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塞勒姆和康科德。我去美国之前，朋友建议说。
霍桑的《红字》和七角楼，是大学外国文学史课留给我的记忆。后来，我再选修过美国文学专题课，霍桑的印象强化了，而梭罗始终在我的课堂笔记本之外，文学史以小说研究为中心的现象由来已久。八十年代初，我对徐迟的诗和报告文学特别有兴趣，即便是他的报告文学也才华横溢。他曾在东吴大学文学院就读，我现在供职的校园留下了他的足迹。我是顺带读到了他翻译的《瓦尔登湖》。梭罗、爱默生、霍桑几个人的名字这才组合在一起。
在《瓦尔登湖》译本序的开头，徐迟说：“你能把你的心安静下来吗?如果你的心并没有安静下来，我说，你也许最好是先把你的心安静下来，然后你再打开这本书，否则你也许会读不下去，认为它太浓缩，难读，艰深，甚至会觉得它莫名其妙，莫知所云。”这段文字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心生浮躁时，我还会想起徐迟说的：“你能把你的心安静下来吗?”一个人要安静下来大概不是很容易的，患了抑郁症的徐迟一九九六年在医院跳楼自杀。十年之后，在浙江南浔徐迟的塑像前，我穿了件红色的T恤，靠着他的肩合影。我想起他在七十年代末的诗作《八十年代》，他歌吟道：“我们将脱下旧衣裳，换新装对镜重梳妆。”八十年代过去了，九十年代过去了，新世纪十年也快过去了，我们还在对镜重梳妆，但徐迟自己把那面镜子砸碎了，“我们”在破碎的镜子中也四分五裂。
如果不是霍桑故居前那片豁然开朗的海、阳光和微风，塞勒姆留给我的差不多是十七世纪便云集的阴影。塞勒姆的女巫博物馆(WitchMuseum)和女巫地牢博物馆(WitchDungeonMuseum)，那些再现的场景虽然是仿制，但血腥的味道一样散发着。我许多年没有产生过这样恐怖的感觉，甚至仿佛看到了霍桑的祖先，审巫法官之一的约翰·霍桑的恐怖眼神。那位写出了《红字》的那塔尼尔·霍桑后来说他的这位先祖身上沾着的受害者血迹再也洗不掉了。在国内，我们很少听到有人这样说自己的祖先。我差不多是从这两个博物馆逃离出来的，坐在马路上使劲地抽烟以排遣那一丝丝恐怖感。我不是史学家，只是想到了一个最简单的问题：生活的安全感从何而来又如何得到保证?
也许是因为读过《瓦尔登湖》，等到站在湖边身临其境时，我和我的同伴都不免失望，这种感觉倒是预期的。瓦尔登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瓦尔登湖》和他的作者梭罗。我赤脚站在湖水中，五月的湖水仍然刺人。没有瓦片，我用水中小的石块打起水漂，在不远处只有小圈的涟漪。我想象，梭罗当年坐在自己的船上吹长笛时，船身荡起的涟漪也该是这样的。梭罗用了二十七点九四美元搭起来的那间木屋和小柴棚，在湖的对面山林中，诗人惠特曼当年去寻访时也“仅仅是一堆表示纪念的石头了”。我们也想模仿惠特曼，拿一块石头放在石堆上。但算来算去，如果越过山林，到大小木屋的遗址，我们当天便无法去瞻仰梭罗、霍桑、爱默生等人的墓地了，我们想拣几粒小石子放在梭罗的墓碑上。在瓦尔登湖停车场附近的那间仿制的小木屋里，我坐在写字台前，想着梭罗当年写作的样子。如果到达了小木屋的遗址，这间小木屋或许就在心中坍塌了。
我是第二次到康科德，上次除去了战场、在候车时吃了著名的冰激凌外，并无其他活动。从瓦尔登湖步行到镇上时，差不多是傍晚了。我们先在一座公墓寻找埋葬梭罗等人的“作家坡”，但一无所获。问了行人才知道“作家坡”在“睡谷公墓”。到了那里发现这个公墓太大了，我们几个傻傻地分头去寻找未果，还是郭博士返回公墓入口处找到了指示图，这才有了大致的方位感。梭罗、霍桑、爱默生几位能够葬在一处，也能算一段“佳话”。但墓地的情景实在太出乎我们的预料，尤其是梭罗的墓碑之小，比我们想象中的简单还要简朴得许多。早两年，我读过惠特曼的《典型的日子》中译本，书中有“康科德其他记事”一节。惠特曼从康科德战场，坐了半个小时的马车到了睡谷公墓，拜谒霍桑与梭罗的墓地。那时爱默生还健在，他们夫妇招待惠特曼的晚餐让惠特曼充满了最愉快的记忆。想必当时的马路远不是今天的样子，现在即便坐马车从康科德战场到睡谷公墓也不用半小时了。惠特曼写道：“在这‘睡谷’中，这公墓山上一片林木茂密的宜人之地，他们比邻长眠。霍桑的坟墓已经变平，覆盖着茂密的爱神木，边上有一座凉亭，里面写着死者的简历。梭罗的墓前立着棕色的墓碑，普通而精致，刻着题词。”我们所见和惠特曼相差太多。我印象中没有凉亭，梭罗墓碑的棕色也早已消退。比较起来，霍桑和爱默生的墓碑还有些气派，或许与他们的家境也有关系。梭罗的墓碑几乎是趴在地上，大概只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艺大系》那么大小，只有趴在地上才能感觉到这块墓碑是立着的。墓碑的上端有几粒小石子，是凭吊者的纪念。
关于梭罗的小木屋、《瓦尔登湖》和墓碑，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阐释。其实，梭罗给我们的启示，应对的正是我们至今仍然未能解决的问题：我们该如何生活?这是和如何安全地生活相关联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徐迟在《瓦尔登湖》的译序中曾说：“真正的梭罗却已在一个安安静静的海洋上，他向往于那些更高的原则和卓越的人，他是向往于哲学家和哲学了。”而梭罗又是这样谈论哲学家的：“近来是哲学教授满天飞，哲学家一个没有。然而哲学教授是可羡慕的，因为哲学教授的生活是可羡慕的，但是要做一个哲学家的话，不但要有精美的思想，不但要建立起一个学派来，而且要这样地爱智能，从而按照智能的指示，过着一种简单、独立、大度、信任的生活。”我们是否已经过着梭罗所说的这样一种生活，我想，没有谁有把握。如果我们把《瓦尔登湖》只看成是写人与自然的书，势必局限了梭罗。
我更愿意把梭罗他们称为知识分子，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作家。杰出的思想总是产生在思想者与现实的紧张关系之中，而不是恰恰相反。不必说爱默生，他的讲演《美国学者》被视为美国的“思想独立宣言”。梭罗的那篇《论公民的不服从》同样是思想史上的经典之作。梭罗如是说：“说实在的，作为一个公民，而不像那些自称为无政府的人，我并不要求立即废除政府，而是希望立即能有一个好一点的政府。让每一个人都说说什么样的政府能赢得他的尊敬。这是建立那种政府的第一步。”“我想，我们首先应该是人，其次才是臣民。仅仅为了公正而培养尊重法律的习惯是不可取的。我有权承担的唯一义务就是在任何时候做我认为是正确的事。”我们都熟悉这篇文章写作的背景，他是由林中的小屋返康科德镇取回修补的皮靴而路遇警察的，在一夜的牢狱之后他写了这篇“檄文”。所以，梭罗与瓦尔登湖，其实是一个思想者的故事。
“五四”以来，现代中国能够称为知识分子的作家并不少见，但文人作家可能更多。二〇〇六年秋天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开会后，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发过我们为何没有自己的故事、没有自己的思想生活这一感慨。近三十年来，我们不乏优秀作家作品。但是，和梭罗，和鲁迅相比，我们并没有形成自己的简单、大度、独立、信任的生活。生活的格式化和思想能力的贫弱(不能完全说没有思想能力)，足以让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雷同和贫乏。在这个挤压的时代中，我们能否有自己的故事和讲述故事的方式，也许决定了文学的生死存亡也影响着知识分子的未来。在真实的生活中，我们几乎都被格式化了，我们自己也用某种方式包裹、装饰了自己。我们在文学中似乎和各种各样的故事与讲述者相遇，故事不断被生产，甚至有些过剩，至少那么多的长篇小说让你眼花缭乱。但是，这些故事，与我们的生活，与我们的思想生活有多大关系?我不清楚，写作者的思想能力从何时开始变得不重要了，世界观从故事中消失再次呈现了写作者哲学上的缺失和贫乏;我不清楚，写作者的个人品格是何时从作品中消失的，是因为我们没有品格，还是因为我们无法呈现自己的品格;我不清楚，写作者的文字为何没有了自己的气息，文字应当是自己的血液中过滤出来的。
当我们走出康科德镇，终于疲惫地坐在月台的椅子上候车时，我想，多少年以后关于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包括文学知识分子)的传记，比起哪个时代来都可能更显单调、贫乏与划一。我们没有自己的故事，没有事件也没有细节，冲突与越轨都会被适时地控制与调节。我一直觉得这是我们与我们时代的悲哀。然而，我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不认为这是我们的全部。我们的内心中应该还生长和挣扎着另外的生命迹象，而这种迹象可能更真实地残存和保留了我们与我们这个时代的秘密。倘若这只是这个时代的我们的一部分，那么，这一部分如何存在于文学中?文学，是否有可能敞开我们内心的复杂性，留下时代和写作者本人的这一面与那一面?这种可能，取决于我们能否有自己的生活，然后是故事和讲述故事的方式。
再见，康科德。
再见，瓦尔登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