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进入头陀中学读书时，方志义是教务主任，我们都尊敬地喊他“方主任”。方主任头发花白，是个年近半百的小老头，中等身材，有些瘦弱，满脸严肃，不苟言笑，不怒自威，令人生畏。他主要忙于学校的管理工作，很少授课，我们只是在学校开大会时才能聆听他的训话。那时开大会没有礼堂，会议就在操场上举行，学生自带板凳坐在下面，台阶上摆几张课桌、几张椅子这就是主席台了，没有话筒、没有扬声器。每次方主任都是正襟危坐在主席台上，他训话时声音宏亮，硕大的喉结上下滚动，有时一激动从座位上站起来，左手叉腰，右手做着各种手势，有些动作很夸张，引得台上台下一片笑声。
中学三年我与方主任很少接触，他是高高在上的校领导，我只是几百名莘莘学子中的普通一员，平时难得见面，有时偶尔碰面，也只是礼节性地打声招呼，还有些学生见到他绕道而行，害怕冒犯了主任大人的虎威。
1987年，郑毅老师因特殊原因突然调离头陀中学，杨善发老师到我家找我去代课，当时，我家人口多，经济困难，代课教师待遇低，我就婉言谢绝了。没过几天，杨老师陪同储云校长再次登门，盛情难绝，我来到了头陀中学。我自1981年毕业后，还是第一回母校呢!学校变化不大，我在教师宿舍拜见了方主任，这是一个面积不大的套间，里面是卧室，外面是办公室，房子有点旧，方主任是创办头陀中学的几位元老，一直在这里工作生活了许多年。我在中学读书时他就在这里办公，办公室非常简陋，一桌一椅一木沙发而已，墙壁上悬挂着巨大的课程表，站在课程表前全校所有的课程安排都能一目了然。办公室没有什么变化，方主任却比从前显老多了，花白的头发已经现出了秃顶，面部的皱纹更深更密了，但仍然精神抖擞，两眼炯炯有神。方主任对我很热情，他扳着手指如数家珍地和我说起，我的那些同班同学谁谁在那里读书或工作，他还不无遗憾地说，你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没有继续升学深造实在是太可惜了。没有想到日理万机的方主任，对我们这些学生在学校里和出身社会的情况都了如指掌。方主任考虑到我家庭的实际困难，特意将我所授的课程安排在星期一至星期四(每星期十四节课)，这样一个星期有三天时间可以在家里耕种责任田，既可以不误教学又不耽误农时，这是一个多么人性化的合理安排啊!
安排完工作后，方主任又和我促膝谈心，“我知道你不容易啊!当初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没有继续升学，辍学务农，幼小瘦弱的肩膀过早地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你不气馁，不屈服，白天下地干活，夜晚读书自学走文学创作的道路。孩子啊!这可是一条非常艰辛的道路啊!今后，你可以将你写的文章送给我看看，我当你的第一个读者。”
当时，我正在写《头陀河暴动领导人胡祥仁传》，我就将这篇文章送给了他，方主任戴着老花眼镜很认真看了起来，那情景有些像老僧入定。当他看到“红军打退了伪军的多次进攻”时，方主任在“伪”字下面用红笔划了一道杠。他指着“伪”字非常严肃地说：“你文章中说的是‘红军与国民党军队交战’，国民党军队只能称‘国军’或‘敌军’，称‘伪军’就是大错特错了。‘伪’是虚假，不合法之意也。抗战时期，在日本的扶持下成立的政权统称‘伪政权’，如：伪满州国、汪伪政府，他们建立的机构称‘伪’机构，组建的军队(皇协军)称之为‘伪军’。解放初期，国民党残余与各地的地主武装、反动的道会门互相勾结成立的政权称之为‘匪政权’，所建立的军队称为‘匪军’，这就是剿匪反霸特殊时期的特殊称谓。写文章一定要字斟句酌，仔细推敲。古人有‘一字千金’之说，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用错了，其意就会大相径庭，就会影响文章的质量。”我是何其之幸运，因一个“伪”字，引起方主任这篇循循善诱的教诲，他给上了一堂生动的现代史知识课。我与方主任经常接触发现他貌似严厉，其实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
方志义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我们头陀工作，从头陀小学到头陀中学，从教师到走上领导岗位。他治学严谨，办事一丝不苟。他还是一个写作高手，工作之余，常常给报刊写稿，文革后期，他写的一篇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人为人事为事事在人为，天连地地连天天地循环。”有人说他是“鼓吹天命论对社会不满，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因而遭到批判。他虽然未被开除公职，却被打入另类而得不到重用。他在头陀中学当了十几的教务主任，和他搭档的校长不是改
行就是高升了，换了一任又一任，后来的校长都是他的学生，而他这位前辈却一直在原地踏步直到退休。好在他胸襟广阔，豁达大度，他终生追求的就是教书育人，别无他求。他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都奉献给了他所挚爱的教育事业和他的学生。我们这些他的学生将永远记得他、想念他、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