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十年前，台湾的公共场所还随处可见“请说国语”的牌子，现在已几乎看不到了。这不表示国语已畅行岛上无须再作要求，而是政治与社会气候已经改变了。
国民政府迁台后有一政策是推行国语。国语其实民国初年就在大陆推行了，遭遇的阻碍不是没有，零零星星的不算太大。不过当时“国乱如麻”，就算大也没什么人注意它，何况政府推行文化政策往往虎头蛇尾，草草应付，遇到困难干脆放弃不管了。倒是在台湾推行时，遭遇的困难特别多，这必须从台湾的语言环境说起。
台湾岛上的居民除了原住民之外，大多数是汉族族群，原住民大大小小地分了十几个族，每族有自己的语言，彼此之间有的能通有的不能通，都没有文字。他们的语言与菲律宾的土著语言，甚至更南的几内亚，最远到纽西兰土著的语言都是相通的，学者叫它“南岛语系”，证明台湾的原住民最早是由靠南方的太平洋岛屿迁徙过来的。当然，自晚明之后，大量汉族移民台湾，汉语便后来居上地主宰台湾的“语言市场”了。但移民虽来自汉族，而这些人的汉语，是所有汉语里面最难让人懂的广东客家语与福建闽南语，要说这些话的人学习国语，本就十分困难。
除此之外，台湾还受了日本五十年统治，日本人在统治台湾的后期(1920年后)也在台湾强力推行他们的“国语”，即日语。日本人在台湾推行“国语”的时候是禁说汉语的，政策执行彻底，这使得光复之初，台湾作家能以中文写作的寥寥可数，而政府颁布政令，须以中、日两种文字并列。两种语言长期冲突与交流，结果许多日语的词汇与语法也融入台湾语言之中。台湾的“福佬”人说的是闽南语，但台湾人说的闽南语与真正闽南地区的闽南语已有差异，台湾的闽南语中外来语特别多，譬如台湾人叫西红柿为“塔吗多”，与日语一样是从外语Tomato变来的。又如台语中把收音机叫做“啦基啊”，也是从日语来的，而日语又是从英文Radio直译来的。台湾人的语言中充满大量这类词汇，真正的闽南人听了也一头雾水，这是台湾语言环境复杂的另一理由。
闽南语与广东客语虽不好懂，在中国的大语言区中势力也不算大，但它们保留了大量中国古代词汇与语法，是现代语言中最接近古代的语言。譬如闽南语的“有身”是指怀孕，《诗经》里有“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的话，可见早在周朝即有将“有身”当成怀孕的说法。此外，闽南语说的“鼎”，就是国语中的“锅”，闽南语中的“蟾蜍”就指国语里的“癞蛤蟆”，这些例子证明这闽南语其实是地道的中国语言，而且是比其他语言更接近我们祖先所说的语言，粤语与客语在这方面也很相同。
台湾语言中既保有许多中原语言已见不到的古代语言痕迹，也掺入不少外来词汇，再加上族群多元，台湾语言环境之复杂，不是一两句话可以道尽的，所以台湾光复之初，政府推行一种大家都能说、都能听懂的语言就很有必要。国语运动虽然是政府政令，其实也有应付社会需求的因素存在，可惜这种需求在推行国语的时候并没有被特别强调，以致后来被有心人士冠以外来文化压制本土文化的帽子，与“外来政权”与“本土政权”的政治解读混在一起，形成另一个难以解决的争议。
早年的台湾学校推行国语，手段确实有点激烈，我们这一代人在刚受教育时，似乎都受过多少不等的“国语暴力”的逼迫，受害的程度也许并不大，事后还常引为笑谈，但一件事成为“暴力”并不算好。早年学校推行国语，主其事的人总觉得非“消灭”方言不可，学校定出许多规章来禁说方言，连带还有种种处罚条例，这使得老师、学生都要“势不两立”地在国语与方言上做个了断式选择，当然没有人敢选择方言，方言不久就被动地“退出”了学校与主流社会的语言舞台。
但“退出”说起来容易，实际却纠葛重重，语言是一种生活，人进了新的环境，还是会带着一些旧环境里的习惯，不是要改就一定能改成的。同样的，人在改用了一种新语言之后，旧语言会不自觉地掺和到新语言里面去，有时掺和得多了，表面上说的是新语言，而其实也可以视为旧语言的延续。
譬如国语中有f-这个声符，这是闽南语中没有的，声韵学上有“古无轻唇音”的说法，大概在魏晋之前，中国话中的轻唇声母(f-、v-)都读成重唇(b-、p-)。这个发音方式，在现在汉字的一些形声字上还看得出来，譬如“非”是轻唇(f-)，而加了提手旁的“排”就读成重唇(p-);“发”是轻唇(f-)，而“拨”就读成重唇(b-);其他如“番、播”和“分、扮”莫不如此。闽南语就保存着这个习惯，没有轻唇音。闽南语中也没有国语的yu-声母，声韵学上的撮口音都读成齐齿音，像“鱼”闽南语只得读成“遗”，“居”读成“鸡”，“去”读成“气”，再加上闽南语读不出卷舌音，国语中所有卷舌音的字都读成不卷舌音字，而国语受北京地区语言的影响所带的某些儿化韵，在闽南语里根本没有，碰到儿话韵就读不出来，硬要读，就把那“儿”字读重了，听起来像“啊噜”(a-lu)两个字。像国语里一句“一只小鸟儿在天空飞来飞去”，给我们当时的小学生念，会念成：
一株(只)小鸟啊噜(儿)，
在天空，
挥(飞)来挥气(飞去)。
为什么要分三段呢，因为这短短一句，对我们台湾乡下的学生而言，比跨过太平山的山沟还难，只得嗫嗫嚅嚅、结结巴巴地把它柔肠寸断地分批解决掉。从这里看，让说惯台语的学生学习国语，真是辛苦极了，但政令逼得紧，学校上下也都觉得这事重要，便不管一切、雷厉风行地推展起来。
那不是个怀疑的时代，上面的人决定了，下面就一呼百应地执行，毫无怨言。学校的老师不知从哪里得来灵感，设计了一方牌子，上面用毛笔写着“我说方言”四字，每班七、八面，早上第一堂课就发给当天的清洁值日生，拿着牌子的值日生就成了教室里的奸细，他们要倾听同学的谈话，发现有人说了方言，就把牌子挂到他头上，牌子交了出去，他的责任便了。那个被挂上牌子的学生无须沮丧，奸细是人人能做的，他只要在下午放学前找出另一个说方言的人，把牌子套到他头上，自己就逃过了惩罚。放学时还套着牌子的倒霉鬼，就要负责今天的清扫工作了。
这种推行方式利用人性中的“恶”来达成所谓“善”事，在道德上也是危险的，就算不危险，至少把善的成分减少了，所得不见得必多于所失，但当时的人都很单纯，根本没想到这么复杂的程度。
因为“雷厉风行”、上下一心，国语运动确实有了成效，当时说国语变成风气，台湾因地域的关系，所说的国语不如北方人的纯正，方言的语法与腔调没法“根治”，有时会被搬进国语中，弄得表面上说的是国语，其实语法还是台湾式的，弄出不少笑话，往往被讥为“台湾国语”。
我们读初中时，老师以外省人居多，外省人虽然说的不是“台语”，但南腔北调，并不好懂，譬如江西话、湖南话、浙江话，还有广东话、福建话，其实也都是“方言”，不过那种方言好像不在取缔之列。一些老师对学生说的“台湾国语”，很不能了解，譬如闽南语中的主动、被动往往与“国语”的说法不同，“他打我”在闽南语中说成“他给我打”，这话由别人听了，好像是说我打他了，同样，“我给他骂”是指我骂他，不是他骂我，像这样的说话方式对外省老师而言，确实十分困难，有时学生发生纠纷，老师听他们告状，早被谁打谁、谁骂谁弄糊涂了，解决的方法是不论对错都一顿毒打，当时是流行体罚的，打完后就天下太平了，哪怕太平只是个假相。
台湾社会在推行国语上真不知闹了多少笑话，尤其在教育资源比较匮乏的地方，但所幸困难后来都一一克服了，后来就是在偏僻的乡下，国语也都可通行无阻。台湾人现在说国语，还有相当多的地方腔调，但与同样属于南方的香港、澳门人而言，台湾人说的国语确实比他们要好得太多了。
县以上的政府都有“国语推行委员会”，负责推行国语的整体规划，学校与各种媒体负责执行。说起媒体，不能不提《国语日报》，它对台湾国语运动贡献很大。《国语日报》为了适应小学生阅读，只用一般报纸的半开印刷。它的特色是报上的每一个字都注了音，小学生只要上过一年级最初的两个月，把三十六个注音符号学会了，就都能念上面的字了。有三十六注音字母的注音符号表面上看比罗马拼音的二十六字母要多，但好处是标音时，每个汉字最多只用三个符号，比采用罗马拼音最多要用六个字母方便。用注音符号注音，可以轻易地将注音标注在汉字旁边，不论直排竖排都不影响字距，而采用罗马拼音因为怕影响汉字的字距，不得不把拼音的部分另列一行，学生要在另一行上找出对应的音读，不得不费上一番手脚。别看只差这么一点，对初学的人而言，其效果却有千里之遥。这是台湾在推行国语时用的利器，注音符号是民国初年采章太炎等学者的意见、参考《说文》的部首制定的，大陆原可采用却没有采用，可惜选择了另一个方向。
十多年前我访问厦门大学，一位语言学学者私下找我，问我能否帮他们募一套《国语日报》的合订本，说他们大学的一个机构正在做有关台湾国语推行运动的研究。我回台打电话到《国语日报》社问，报社说他们除了有《古今文选》的合订本外，并没有报纸的合订本，我问他们是否做了“微卷本”(Microfilm)，他们说也曾有人建议，但限于财力，当时没能力做，不知道十多年后，他们是否做了。
《国语日报》是台湾推行国语的大功臣，同时它记录了这个运动的始末，几乎对所有受过教育的台湾人而言，一生之中，总与它发生过或轻或重的关联。这份报纸，到现在仍发行不辍，我每次经过台北罗斯福路与福州街的交口，看到《国语日报》社还屹立在那儿，上面由胡适题的“国语日报”四字仍娟秀有神，便觉得十分欣慰。
我也为我的孩子订过《国语日报》，由于它已融入我们的生活，就像对最亲密的人，我们的记忆反而比较模糊，上面刊登过什么消息，几乎都忘了，但我保证所有《国语日报》的读者，都不会忘了上面刊登过的漫画，有一个四格式的漫画叫《小亨利》，还有一个单幅漫画名叫《淘气的阿丹》，都转载自美国的报纸。《小亨利》里的“小亨利”是个光头小男孩，每次见到他都是侧面，几乎从来没见过他的正面，而且故事老是发生在巷子里。
而“阿丹”是“丹尼尔”这个英国名字的中国叫法，阿丹一头长发，天天惹是生非，在家庭与邻里之间闹出不少笑话。这两个小男孩陪着台湾的孩童长大，他们有的已经成了老人了，社会更是物换星移，变异之快令人目不暇接，而漫画中的他们却还是原来的样子，几十年来，一点都没有变过。
回顾台湾的语言历史，其中有快乐也有辛酸。台湾孤悬海外，与在海外的香港、澳门有一样的语言经历，都经过调适的困难，又波折不断，台湾与大陆并没有任何接界，这点与港澳不同，在地理上台湾才是真正的“孤悬”。台湾也受到外国的长期统治，所以台湾文化中也与港澳一样有相当程度的“异国”色彩，但台湾的主流社会，还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有一段时期，当大陆在破坏传统文化时，台湾人还以复兴中华文化为己任，当然这种文化认同与责任感，是受到某些政治势力的鼓励，但大体而言，台湾人都有这项文化上的自觉，这种经验，又是香港与澳门人所没有的，也是与其他“海外”人根本不同的。
大陆不把我们称的“国语”称为“国语”，而称作“普通话”，这当然是为避开多元种族敏感而采取的措施，没什么不对。但对我们台湾人而言，普通话是指所说的话可以与人沟通，没有严格的要求，说的话尽管没有卷舌音、收音又n与ng不分，并无大碍，只要人听得懂就可以了。有一次我在大陆演说，会后有人称赞我，说我的普通话说得很标准，我说既说的是普通话，便没有标准与否的问题。其实大陆的普通话指的就是我们的“国语”，它当然是有标准的，不过大陆不叫标准，而叫做“规范化”。
想不到风向轮流转，在台湾一直引以为傲的国语推行运动近年来却遇到一些麻烦。近十多年来，台湾的自觉意识强了起来，再加上早年“亚细亚的孤儿”的悲剧心态复燃，社会引发起来一阵“母语运动”。这个运动没有什么不对，但它被某些有心人士操纵，变成一种反对国语的运动，就完全错了。母亲当然不能忘记，记得母亲的语言也有必要，然而提倡母语的时候并不意味着要排斥另一种早为大家接受并已成为沟通基础的国语。
推行母语的人士喜欢把台湾话称作母语，把“国语”叫成“中国语”或“北京语”，把政治上的情绪转移到语言上来，其实台湾绝大多数人说的“母语”，岂不是地地道道、绵延不绝地来自中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