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有句子往外涌动，仿佛蛹在化蝶，我写了一首不长也不短的诗，最后两句是这样的——
浪花白得可以站起来
蝴蝶是天空的一次对折
我也不知道怎样会在蝴蝶与天空之间划等号，蝴蝶是动的，天空是静的;蝴蝶是小的，天空是大的;蝴蝶是有翅膀的，天空只有胸膛——如果正好有太阳——那就是火热的胸膛。
好在蝴蝶不是火热的——它是哲学的，也是诗歌的，如果非说蝴蝶是火热的，那就是它有了爱情的时候。
在中国人固定的记忆里，尤其普罗大众，蝴蝶其实一直被爱情所比喻，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永远赋予蝴蝶以凄美之悲剧。在爱情里，蝴蝶是给人绝望的，一如在哲学里，蝴蝶是给人恍惚与虚无的。
而在老外的文字里，除了前面提到的纳博科夫，还有两位诗人，他们笔下的蝴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一首是汶川大地震后，日本诗人谷川俊太郎所写的短诗《蚂蚁与蝴蝶》：
蚂蚁因它们的小而幸存
蝴蝶因它们的轻而没有受伤
优美的语言也许能耐得住大地震
但此刻我们还是谨言慎行，将心中沉默的金
献给压在废墟下的人们吧
这首诗，非常轻盈，又非常沉重，有四两拨千斤之奇效，我读到了疼痛与擦伤，短短五行诗，却有千钧重量，那种让人窒息的歌吟，入肺入心。
另一首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奈莉·萨克斯，标题就叫《蝴蝶》——
多么可爱的来世
绘在你的遗骸之上。
你被引领穿过大地
燃烧的核心，
穿过它石质的外壳，
倏忽即逝的告别之网。
蝴蝶
万物的幸福夜!
生与死的重量
跟着你的羽翼下沉于
随光之逐渐回归圆熟而枯萎的
玫瑰之上。
多么可爱的来世
绘在你的遗骸之上。
多么尊贵的标志
在大气的秘密中。
这儿写的应该是一只蝴蝶的标本，但她处理这个题材，匠心独运，直接忽略了死亡，而代之以“多么可爱的来世”。全诗充满节奏感，短促的句子，与不停转换的场景，仿追时间与命运在暗中角力。奈莉·萨克斯对语言有先知般的敏感与精确，甚至一见到这个名字，我就条件反射地想起她那首妙不可言的《我们在这儿编织花环》——
我们在这儿编织花环
有人编入雷的紫罗兰
我只用一环草茎
充满沉默的语言
它使空中迸射出闪电。
诗人写诗，其实与捕捉蝴蝶无异，灵感之网，思绪之蝴，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看似手到即可擒来，哪知一个飘忽，只留你一个影子，让你呆呆然，怅怅然。
我曾神往一种状态，就是恍惚。这种感觉除了写诗能带来，捕蝴蝶时，也能带来，想象一下，有两只蝴蝶，一前一后飞，一只忽儿飞到了另一只左边，一只忽儿弹跳到了另一只的右边，一只简直是另一只的影子，或者说是另一只的恍惚——更准确点是出神。这时候，你简直可以像庄子一样发呆，到底哪个是我，哪个是蝴蝶?哪只是蝴蝶甲，哪只是蝴蝴乙?
假设蝴蝶甲叫张大贵，蝴蝶乙叫李小兰，那么，不准把它们写进神话与传说里，因为一写进去就必是悲剧，虽然动人感人撼人，但，再漂亮的悲剧也不如凡俗的生活来得亲切，瓷实。
我宁愿张大贵与李小兰活在世俗里，在柴米油盐中过实实在在的日子，男蝴蝶与女蝴蝶，像世间的所有人一样，有锅碗瓢盆的日常，也有柴米油盐的悲欢。正像发明白话诗的胡适，1916年秋天，准确说是8月23日写下的那首著名的《两只蝴蝶》一样：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胡先生这首诗，是开天辟地的，这两只黄蝴蝶是他的两把金灿灿小斧头，从此劈开了汉语身上的枷锁，斩断了对偶，韵律，以及腐朽的气息，他只让词变成活泼泼的孩子，自由而美丽，有血有肉有坚硬的骨殖，通过两只蝴蝶——这两把最小号的钥匙，他给我们打开无限的天地。
这，可谓是另一种意义的“蝴蝶效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