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探小说的两派
我是个侦探小说迷，去年夏天以来所读尤多。新看的两套值得一提，一是约翰·狄克森·卡尔所著“菲尔博士系列”，一是雷蒙德·钱德勒的七部长篇小说。
侦探小说有“硬汉派”与“古典派”之分，钱德勒是前一派的代表人物，卡尔则是后一派的重要角色。
钱德勒写过一篇文章，题为《简单的谋杀艺术》，用作所著同名短篇集的引言。其中说，侦探小说“写作的特点之一是，吸引读者阅读这种作品的因素，永远不会过时。那个主人公的领带可能有些老式了，那个探长老头儿可能是坐单驾马车来的，不是坐警笛嘶鸣的流线型汽车，但是他到了现场以后所做的事仍是像过去那样核对时间，寻找烧焦的纸片，研究是谁踩了书房窗户下开得好好的草莓花圃”。这段话几乎可以概括爱伦·坡《毛格街血案》以降所有此类作品。硬汉派小说同样包含这种因素，虽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别的东西。
侦探小说又称推理小说，本是因为日本战后文字改革，取消了日文中“侦。”
这汉字，所以才另外命名;但歪打正着，恰与此类作品中发生的一种变化相合：
《毛格街血案》里杜宾那路“侦探”，现在几乎见不着了。杜宾属于“社会闲杂人员”，智力却在警方之上，案件得以侦破，全是他的功劳。以后柯南道尔、克里斯蒂和卡尔等都袭用了这一模式。现实情形显然与此相去甚远。目下这类小说里，破案多半只靠警方——不管是探长，还是刑事鉴定专家——去“推理”了。
而在坡他们那儿本来有的侦探与警察之间智力上的对比，也就不存在了。
说来此种变化，在埃勒里·奎因笔下已见端倪：侦探奎因的父亲是警长，他才得以介入案件侦破——《希腊棺材之谜》就讲道：“他作为理查德·奎因探长的儿子，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地位。”“其实呢，对于埃勒里那种引经据典地依靠纯粹推理来解决实际刑事犯罪问题的方法，连那位老成持重的探长也带有怀疑。”老奎因不啻是将柯南道尔等人作品中必有的“助手”与“警察”两种角色合而为一。当然这可能也与当时英美警方制度或习惯上的不同有关，就像罗纳德·A·诺克斯《闸边足迹》中那位号称“持有美国侦探协会开具的AI侦探资格证书”的“库克先生”所说：“英国警方允许业余侦探插手这样的案子，作风确实不同凡响。唉，在芝加哥，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会拿着左轮手枪把平民百姓挡在警戒线之外的。”无论如何，警方是需要杜宾、福尔摩斯、波洛、菲尔博士和奎因帮忙破案的，尽管有如《毛格街血案》所说：“不管那位(警察)局长对杜宾多么有好感，他也未能完全掩饰住情况的急转直下使他产生的懊悔，忍不住冷嘲热讽了两句，说什么任何人都搅和进他的公务不甚妥帖。”警方总归承认杜宾等人的智力优势，不论是否情愿。
钱德勒塑造的菲力普·马洛的境遇却大不相同。警方总是拒绝他这个私人侦探“搅和”到案件侦破之中。马洛首先要为自己在破案过程中地位的合法性而斗争，这几乎贯穿于钱德勒的所有作品。杜宾、福尔摩斯、波洛、菲尔博士和奎因从根本上讲与警方的诉求是一致的;马洛则不仅要对付凶手，还要对付警方，而后者给他设圈套、殴打他的次数，可能比前者还多。马洛之为硬汉，根植于此。
后来的劳伦斯·布洛克被认为是继承了硬汉派的衣钵，他写的私人侦探马修·斯卡德虽然并无执照，但毕竟当过警察，论处境比起马洛要强多了。
钱德勒说，侦探小说通常“是作为逻辑推理问题提供给读者的”。古典派的忠实读者，甚至因此对硬汉派有所拒斥，“他们认为要是小说中没有提出一个正式严格的难题，环绕着它布置好贴有整齐标签的线索，那就谈不上是部侦探小说。”杜宾、福尔摩斯、波洛和奎因所面对的都是这里所说“正式严格的难题。”
和“贴有整齐标签的线索”，而菲尔博士一再遇到的“密室杀人”案件，则将此推到了极致。对于其中根据“线索”借助“逻辑推理”以解决“难题”的主人公亦即侦探来说，所需做的只是看和想。当红的侦探小说家杰夫里·迪弗的“林肯·莱姆系列”中，负责破案的刑事鉴定专家莱姆全身瘫痪，只有一个指头可动，现场勘查、搜集证物有赖于女助手阿米莉亚·萨克斯，两位合起来正是杜宾、福尔摩斯、波洛、奎因或菲尔博士，所以走的还是古典派的路子。
《毛格街血案》中杜宾首次露面，即被称作“绅士”，这个词儿也可以用来形容福尔摩斯等一干人。而马洛破案，不仅动脑子，还得动手。我曾说，在侦探小说中，主人公不是性格，而是逻辑，侦探只是逻辑的化身。马洛却是个有血有肉的人。“他相对来说是个穷人，否则他就不会当侦探了。他是个普通人，否则他就不可能走到普通人中间去。他爱惜自己的名誉，否则他就不知道自己干的是什么工作。他不会无故受人钱财，也不会受了侮辱而不予应有的报复。他是个孤独的人，他有自尊心，你必须待之以礼，否则下次见到他时就后悔莫及。他说话同他同时代的人一样，那就是出语辛辣诙谐，富有幽默感，厌恶弄虚作假，蔑视卑鄙小气。故事就是这个人寻找隐藏的真相而做的冒险，如果不是发生在这个擅于冒险的人身上，则也不成其为冒险了。他的知识之广令你吃惊，但这是理应属于他的，因为这属于他所生活的世界。”钱德勒所说正是马洛;而这里人物性格不仅关乎他的命运，也决定了情节的进展。这与古典派侦探小说的主人公常常具有特殊相貌或特殊习性，并不是一码事。举个例子，菲尔博士“块头很大，走路通常要拄两根拐杖”，“爱好听乐队表演、看多愁善感的通俗剧、喝啤酒，还有看胡闹的喜剧”;但是假如他不是这样，照样能破那些案子。至于布洛克的斯卡德，一面破案，一面戒酒，多少借助破案来化解自己曾是酒鬼、丢了警察差使的心理困境，与马洛的情况还是有所不同。
钱德勒以“现实主义”形容自己这一派侦探小说，而马洛的故事的确在现实世界中可能存在。也正因为这样，这些作品被评论家提升到纯文学的高度。相比之下，古典派侦探小说只是一场智力游戏。但在我看来，藉此尚不足以判定孰高孰低。我只是对于古典派的前提——这个世界是符合逻辑的，可以利用理性加以把握，而体现理性与正义的作为，总是有成效和有意义的——有所质疑。钱德勒说：“这个世界可不是一个香气扑鼻的世界，却是你生活其间的世界。”它充满了悖论与莫名其妙，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比比皆是。相对于硬汉派侦探小说之为现实主义，古典派侦探小说可以说是浪漫主义——这是一种逻辑上的浪漫主义，与道德上的浪漫主义殊途同归。虽然硬汉派仍然写案件侦破经过，并未彻底摆脱这一前提，但古典派逻辑上的浪漫性，以及由此所体现的对我们这个世界的基本看法，显然已被大大削弱了。也许有读者因此嫌硬汉派不够纯粹，或者反过来嫌古典派不够真实，亦各遂其愿而已。其实钱德勒所著各种也有差别，以《湖底女人》与古典派最为接近，而《漫长的告别》距离最远。在《漫长的告别》这部钱德勒成就最高的作品中，马洛与其说在破案，不如说在延缓破案，因为对他来说，世界上显然有比破案更重要的东西。
(选自《中华读书报》2008年5月14日)
我读外国文学
我不止一次提到整整30年前，外国文学作品允许公开发售的事儿。那年“五一”过后，新华书店送书到大学里卖，我买到的有《鲁滨逊漂流记》、《莫泊桑短篇小说选》、《安娜·卡列尼娜》、《契诃夫小说选》、《易卜生戏剧四种》等。书都用的是印报那种糙纸，而且把原本大32开本印成小32开本，天地特窄，许是印量太大，纸张供应不及的缘故罢。时至今日，我们买什么书，读什么书，不说随心所欲，总能自作主张，正肇始于当初的“解禁”。
上面提到的几本书，现在还在我的书柜里摆着，因为尚可一看，虽然《鲁滨逊漂流记》和《安娜·卡列尼娜》已有替代译本，而莫泊桑、契诃夫的小说和易卜生的剧作都出了全集了。说来我的阅读口味，30年并无太大改变，尽管有些早先爱读的书，现在已经兴趣不大，但总归没有离开这个圈儿。朋友曾转告别人对我的议论：“说实话，我对他对外国文学这么感兴趣有点不解。他这个年纪还这么喜欢读小说，也是一种怪事了。”这些年我写东西的确较多涉及外国文学，但说不上是“坚持”。不过往身边看看，当初一班热衷外国文学的朋友，乐此不疲的好像没剩下几位了。
我读外国文学，可以追溯到更早，只是那时书不好找，好书更难得。譬如苏联小说“文革”前翻译很多，我读了总有十之七八，现在回想起来，除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外，很少有值得一提的。苏联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
给我们造成的负面影响，有待于认真清算;庆幸的是我自己好歹从这阴影里走出来了。苏联文学中真正有成就者，此前除索尔仁尼琴所著当作“反面教材”内部发行过一两种外，其他如扎米亚京、帕斯捷尔纳克、布尔加科夫、皮里尼亚克、巴别尔、普拉东诺夫等，基本上没有介绍，我们甚至压根儿没听说过。我是读了马克·斯洛宁的《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10月内部发行)才明白这一点的，这是一部让我恍然大悟的书。以后这些作家的作品陆续翻译过来，我尽量买来阅读。前几天有读者来信要我推荐文学史著作，以个人所受影响而言，我首先要提到这部《苏维埃俄罗斯文学》。
当年俄国和欧美小说较为稀见，但是我也设法读到一些，有的一直为我深所喜爱，譬如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果戈理的《死魂灵》，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那时还只读了《穷人》和《白夜》。不过它们的好处，以后重读才真正懂得。尤瑟纳尔说：“有一些书，在年过四十之前，不要贸然去写。40岁之前，你可能对一个人一个人地、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将千差万别的人分隔开来的广阔的自然疆界之存在认识不足，或者相反，有可能过于看重简单的行政划分、海关或军事哨所。”(《〈哈德良回忆录〉的创作笔记》)阅读的情形其实相去不远。对我来说，年轻时只是养成了读书习惯;年岁稍长，阅历略增，才敢说“开卷有益”。
我读外国文学，获益之处首在欣赏，这没有什么好讲的，勉强说即如过去所云，读书总是试图明白作家干吗这么写，努力追随他当初的一点思绪。若追问然后又怎么样，只能说明白了就是明白了，如此而已。其次，如果要我说出在思想上所受影响最大的书，恐怕排在前面的还是文学作品，虽然历史、哲学和思想著作也读过一些。我曾说，我的人生观多得之于庄子，世界观多得之于卡夫卡。在我看来，卡夫卡已经把现代人的境遇，或者进一步讲，把我们这个世界给写完了。“文革”前内部发行的“黄皮书”中有卡夫卡一种，无缘得见。1979年我初次读到《世界文学》所载《变形记》，继而《卡夫卡中短篇小说选》、《诉讼》、《城堡》等陆续问世，后来更买着一套全集。
最近有位旅居美国的朋友打算送本画册给我，问我想要谁的。我报了三个名字：乔吉奥·德·契里柯，乔治·路阿和瑞奈·马格利特。三人的画册我都有，只是嫌薄，想找一本厚的。朋友听了我的话就笑了，说这与你对作家的兴趣完全一致——德·契里柯与卡夫卡，路阿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马格利特与纳博科夫和卡尔维诺，各有相通之处。我说也许还该加上一位塞尚，只是他的画册我已有一本满意的了，与他对应的作家是福楼拜。虽然我喜欢的作家还有很多，但是上述几位确实替我大致标举了极向，或者说划定了范围。德·契里柯画作中始终没有露面的主体——一个被寂静、空旷和阴影吓坏了的人，正是卡夫卡所塑造的角色，对我来说，这浓缩了一己对于世界的基本感受。路阿以颇为相近的粗犷笔墨描绘的基督和妓女形象，同样出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就中浓重、阴郁又有光亮的氛围和所流露的深沉、细腻的情感，我颇觉契合。马格利特充满悖论的智慧和游戏态度，与纳博科夫和卡尔维诺是一致的，而这始终令我神往。以上都是人间视点;此外还存在着一个俯视人间万物的“天地不仁”的自然视点，这在塞尚和福楼拜那儿体现得最充分，对此我多少有所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