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大师陈寅恪曾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这一言不但准确地概括了上世纪傅斯年之“史料三叹”和顾颉刚之层垒地创造中国古史说，而且也恰当地阐释了当代社会史尤其区域史的广阔前景。而之所以冠以“时代”二字，足以深刻地点明任何学术领域，尤其是史学的深化，是注定无法摆脱时代的推动或桎梏。当前，中国史学领域呈现出一片红蓝海胶着状态，主流意识的退却与学理路径的多元、研究领域的“跨位”与“蓝海”的涌现、史学方法的多样性等现象，而作为中国史苑的一朵奇葩，区域史便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得以蓬勃发展。目前，如同社会史的多层面定义一样，对区域史的定义亦是无法达成统一共识，如杜赞奇、黄宗智、施坚雅等采纳的“地理空间”、景生、罗伦采用的“行政区划”、以及近来获得学界普遍认同的“人群划分”等。但是，均质性、系统性与独特性业已成为界定区域的三重标准，亦是研究区域史的前提条件之一。同时，结合幅员辽阔的国情社情与学术理路的深入，区域史研究不仅仅挖掘了社会史的另一研究渠道，更展示着时间与空间、整体与部分、广度与深度三维度的历史脉络。
一、时间与空间
时空统一性，即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统一，是研究历史的共性基础，也是研究区域史的基本前提。任一历史研究均离不开具体的时空坐标，对区域史而言，时间是纵轴，空间是横轴，研究的具体对象需要紧紧定位在具体时间具体地点的二维坐标上。
不言而喻，区域史研究具有鲜明的历时性，“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流动的过去”。具体而言，任何区域的形成、发展、乃至衰落，均呈现出一种上下相连、承上启下的时间属性，因为“在时间里，没有阻隔，贴得非常紧，全部文化可以在亲子之间传授无缺”。并且，时间还具有贯通的亘古性，这一点在施坚雅《十九世纪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尤为显著，“近世以来，帝国晚期所形成的八大中心区域与百年之后新中国以来的核心地域无异，变化的只是中心地的某些城市或部分地点的更替”。
与之同在，与历时性并存的是空间的共时性，即在相同的经济模式、国家政策和伦理文化的宽泛要求下，全部范围内不同区域所塑造的不同物质特征与精神文化风貌。譬如在《清代经营性地主的性质》中提及，在满清时期，同为商品性经营的聚集之地，济宁因运河之利而形成与南方相似的商品经营模式，而临清因地处北地和政治要素而发展为迥异于济宁的商品经济。
时间变了，空间却不一定变;而且，在同一时间内，空间也常常发生变化。因此，在区域史的时间与空间问题上，需重视区域史上的分期，即以具体区域为标准划分具体的历史时期。结合行龙、杨念群等学者的相关研究，作为一个区域史研究的必要性问题，独立性是其重中之重，具体表现在两个层面：其一，政治层面的干扰;“除了政治史，便是社会史”，这一口号虽在近世反兰克史学的斗争中具有突出的革命性，但其极端的表述却造成了社会史尤其区域史研究的重要障碍。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这句话的不合理性，禁锢于传统史学与兰克史学的禁忌，区域史研究往往纠葛于政治层面，如以政治事件为唯一的时间划分标准、以行政区划为单一的空间划分标准。而这一做法使得区域史成为史学领域的“井底之蛙”，割裂了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统一，阻碍了区域作为一个独立整体和区域之间的研究。其二，赋予新的时空定义。任何一个区域内都有本区域发生的重大事件，或一场“红雨”，或一次“叫魂”，或一场类似明代民烧董宅一样的“民间秩序失控”。故此，在区域的时空划分中，不仅要提防固有的政治印象，更要谨慎地处理与使用史料。
一破一立，破中而立，突破旧有模式与建立新的框架，是区域史研究的基本保障。
二、整体与部分
整体与部分是时空性的延展，也是区域史研究的核心命题。其中，容纳着众多令人困惑的问题，比如，区域是部分还是整体?区域史到底应该展现局部历史还是整体历史? 作为追求总体史的一大史学支流，社会史的基本特征具有整体性，而区域史亦不例外。时下，持“通史说”、“专史说”或“范式说”的学者均肯定整体性研究。尽管他们持有不同的整体性衡量标尺，但在实践的层面上，均注重整体研究的关怀。这一点根植于每一位历史学家的历史情怀，“每个学者都有其学术关怀和价值判断，但不论其学术关怀和价值判断如何，都自觉不自觉地将学术研究的目光投向他所处的时代，而不是让时代看到研究者的身影”，而这也正是在宣告时代使命感馈赠的区域史的强盛生命力!
关于整体与部分，聊城大学运河研究院吴欣博士的一言可管中窥豹。“有关运河，研究院的宗旨是通过运河各层面的多样性来认识运河区域的整体，进而再透过运河的整体性来观国家，借以探寻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特性来构成整个中国;或许，中国的良性发展恰恰是源自这些丰富多彩的差异!”。
日本学者山田贤指出，“地域社会论从表面上看是从局部着手，其实质是试图从局部推演出广义区域间的共同规律，带有强烈的普遍主义倾向”，这句话逐渐形成了区域史研究中不言而喻的共知。此外，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破碎性”带来了研究的过于碎化，在区域史研究中，对基于区域基础上整合总体性的缺失已构成第一大弊病，故而，将区域置于一个更宏观的背景下研究，成为了实现研究目标和历史关怀的“必经之路”。
“区域史、社会史、历史，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而是一本身”，是整体，也是部分。
三、广度与深度
对区域史研究而言，广度与深度源于理论与方法的更新，尤其是方法，如“方法论是观念的转变，是新领域的开拓，是研究内容的深化，是史料的发掘，是整体史的追求，更是社会史的价值意义所在”。应时空统一性和层叠性的要求，区域史研究不但意味着理论的更新，而且代表着方法的更新。准确地讲，是重视历史个案，是自下而上的田野调查。
(一)重视历史个案
作为一种理论上的更新，重视个案的微观分析是以往整体史方法论的深化，更是一种新视角新切入点的变化。而这种更新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推力，即客观性局限;由于自然地域面积的辽阔，往往难以达成一个统一性的结论，甚至即使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共识，但也常常流于形式，无法在历史实践中发挥真实的价值;二是拉力，即学理深化;作为反对政治史为源起的社会史，其主要代表——年鉴学派从创始至今，均呈现一种研究历史个案的理论与方法，如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时代》、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而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曾一语道破，“微观分析使我们有可能检验辛勤劳作的历史学家提出的那些人所共知的论点，而且正面这些观点即使不是错误的，至少也是不充分的”。可见，重视微观个案分析是历史学学理的深层次演化。总之，重视个案，重视微观分析，是区域史研究的无法逆违的趋势。
1.特殊时间节点与特殊地域
特殊时间节点具有寓意丰富的历史价值，同一宏观事件在不同的时间节点所发生的效用不同;特殊地域本身携带着重要的当地历史资料，有的甚至对整体产生巨大的辐射作用。因此，历史个案必须契合特殊的时间节点与地域。
2.故事性 区域史扩大了历史个案的研究范围，从官方走向民间，从文字走向口述。但随之而来的是个案的选择问题。由于“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尤其当下的历史更是一种历经千百年来由后来人不断筛选不断强化的层垒的历史，所以，区域史研究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更是探寻从“元典”到“今典”这一“包装”过程中所反映的物质文化与精神生活。因此，故事性的选择便成为重视历史个案分析的必要条件。
(二)重视田野调查
在勒高夫高呼“资料革命”的背景下，可利用的历史资料呈扩大化态势，不断地促使当代史学工作者走出阁楼，走向田野与社会。对历史工作者而言，田野工作所获得的地点感与现场感，增强了其在一定时空场景中对历史文献的掌握，有利于提高其历史认知度与切实体会。
首先，扎实的理论功底与深厚的历史文化知识，如流畅地阅读地方志和地方文献、无障碍地理解与运用当地方言等，是研究者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所以，史学工作者必须夯实自己的历史知识，构建坚固的历史框架，在阁楼中完善自己进行田野调查的基本能力。
其次，在面向田野过程中，综合运用多学科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注重研究方法提炼与整合，以符合区域史的具体特征。
每一个区域均由不同的时代以持续不断的方式建构而成。在特定的区域内，一件物什常常具有不同的时代性，如在有关明代祠堂的研究中，“木板是唐朝祫祭制度的遗留，祖先画像是宋代影堂的遗留，最后那一排神主牌是明代祠堂的遗留”。同时，透过不同的地域，时间展现出其特有的可选择性，从而突出在一个时代里重要程度的先后顺序。
在时空的统一体中，历史走向了部分，也意味着走向了整体;走向了微观，也意味着走向了宏观。其间，彰显的不止是社会史走向区域史的必然，更是每一位历史研究工作者的历史关怀与史学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