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她陪姥姥从菜市场回来， 土豆、白菜之类装了满满一小推车。她先把姥姥扶进电梯，再把推车送进去，然后迈进电梯，按下了自家所在楼层的按键。电梯缓缓上升，墙上的小广告层层叠叠，像是一部关于老社区琐碎又无聊的日记。
电梯门开了，她搀着姥姥往外走。姥姥笑眯眯地看着她，声音亲切中带着疏离：“谢谢啊!你也住这一层吗?”她愣住。冬天的风从楼道破损的玻璃吹进来， 她的手放在姥姥温暖的腋下，却感到一股凉意从头顶一直蔓延到指尖。她点点头，眼泪就流了下来。身后的电梯门合上了，她想起一推车的蔬菜还留在电梯里。
那一年她18岁，读高三，常常听家人说姥姥老糊涂了，她以为不过就是所有人都会犯的健忘而已，出门忘带钥匙，偶尔弄丢钱包，没什么大不了的。直到在医院看到姥姥的MRI(核磁共振成像)，海马体萎缩成窄窄的一条，像昆虫蜕下来的皱巴巴的皮。
“ 阿尔茨海默病，不可治愈，病因不明，与遗传有关，女性发病多于男性。”她在搜索引擎中找 到这样一则简洁的解释。
之后的几次模拟考，总能遇到她常常练习却在考场上怎么都记不起来的知识点，每当这时，“女性”和“遗传”两个词就浮现在脑海。她用力甩甩头，在心中自嘲，她才18岁，怎么可能。
之后，姥姥的病拖了十年甚至更久。最后一年，她躺在床上，大小便失禁，不复往日的亲切善良，有时候甚至会突然破口大骂。去世 后，家人遵照姥姥的遗愿，将骨灰撒进故乡金黄的麦田—尽管在生命后期，姥姥早已不记得自己曾许下过这样的愿望。
在她看来，人的一生也不过如此，只是有的人是记忆随着肉体烟消云散，有的人则是记忆先死掉了。
二
之后几年，她一直很忙，成了一家电台节目的主持人，每天收到无数封听众的来信，关于感情，关于职场，或者鸡毛蒜皮的琐事。她对这些来信进行筛选和整理，然后在节目中针对他们的疑惑进行解答。但节目结束后，她很快就忘掉了那些听众的名字和他们的故事，像忘掉一串没有规律的数字。
她在书中读到过，遗忘是大脑的保护机制，面对浩如烟海的信息，遗忘可以减轻大脑的负担，让我们更轻松地生活。也有哲学家说，记忆像砖石一样层层垒砌，构筑了我们自身。她想起了姥姥。一个人失去记忆会变成什么样?尚未记事的婴儿又是怎样的存在?
母亲第三次忘记她主持的电台节目的名字时，她就有了不好的预感。她劝说多次，母亲仍不肯去医院，只说是自己年纪大了，脑子没那么灵活而已。直到有一天，她从派出所接回了迷路的母亲。她走在前面，母亲像个做错事的小孩儿，垂着头跟在她身后。路灯把她们的影子印在地上，她看到两个影子时而交错， 时而重叠，仿佛两团洇开最终融合在一起的浓墨。
女性、遗传，这两个词像鲁莽的野兽，再次闯进她的意识。那段时间她疯狂地查找关于阿尔茨海默病的信息，包括学术论文和民间偏方。
她戒掉烟酒，整箱整箱地购入坚果，衣服口袋里永远揣着一把核桃— 核桃仁上的纹理像人类大脑的沟壑，符合中国人讲究的“以形补形”;她买了几套西班牙语教材，在摩肩接踵的地铁里眯着眼睛，吃力地学习发音和语法— 据一位加拿大学者统计，一个人掌握的语言越多， 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的概率就越低。
某天节目结束时，她照例以一连串的感谢做结。轮到感谢身边的搭档时，她突然停住，合作了10年的搭档的名字仿佛卡在喉咙里的鱼刺，怎么也吐不出来。
她失魂落魄地回家。母亲睡着了，厨房里的锅已被烧干，嗞嗞地冒着白烟— 母亲总是忘记烧了水。她颓然跌坐在沙发上， 核桃、外语都是徒劳，基因就是她的宿命。
三
母亲的病情发展得缓慢， 像姥姥那样，但并没有停止的迹象。待到头发从乌黑变为雪白， 母亲终于忘记了她的名字。在这个过程中，她也感受到记忆正从自己的身体中流失，一丝一缕， 不紧不慢，像沙漏里慢慢漏出的细沙。
家中贴满了用来提示自己的小纸条;她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但凡还记得的，就事无巨细地写下来。纸和笔成了她记忆的忠实守护者。她设想了无数种失智后的应对方案，都一一变成废纸丢进纸篓— 无论怎么规划， 衰老这件事都没法变得体面。
她是在主持节目的间隙接到邻居的电话，说母亲踩空台阶，摔断了腿。她赶去医院，签字，把母亲推进手术室。手术室门上的屏幕滚动着“手术中”三个字，消毒水的味道钻进鼻腔。她突然想到了什么，挂了另一个科室的号。
她的海马体饱满，额颞叶的影像也健康。医生说她只是太累了，睡眠不足和精神紧张也会导致健忘，至少现在不是阿尔茨海默病。那未来呢?她问。未来的事谁也没法保证。
她穿过医院长长的走廊。夜幕已经降临，病房熄了灯。路灯从窗子斜照进来，母亲睡在洁白的床单上，面容安详。她想起小时候母亲带她去公园的小河上划船，船桨划开水面;想起青春期时和母亲吵架，摔坏了门锁。但更多的记忆像沉入深水的泥沙，难以打捞。
她在病床边坐下，把头轻轻靠在母亲的胸脯上。那里柔软、温暖，皮肤下传来平稳的心跳声。这是一种血脉相连的熟悉感，哪怕母亲已经忘记了她是谁。月亮在白色的床单上留下清浅的光影。她慢慢闭上眼睛，仿佛回到了时间原点，自己和母亲在这一刻干净如初生的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