虽然内部纷争不断，但一个孩子受了欺负，整个院子里的孩子们就会呼啸着冲过去帮忙——无他，这是我们一个院子的。
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一些人家分了宅基地，在其他地方建了院子搬出去了。大杂院的格局依旧延续着，王家在正对面，韩家在墙背后，李家在旁边。逢年过节，有了好吃的东西，依旧会装在陶罐里送过去，还要在炕上坐一会儿，唠唠嗑儿。
陶罐上是鱼纹，人们用的多了，并不关心罐子上的图案，一直到市文化馆的人领着一位学者到家里来看罐子，才知道这是三四百年前的老物件。
此时，距离秦州一百多公里的秦安县，大地湾彩陶的发掘正在进行中，文物考古工作者终日灰尘满面，在土圪蹴里找宝贝，人们惊异于家里腌浆水的罐子竟然这么值钱，却对附近发生的重大事件一无所知。
杂院愈发破落了。
大门是昏暗斑驳的，几百年的风吹雨打，烟熏火燎，门与时光和平相处，谁也未曾饶过谁。
照壁被孩子们拿着粉笔涂得乱七八糟，仔细看还能看出雕刻的痕迹，但也没有人会仔细看，这只是个老破院子，不值得细看，更不要说院子里堆满乱七八糟的柴火，放在门外的炉子冒着烟，廊檐上挂着绳子，晾着汗衫内裤。这是典型的大杂院的风格，人们无心拾掇，一切都是杂乱的、草率的、临时拼凑的生活。
很快，没有分配到宅基地的人攒够了钱，买了商品房，搬了出去。经历了过去困难的生活，人们追求崭新，追求光鲜，追求一切看上去绚丽的东西。那个时候，城里的有钱人装修房屋时，流行罗马柱、描着金线的欧式家具和金碧辉煌的壁纸，这是经历了匮乏后人们在物质、精神上对自己狂轰滥炸式的弥补，并不需要一些假装自己清醒的人用鄙夷的“暴发户”字眼来提醒。
十来年的工夫，人们陆陆续续搬离老院子，大杂院里人声鼎沸的时光不在了。整个院子空荡荡的，窗棂是断的，屋门上还糊着孩子学拼音的纸，搬家的时候落下的破碗堆在桌子上，漂浮的尘土使这一切破败而凄凉，寂寞的风穿过堂屋，穿过厢房，穿过木雕的屋檐，就像千百年前那样。
后记：
2003年以后，传来一个新闻。
大杂院的南宅子下面有个地道。
人们闻讯赶去参观，密道的一头，就在以前王家住过的小厢房里。
王家全家扼腕叹息。当年要是往下挖一下，说不定能挖出金子来，但实地观看了以后，全家对于胡氏这样的大户心服口服——两米多深的地道，不是随便几锄头就能挖出来的。
名门大户人家，果然心机深呐!
不仅如此，他们造出来的房子也格外坚固。
经过修缮之后，“胡家宅子”的牌子被挂在那棵胡来缙选中的大槐树下，北面相对而立的是“北宅子”。
有一天，一位游客进了门，站在照壁前面半晌。他小时候最要好的朋友就住在这个院子里，他每天在门口喊她上学，都会羡慕她家门口的黑墙，那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隐隐约约的情愫还没来得及告白，两人就各奔东西，从此失去联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