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有片黄土高坡。
黄土高坡上有一条延水河，延河边有座宝塔山……
宝塔山、延水河、土窑洞，作为革命圣地的象征，它曾激发过几代人的革命热情，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去赴汤蹈火，去流血牺牲。
作为革命圣地，这里曾孕育产生了对中国革命影响至深的延安精神。延安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边区建设，都曾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里，中国共产党度过了她最艰难困苦的时期;也创造了她最辉煌炳世的业绩。以至在半个多世纪里，延安精神都是一个探讨不尽的话题。
01
九十年代第三个春天到来之后的一个倒春寒的日子，在安徽省军区一栋朴素的住房前，我们叩响了一位曾是延安人的家门。
这位延安人就是安徽省军区原副司令员、老红军、老将军高朗亭。
已届八十高龄的高老仍耳聪目明，身体硬朗。我们在楼下敲了两下门，高老立即从楼上应声而下，他热情地把我们让进屋里。
高老是在陕北黄土高原上出生和长大的，是延安邻县的延川县人。1929年，他在学校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十几岁就在家乡组织红军游击队，到处打土豪分田地，是陕北第一支红军游击队(九支队)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是陕北早期武装斗争的组织者、参与者，是西北革命的见证人，他跟随陕北红军领袖刘志丹闹革命，出生入死，英勇奋战。1932年，他加入共产党，曾历任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政委、司令员，陕北游击队九支队、第二支队政委，第三支队队长，陕北游击队第一、二支队总指挥，西北军区侦察科长、西北红军医院院长;抗战时期任延安市长、甘肃合水县长、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武装动员部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大队大队长，八路军留守兵团三八五旅副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宝鸡军分区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青海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战术战役教研室主任、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红军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一番寒暄之后，我们的话题就由高老曾是延安市第一任民选市长说起。
在高老长达半个世纪的戎马生涯中，这是他为数有限的一次地方任职。对这段经历，他记忆犹新。
他说：“1935年l O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西北红军胜利会师。1 936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直属机关进入延安。延安有三千年的历史，旧制是一个府，民国时期是延安县。居民有5000多人。一直保持着古老的风貌。城墙环绕，四周都是黄土山，自古就是个战略要地。”
“延安市成立之后，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渠同志曾当了3个月的市长。1937年9月，边区推行民主运动，开始选举市长。那时，我是当时陕甘宁特区民政科的科长。本来，当时在延安，比我有本领的人多的是，中央机关还有些领导同志。我被选上市长，这功劳应归功于敌人的宣传……”
说到这里，高老捻着上翘的八字胡须，颇为豁达地笑了起来。
原来，当时二十岁出头时高朗亭，就拉起了红军游击队在延安附近活动，与敌人周旋，在陕北民众中很有影响，当时还有人给他编了个歌谣：“天上乌云变红云，红军出了个高朗亭。山中老虎他不怕，土豪见他逃性命”。这一下，他成了敌人的眼中钉。关于他的消息行踪，经常出现在敌人的布告和报纸上，今天说高朗亭被抓住了，明天又说高朗亭被打死了。经常造谣，蛊惑人心。本来，延安人不晓得有个高朗亭。哪知这样反而提高了他在延安城的知名度。民主选举市长时，人民代表有人提名他作候选人，他以一个科长的身份参加选举，被人民代表大会选为市长。
那一年，高朗亭二十四岁，现在看来可能仍是一个稚气未脱的毛头小伙儿，但那时的他已经经过几年的血火锤炼，担当起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陕甘宁边区政府所在地延安市市长的重任。
“当时的延安市政府，机构和人员都相当精练。市政府只设四个科：民政科、财政科、教育科、经济建设科;市政府配一名秘书、一个管理员，一个公务员，总共三十几个人，另外，市政府下辖一个公安局。在红军没有进延安之前，城里有一个工农监察局，负责党内、政府监督，民主政权成立以后，这个职能就改由公安局兼负，公安局既管社会治安，也负责党内、政府监督。当时政府人员虽然不多，但要干的事却不少。当时延安市居民就有五千多人，加上中共中央、军委等直属机关，有两三万人，衣食住行，也是够忙乎的，社会治安、市政管理、生活生产……，都要市政府组织协调。尽管当时工作条件不好，我们市政府还是本着勤政为民的指导思想，做了一些事……”
接着，高老梳理了一下1937年至1940年他任延安市长期间，做的三件比较大的工作：
一、县城建设。延安是一座古城，由于兵荒马乱，县城建设无人过问，年久失修，到处破旧不堪。延安市成立后，市政府筹措资金、协调人员，把城内的街道路改造一下。但刚修了一半，还没最后完工，就遭到日本的飞机轰炸。
二、成立军用代办所为前线部队转运军用物资。当时陕北的绥远、榆林是抗战的前线，国民党有十几万部队在前线作战。军用物资都从西安调拨，发往前线，必须由延安转运。当时是国共合作抗战时期，延安市政府成立了军用代办所，组织民工、手推车、驴马骡，昼夜不停地转运军用物资。几百吨几百吨的食物、衣服、枪弹从延安出入境，没有发生过丢失损坏现象，受到了国民党方面有关人士的称赞。
三、组织群众重建家园和开展大生产运动。1938年到1939年，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对延安进行轮番轰炸，使古城延安几乎成了一片废墟。在敌人轰炸期间，市政府组织人民群众防空、转移。轰炸之后，城里成了一片废墟，无法生活居住。市政府组织群众在附近的山坡上劈土打窑洞，重建家园，开展生产自救，并在城外新建了一个市场，保证正常的物资贸易交流。
高老接着说，延安虽是小，但当时是中央、军委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所在地，是中国的红色中心，地位很高。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以及边区政府的领导，都很关心延安市的工作，经常了解情况，作一些指示，延安市当时得到了他们的直接关怀和指导。
02
当提到廉洁奉公时，高老意味深长地说：
“延安时期生活是非常困难的，当地物资不丰富，加上日寇和国民党的双重封锁，致使生活更加艰苦。当时从毛主席到公务员，大家都是一样的待遇，吃小米穿土布，每人每月一元钱的零用，也就是买支牙膏。但是在那艰苦的环境中，人们的思想意识很纯洁，我在延安任市长的4年时间里，没有发现有贪污腐化现象。对于贪污腐化问题，我们党和军队历来是坚决制止的，非常非常严格，红军时期，贪污20元以上就要枪毙。这都是有据可查的。红军中有一个战士打土豪时弄了一件绸袍，被枪毙，这是听人说的，我没亲见。我所亲见的，是我的游击支队的一位政委，他是小商贩出身，有一次打土豪弄了一件首饰，没上缴，当时大家都不知道，后来有一位知情战士检举，查实后，经研究把他撤职了。”
“贪污腐化、不正之风，这些都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东西，与我们共产党人是格格不入的。延安时期这个工作抓的比较好，我觉得有三条经验：
一是动员群众监督。群众监督很厉害，他们也很负责，不论是机关、部队还是社会上的，发现了就举报监督。碰到坏人坏事，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让这种现象没有市场。
二是纪律严明。一经发现，严肃查办。
三是宣传教育。那时的宣传教育抓得紧，一杆子插到底，中央的政策精神让广大群众都知道，便于监督，也便于自我教育。”
“当然，现在时代不同了，延安时期能做到的，现在不一定能做得到。你譬如说现在人民的物质生活丰富了，不能老是提倡穿草鞋吃小米。眼下，我们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因为我们的经济还很落后，我们的国家还很穷，我觉得延安精神还要发扬。延安精神，就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就是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就是一种不甘落后挨打，努力壮大自己的精神，是一种廉洁奉公的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髓。”
“现在有的人一提艰苦奋斗，一提光荣传统就不屑一顾，认为不入时，是陈芝麻烂谷子。但我觉得延安精神不仅仅是共产党的精神财富，也是人类共有的一种精神财富，就是那些有所作为的资本家，只所以能够成功，也离不开这种精神，只不过目的不同罢了。”
说到目前有些人利用权力，大肆挥霍浪费，用公款请客送礼，高老非常气愤地说：“这是忘本，也是败家，我是极不赞成的。有些人已经忘记了，我们现在仍很穷，仍有许多群众生活在贫困线上。”
对群众反映有些人车越坐越好，高老笑笑说：“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可能有些人要说我老朽。我以为，车子是我们用来工作的交通工具，高级和低级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高级轿车，既增加不了我的智慧和水平，也提高不了我的身份。我骑过马、骑过自行车，坐过独轮车、大卡车、吉普车、小卧车。现在坐车是一种待遇、一种级别。听说有些机关吉普车不给进，我还没碰到过。坐什么车我是无所谓。对那些比较讲究的人，我倒想提醒一句：不要忘记群众。”
03
在担任延安市长不到3年的时间里，高郎亭坚持原则，秉公办事，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难事，受到了群众的好评，有两件事被传为佳话。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南京政府扬言要轰炸延安城，群众纷纷逃离，延安老城区东关小学也停课休学。看到学校空着，刚迁到延安的红军总参谋部便搬了进去。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外逃的群众又陆续回到延安。但学生们却无法复课。老校长到处反映情况，但一时解决不了。老校长无奈之下只好找到当选市长才几个月的高朗亭。老校长是个老学究，平时总是斯斯文文的，可这次见到高市长，却大声喊道：“高市长，都说你是个硬汉子，井岳秀的86师和盖世儒的保安团你都不怕，我们才选你当市长的。红军是为老百姓谋利益的，你就更不怕了吧?!”高朗亭被弄得莫名其妙，问道：“你到底有甚事?”
于是，老校长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从头到尾说了一遍。高朗亭听罢，对老校长说道：“占学校的房子不给是不对的。你放心，保证叫你10天之后开课。”从高市长办公室回到家，老校长立即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学生家长和各位教师。但大家都将信将疑：“十天后开课?可能吗?”。
老校长走后，高朗亭了解情况，立即找到在家负责工作的副总参谋长滕代远，说明来意，滕代远挠挠头道：“我正在想办法，可是你也知道，延安的房子很难找。”高朗亭着急地说：“我已在老校长面前表了态，总参谋部必须在10天内搬出去，耽搁一天学生就失学一天。”滕代远也认为高朗亭说得有道理，但一时半会往那儿搬呀。
见滕代远还在犹犹豫豫，下不了决心，高朗亭一着急，质问道：“到底搬还是不搬?”这一说，滕代远心里不舒服了，有点不耐烦地说道：“暂时不能搬。”
“那好，我去找彭老总，我就不信，还没有说理的地方了。”说罢气冲冲地走了。
一听高朗亭要找彭老总，滕代远担心事情闹大，答应马上想办法。不到10天，总参谋部全部搬出，并把舍校卫生打扫得干干净净交给学校。
抗战初期，延安频遭敌机的轮番轰炸，抗日军政大学的许多校舍被炸毁，不得不搬到延安城外打窑洞。当时木料门窗比较紧张，抗大直属机关有些人在搬迁时顺手把一些被炸毁的民房的门窗拆掉，准备用在自己的窑洞上。当抗大学员抬着门窗出城时，被市内的警察分队拦住了。警察要抗大的学员放下门窗再走，抗大的人不愿意放，于是发生争执，抗大的一位班长还鸣枪示威。听闻此事后，高朗亭很生气，他径直找到抗大教育长罗瑞卿，直言罗教育长对部下管教不严。罗瑞卿当时对高郎亭不大熟悉，对学员拆门窗的事情况也不大清楚，突然被一顿批评，这时也有气，二人话不投机，不可避免地吵了一架。事后调查，这件事确实是抗大有人做的不对。几天后，抗大直属机关与延安市政府举行了一个恳谈会，罗瑞卿到场，当场表扬了警察认真维护群众利益的精神，对涉事人员做了严肃批评处理。高朗亭也在会上就自己的态度问题向罗瑞卿作了自我批评。从此，两人结成至交好友。
临别时，我们和高老的话题又回到了现在的延安。
高老说：“从1948年离开延安，至今只回去过一次。”那就是1983年，高老回到了阔别35年的延安。高老说，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延安人民的生活有了变化，延安市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与别的地方相比，经济还不发展，仍属贫困地区。
“但愿延安能走出那片黄土高坡，走上更加富裕的道路。”这是那片黄土高坡的游子和一个老将军的期盼与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