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溪乡分上才溪和下才溪，地处福建省上杭县，是当年中央苏区的一个模范乡。
《才溪乡调查》是毛泽东1933年写成的一份调查报告。1933年11月下旬，毛泽东带着中央通讯排的警卫战士，从红都瑞金出发，步行数日，来到才溪，调查“乡苏”的工作。《才溪乡调查》、《寻乌调查》、《长冈乡调查》都是名震一时的调查报告，但由于《才溪乡调查》内容过于具体琐碎，没有收入“毛选”。这三个调查对于苏区乡村革命动员的周密性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1934年1月22日，毛泽东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大会上称赞才溪乡是苏维埃工作的模范，其模范的特点是“民众像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这是苏维埃制度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地方”。在《才溪乡调查》中可见，才溪乡常住人口只剩下3000多人，就剩下老弱病残和妇孺了，但才溪乡仍然下设17个常设委员会，还有工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所有的人员都有组织，没有闲散的，几乎都被发动起来了。是什么力量把才溪乡民众调动起来的?是那里的代表会议制度和选举制度。你看那场面：“老人撑着棍子到会”了。候选名单“一村贴一张，每张均写160多个名字。群众在各人名下注意见的很多，注两个字的，五六个字的，十多个字的，儿童们也在注……有一人名下注着‘官僚’二字。受墙报批评的有20多人，被批评的都是只知找自己生活、不顾群众利益、工作表现消极的”。报告还说，“去年，16岁以下的吵选举权，以为他们当红军的不少，工作也做得多，为什么没有选举权?今年，他们了解是年龄的理由，不吵了。”(以上均引自《毛泽东文集》第一卷《才溪乡调查》)当年，苏区的民主建设真是可圈可点啊!
引起我读《才溪乡调查》的兴趣，是吴重庆先生刊于《读书》(2001年第一期)的一篇文章，题为《革命的底层动员》。吴先生是学问中人，半个多世纪后重访才溪做田野调查。
吴先生采访如今健在的林攀阶老红军，林老说，当年才溪人叫的“投票”，实际上是“投豆”。“像我们所在的下才溪乡发坑村，要从10个候选人中选出5个代表。男的都当红军去了，选民净是老人、妇女。临投票时，让这10个人站成一排，背着手面向墙壁，每个人后面各摆一个碗。每个选民分5颗黄豆，同意选谁当乡苏代表，就往谁的碗里放一颗。得黄豆最多的5个人就是获选代表。”吴先生写到投票前的发动情况时还有这么一段文字：“1933年9月，毛泽东在‘南部18县选举运动’大会做了题为《今年的选举》的报告，说‘有选举权和无选举权的区分，是最重要的一条’。当时，才溪乡有选举权的公民名单及16岁以下尚未获得选举权的名单各发红榜一张，另将被剥夺选举权的发白榜一张，在各村公开张贴。许多人为自己能上红榜而感到扬眉吐气，当家做主的光荣感油然而起。同时还展开揭发，认为某人有问题，不该上红榜，有的人因此从‘红榜’沦落到‘白榜’。所以，有选举权及实际参与选举，乃是‘政治身份’高人一等的集中体现，谁都不愿也不敢自动放弃它。”
读过吴先生的文章，勾起我许多联想。我们现在说说民主，就会立即有人说：中国的国情特殊呀，农村人口多呀，文化素质低呀等等，甚至有人预言说，中国要实现较高水平的民主政治“至少需要60年左右的时间”;可70多年前的才溪人，却把才溪乡民主选举“开展得有板有眼有声有色”。
而7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有这种热忱的却人很少了，大都抱着“自己投不投票无所谓”的态度。就我自己来说，想来惭愧，活过了大半辈子，似乎还没有参加几次诸如“选代表”之类的投票。尽管我也看到自己的名字被写在“红榜”里，尽管我也接受过“投下你神圣的一票”之类的教诲，但看到那当选的高比例，觉得自己投不投票，人家都会当选，于是便全无了兴趣。久而久之，连“红榜”也懒得看了。我曾对“选代表”活动进行过一次非正式调查，被调查的32人中竟有近半数的人根本没有参加投票;投了票的人，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自己投不投票是无所谓的，是好玩。只有两人认为自己这一票很重要——而这些人，往往都是选举活动的组织者，因为他们要完成上面布置的任务。我曾私下里想，这些人回到家里，和妻室说起某某当选，其说法也可能与众人大致相似了。
吴先生文中有一句话说得极好：“民主政治不光是由下而上争取到的，也是由上而下设计出来的。”如何使现代民主选举不致“走过场”，真正体现大多数公民的意愿?“由上而下”设计一套公正的竞选程序已成当务之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