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一生，都有没齿难忘的经历。大约1670年，已是大清子民的计六奇这样写道：
四月廿七日，予在舅氏看梨园，忽闻河间、大名、真定等处相继告陷，北都危急，犹未知陷也，舅氏乃罢宴。廿八日，予下乡，乡间乱信汹汹。廿九日下午，群徴叔云：“崇祯皇帝已缢死煤山矣。”予大惊异。三十日夜，无锡合城惊恐，盖因一班市井无赖闻国变信，声言杀知县郭佳胤，抢乡绅大户。郭邑尊手执大刀，率役从百人巡行竟夜。嗣后，诸大家各出丁壮二三十人从郭令，每夜巡视，至五月初四夜止。[1]
“四月廿七日”，指的是旧历甲申年四月二十七日，置换为公历，即1644年6月1日。文中所叙，距其已二十余载，而计六奇落笔，恍若仍在眼前，品味其情，更似锥心沁血，新鲜殷妍，略无褪色。
之如此，盖一以创巨痛深，二与年龄有关。事发之时，作者年方22岁，正是英华勃发的大好年华。在这样的年龄遭逢塌天之变，其铭心刻骨，必历久如一而伴随终生。时间过去将近三十年，计六奇渐趋老境，体羸力衰，患有严重眼疾，“右目新蒙，兼有久视生花之病”，而愈如此，那种将青春惨痛记忆付诸笔墨的欲望亦愈强烈。从动手之始到书稿告竣，先后四五年光景，“目不交睫，手不停披，晨夕勿辍，寒暑无间，宾朋出入弗知，家乡米盐弗问，肆力期年，得书千纸。”[2]他曾回顾，庚戌年(1670)冬天江南特别寒冷，大雪连旬，千里数尺，无锡“一夕冻死”饥民47人，即如此，仍黾勉坚持写作，“呵笔疾书，未尝少废”;而辛亥年(1671)夏季，又酷热奇暑，计六奇同样不肯停笔，自限每日至少写五页(“必限录五纸”)，因出汗太多，为防洇湿纸页，他将六层手巾垫于肘下，书毕抬起胳膊，六层手巾已完全湿透……须知，这么历尽艰辛去写的上千页文字，对作者实无任何利益可图——因所写内容犯忌，当时根本无望付梓，日后能否存于人间亦难料定。他所以这样燃烧生命来做，只不过为了安妥自己一段挥之不去的记忆。
今天，不同年龄层的人，每自称“××一代”。作为仿照，17世纪中叶，与计六奇年龄相近的那代中国人，未必不可以称为“甲申一代”。他们的人生和情感，与“甲申”这特殊年份牢牢粘连起来。令计六奇难以释怀，于半盲之中、将老之前，矻矻写在纸上的，归根到底便是这两个字——当然，还有来自它们对生命的巨大撞击，以及世事虽了、心事难了的苦痛情怀。
倘若尽量简短地陈述这两个字所包含的要点，或许可以写为——
公元1644年(旧历甲申年，依明朝正朔为崇祯十七年)，4月25日清晨，李自成攻陷皇城前，崇祯皇帝以发蒙面，缢死煤山。自此，紫禁城龙床上不复有朱姓之人。5月29日，从山海关大败而归的李自成，在紫禁城匆匆称帝，“是夜，焚宫殿西走。”[3]6月7日，满清摄政王多尔衮率大军进入北京。
某种意义上，这样的历史更迭只是家常便饭。之前千百年，大大小小搬演过不下数十次，1644年则不过是老戏新齣而已。就像有句话总结的：几千年来的历史，无非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就此而言，明末发生的事情，与元、宋、唐、隋、晋、汉、秦之末没有什么不同。
作为20世纪下半叶以后出生的中国人，我们有幸读过不少用这种观点写成的史著或文艺作品。或许，一度也只能接触这种读物。对于明末的了解，笔者最早从一本叫《江阴八十天》的小册子开始，那是1955年出版的一本通俗读物，写江阴抗清经过，小时候当故事来看，叙述颇简明，然每涉人物，必涂抹阶级色彩，暗嵌褒贬、强史以就。中学时，长篇小说《李自成》问世，同侪中一时抢手，捧读之余，除了阶级爱憎，却似无所获。晚至90年代初，某《南明史》出版，当时专写南明的史著还十分稀有，抱了很高热忱拜读，发现仍然不弃“阶级分析”，于若干史实继续绕着弯子，闪烁其词，文过饰非。
将几千年历史限定为“一部阶级斗争史”，无法不落入窠臼，使历史概念化、脸谱化。就受伤害程度而言，明末这一段似乎最甚。这样说，可能与笔者个人感受有关，所谓知之深、痛之切。但感情因素以外，也基于理性的审视。在我看来，明末这一段在中国历史上有诸多突出的特质：时代氛围特别复杂，头绪特别繁多，问题特别典型，保存下来、可见可用、需要解读的史料也特别丰富。
明代是一个真正位于转折点上的朝代。对于先前中华文明正统，它有集大成的意味，对于未来，又有破茧蜕变的迹象。没有哪个时代，思想比明代更正统，将中华伦理价值推向纯正的极致。同样，亦没有哪个时代，思想比明代更活跃、更激进乃至更混乱，以致学不一途、矫诬虚辩、纷然骤讼，而不得不引出黄宗羲一部皇皇巨著《明儒学案》，专事澄清，“分其宗旨，别其源流”，“听学者从而自择”[4]。
这一思想情形，是明朝历史处境的深刻反映。到明代晚期，政治、道德、制度无不处在大离析状态，藉善恶之名殊死相争，实际上，何为善恶又恰恰混沌不清，乃各色人物层出不穷，新旧人格猛烈碰撞、穷形尽相，矛盾性、复杂性前所未见。
别的不说，崇祯皇帝便是一个深陷矛盾之人，历史上大多数帝王只显示出单面性——比如“负面典型”秦始皇、“正面典型”唐太宗——与他们相比，崇祯身上的意味远为丰富。弘光时期要人之一的史可法，也是复杂的矛盾体;有人视为“完人”、明代文天祥(如《小腆纪年附考》作者徐鼒)，有人却为之扼腕或不以为然(批评者中，不乏像黄宗羲那样的望重之士)。即如奸恶贪鄙之马士英，观其行迹，也还未到头顶长疮、脚底流脓的地步，在他脸上，闪现过“犹豫”之色。
明末人物另一显著特色，是“反复”：昨是今非，今非明是;曾为“正人君子”，忽变为“无耻小人”，抑或相反，从人人唾弃的“无耻小人”，转求成为“正人君子”。被马士英、阮大铖揪住不放的向来以清流自命，却在甲申之变中先降于闯、再降于满的龚鼎孳等，即为前一种典型。而最有名的例子，莫过钱谦益。数年内，钱氏几经“反复”，先以“东林领袖”献媚于马士英，同流合污，复于清兵进占南京时率先迎降，可两年之后，却暗中与反清复明运动发生关系。武臣之中，李成栋也是如此。他在清兵南下时不战而降，不久制造惊世惨案“嘉定三屠”，此后为清室征平各地，剿灭抵抗，一路追击到广东，却忽然在这时，宣布“反正”，重归明朝，直至战死。像钱谦益、李成栋这种南辕北辙般的大“反复”，固然免不了有些个人小算盘的因素，却绝不足以此相解释，恐怕内心、情感或人格上的纠结，才真正说明一切。矛盾状态，远不只见于名节有亏之辈，尤应注意那些“清正之士”，内心也往往陷于自相牴牾。例如黄宗羲，自集义军，坚持抗清，只要一线希望尚在，就不停止复明战斗;即便永历帝彻底覆灭之后，也拒不仕清，终身保持遗民身份，其于明朝可谓忠矣。然与行为相反，读其论述，每每觉得黄宗羲根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忠君者，他对君权、家天下的批判，是到那时为止中国最彻底的。以此揣之，他投身复明运动，并非为明朝而战，至少不是为某个君主而战，而是为他的国家、民族、文化认同而战。然而，他的行为客观上实际又是在保卫、挽救他已经感到严重抵触和质疑的皇权，以及注定被这权力败坏的那个人。这与其说是黄宗羲个人的矛盾，不如说是时代的矛盾。
在明末，这种情绪其实已是非常普遍的存在，并非只有黄宗羲那样的大精英、大名士所独有。细读《明季南略》，可于字里行间察觉作者计六奇对于明王朝不得不忠、实颇疑之的心曲。书中，到弘光元年四月止，对朱由崧一律称“上”，而从五月开始，亦即自清兵渡江、朱由崧出奔起，径称“弘光”，不复称“上”。古人撰史，讲究“书法”，字词之易，辞义所在。以“弘光”易“上”，是心中已将视朱由崧为君的义务放下——假如真的抱定忠君之念，计六奇对朱由崧本该一日为君、终生是君，但他一俟后者失国便不再以“上”相称。这是一种态度或评价。朱由崧在位时，作为子民计六奇自该尊他一个“上”字，然而，这绝不表示朱由崧配得上;《南略》不少地方，都流露出对朱由崧的微辞以至不屑。这是明末很多正直知识分子所共有的隐痛：虽然对君上、国事诸多不满甚至悲懑，但大义所系，国不得不爱，君不得不尊，统不得不奉，于万般无奈中眼睁睁看着社稷一点点坏下去，终至国亡。
虽然所有王朝的末年都不免朽烂，但明末似乎尤以朽烂著称。我们不曾去具体比较，明末的朽烂较之前朝，是否真的“于斯为盛”，但在笔者看来，明末朽烂所以令人印象至深，并不在于朽烂程度，而在于这种朽烂散发出一种特别的气息。
简单说，那是一种末世的气息。过去，任何一个朝代大放其朽烂气息时，我们只是知道，它快要死了——但并非真死，在它死后，马上会有一个新朝，换副皮囊，复活重生。明末却不同，它所散发出来的朽烂，不仅仅属于某个政权、某个朝代，而是来源于历史整体，是这历史整体的行将就木、难以为继。你仿佛感到，有一条路走到了头，或者，一只密闭的罐子空气已经耗尽。这次的死亡，真正无解。所谓末世，就是无解;以往的办法全部失灵，人们眼中浮现出绝望，并在各种行为上表现出来。
这是明末独有的气质，及时行乐、极端利己、贪欲无度、疯狂攫取……种种表现，带着绝望之下所特有的恐慌和茫然，诸多人与事，已无法以理性来解释。以弘光朝为例，在它存世一年间，这朝廷简直没有做成一件事，上上下下，人人像无头的苍蝇在空中划来划去，却完全不知自己在做什么。皇帝朱由崧成天耽溺酒乐，直到出奔之前仍“集梨园子弟杂坐酣饮”[5];首辅马士英明知势如危卵，朝不何夕，却不可理喻地要将天下钱财敛于怀中;那些坐拥重兵的将军，仓皇南下，无所事事，为了谁能暂据扬州睚眦相向……他们貌似欲望强烈，其实却并不知所要究竟系何，只是胡乱抓些东西填补空虚。一言以蔽之：每个人所体验的，都是枯坐等死的无聊。
然而，这时代的深刻性，不只在于旧有事物的无可救药。我们从万古不废的自然界可知，生命机体腐坏，也意味着以微生物的方式转化为养料和能量，从而滋生别的新的生命。明末那种不可挽回的圮毁，在将终末感和苦闷植入人心的同时，也刺激、诱发了真正具有反叛性的思想。
前面说到明代精神的两面性。的确，以理学、八股为特征，明代思想状态有其僵死、保守的一面，就像遗存至今、森然林立的贞节牌坊所演述的那样。但是，对于明代精神的另一面——怀疑、苦闷与叛逆，谈得却很不够;对于明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批判性以至战斗性，谈得就更不够。
很显然，历朝历代，明代知识分子的上述表现应该说是最强的。从方孝孺到海瑞，这种类型的士大夫，其他朝代很少见到。如果说明中期以前多是作为个人气节表现出来，那么从万历末期起，就越来越显著地演进到群体的精神认同。著名的“三大案”，看似宫廷事件，实际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一个分水岭;以此为导火索，知识分子集团与传统皇权的分歧终于表面化，从而触发党争和党祸。从天启年间奄党排倾、锢杀东林，到崇祯定逆案，再到弘光时马、阮当道——确言之，从1615年“梃击案”发，到1645年弘光覆灭——整整五十年，明季历史均为党争所主导。这一现象，表面看是权力争攘，深究则将发现根植于知识分子批判性的强劲提升和由此而来的新型政治诉求。在此过程中，知识分子集团不光表现出政治独立性，也明确追求这种独立性。他们矛头所向，是企图不受约束的皇权，以及所有依附于这种权力的个人或利益集团(皇族、外戚、太监、倖臣等)。
这是一个重大历史迹象。虽然党锢、党争在汉宋两代也曾发生，但此番却不可同日而语。明末党争不是简单的派系之争，也越过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事实上，它是以知识分子批判性、独立性为内涵，在君主专制受质疑基础上，所形成的带有重新切割社会权力和政党政治指向的萌芽。若曰不然，试看：
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6]
这是黄宗羲《原君》中的一句;还说：
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末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7]
如果我们意识到阐述了这一认识的人，正是在天启党祸中遭迫害致死的一位东林党人的后代(黄宗羲之父、御史黄尊素，天启六年死于狱中)，或许能够从中更清楚地看到明末的精神思想脉络。
在欧洲，资产阶级的崛起，使君权、教权之外出现第三等级，最后导致民主共和。我们无意将明末的情形与之生搬硬套，却也不必因而否认，黄宗羲在中国明确提出了对君权的批判，而且是从社会权利分配不合理的全新意义和高度提出的。我们不必牵强地认为明末发生了所谓“资本主义”(它是一个如此“西方”的语词)萌芽，但我们依然认定，这种思想连同它的表述，在帝制以来的中国具有革命性。
末世，未必不是历史旧循环系统的终结，未必不是已到突破瓶颈的关口。尽管我们明知，对历史的任何假设都近乎于谵妄，但关于明末，我们还是禁不住诱惑，去设想它可能蕴藏的趋势。这种诱惑，来自那个时代独特而强烈的气息，来自其思想、道德、社会、经济上诸多异样的迹象，来自我们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与判断，最后，显然也从中西历史比较那里接受了暗示……总之，我们靠嗅觉和推测就明末中国展开某种想象，私下里，我们普遍感到这样的想象理由充足，唯一的问题是无法将其作为事实来谈论。
也罢，我们就不谈事实，只谈假设。
人们不止一次在历史中发现：事实并不总是正确的，有些事实并非历史合乎逻辑的发展，而是出于某种意外。一个意外的、不符合期待的、甚至无从预见的事件突然发生了，扰乱了历史的进程，一下子使它脱离原来的轨道。这种经历，我们现代人遇到过，17世纪中叶的汉民族似乎也遇到了。
那就是满清对中原的统治。
我曾一再思索这意味着什么。尽管今天我们会努力说服自己用当代的“历史视野”消化其中的民族冲突意味，但当时现实毕竟是，汉服衣冠被“异族”所褫夺。这当中，有两个后果无可回避：第一，外族统治势必对国中的矛盾关系、问题系列(或顺序)造成改写;第二，新统治者在文明状态上的客观落差，势必延缓、拖累、打断中国原有的文明步伐。
有关第一种后果，看看清初怎样用文字狱窒息汉人精神，用禁毁、改撺的办法消灭异已思想，便一目了然。在满清统治者来说，此乃题中之意、有益无害，完全符合他们的利益需要，不这么做没法压服反抗、巩固统治。但对中国文明进程来说却只有害处，是大斫伤，也是飞来之祸、本不必有的一劫。
至于第二种后果，历来有不少论者，对满清诚恳学习、积极融入汉文化大加赞赏，固然，比之另一个异族统治者蒙元，满清的表现正面得多。不过理应指出，在他们这是进步、是提高，中国文明却并无进步、提高可言——实质是，为适应一个较为落后现在却操持了统治大权的民族，中国放缓了自己的文明脚步。在先进文化面前，历史上两个使汉人完全亡国的外族，蒙元采取抵制，祚仅百年;满清以汉为师，结果立足近三百年。它们之间，高下分明。然而两者有一点相同，即均无裨益于中原文明。自其较“好”者满清来看，入主中原后，一切制度照搬明代，实因自身在文化上太过粗陋、没有创新能力，只能亦步亦趋地仿造与抄袭。
照明代的社会、经济、文化状态看，中国历史此时已处在突破、转型的前夜，至少，新的问题已经提出。倘若不被打断，顺此以往，应能酝酿出某种解答。满清入主，瞬间扭转了矛盾与问题的焦点。先前中国从自身历史积攒起来的内在苦闷，被民族冲突的外在苦闷所代替或掩盖;本来，它可能作为中国历史内部的一种能量，自发探求并发现突破口，眼下却被压抑下去或转移到别处，以至于要等上二百年，由西方列强帮我们重新唤醒、指示这种苦闷。
这是一个已经身在21世纪的中国人，于读史时的所思。毋庸讳言，它带着很大的猜想性。但这猜想，究竟不是凭空从笔者脑中而来，而是对扑鼻的历史气息的品咂与感应。读计六奇《北略》《南略》、黄宗羲《弘光实录钞》、顾炎武《圣安皇帝本纪》、文秉《甲乙事案》、夏允彝《幸存录》、王夫之《永历实录》、谈迁《国榷》……心头每每盘旋一个问题：这些人，思想上均非对君主愚忠、死忠之辈，不同程度上，还是怀疑者、批判者，却无一例外在明清之际坚定选择成为“明遗民”。他们有人殊死抵抗(黄宗羲)，有人追随最后一位朱姓君主直至桂中(王夫之)，有人远遁入海、死于荒渺(夏允彝)，有人锥心刺骨、终生走不出“甲申”记忆(计六奇)……民族隔阂无疑是原因之一，但这既不会是唯一原因，而且从这些人的精神高度(注意，其中有几位17世纪东方顶尖的思想家和学问家)推求，恐怕亦非主要原因。我所能想到的根本解释，应是他们内心十分清楚，这一事态意味着在巨大的文明落差下中国的方方面面将大幅后退。他们拼死保护、难以割舍的，与其说是独夫民贼，不如说是中国历史和文明的延续性。
“明遗民”是大现象、大题目，人物、情节甚丰，而且其中每可见慷慨英雄气，绝非人们从字眼上所想的抱残守缺、冥顽不灵一类气质。何时得暇，笔者颇有意以“明遗民”为题展开著述。就眼下而言，我们着重指出明末这段历史的幽晦与复杂、人性的傍偟与背反，包括社会心理或个人情感上的苦痛辛酸、虬结缠绕，并非一部“阶级斗争史”可以囊括。
中国人重新认识自己历史的时间并不长，基本从20世纪开始。之前，既缺少一种超越的视野(对传统的摆脱与疏离)，也缺少文化上的参照系(不知有世界，以为中华即天下)，还缺少相应的理念和工具(对此，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所论颇精要)。以中国历史之长，这一工作又开展得如此之晚，其繁重与紧迫可想而知。即使如此，我们却仍有三四十年以上的时间，被限制在一种框架之下，使历史认识陷于简单化和概念化，欠账实在太多。
像明末这段历史，对观察全球化以前或者说自足、封闭状态下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思想，可谓不可多得的剖截面，但迄今获取的认识与这段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丰富性相比，却单薄得可怜。它先在20世纪初排满运动中、后在抗日时期，以历史情境的相似令人触景生情，两次引起学界注意，柳亚子、朱希祖、孟森、顾颉刚、谢国桢诸先生或加以倡重，或亲自致力于材料、研究，创于荜路蓝缕，有了很好的开端。50年代起，思想归于一尊，同时还有各种“政策”的约束，对明末历史的探问颇感不便与艰难，渐趋平庸。举个例子，钱海岳先生穷其一生所撰，曾被柳亚子、朱希祖、顾颉刚等寄予厚望的三千五百万字巨著《南明史》百二十卷，一直静置箧中，直到新世纪的2006年(作者已过世38年)才由中华书局出版。像《甲申三百年祭》、《李自成》那样的著作，本来不无价值，但它们的矗立，却是作为一种警示性标志，起到排斥对于历史不同兴趣的作用。
历史是一条通道，现实由此而来;使它保持通畅的意义在于，人们将对现实所以如此，有更深入的、超出于眼前的认识。每个民族都需要细细地了解自己的历史，了解越透彻就越聪明，以使现实和未来朝较好的方向发展。
(原载《悦读》第二十一卷，2011年3月1日出版)
[1]计六奇：《明季南略》，中华书局，1984，第7页。
[2]计六奇：《明季南略》，中华书局，1984，第524页。
[3]徐鼒《小腆纪年附考》，中华书局，2006，第153页。
[4]黄宗羲：《明儒学案序》，《明儒学案》上册，中华书局，1986，第8页。
[5]徐鼒《小腆纪年附考》，中华书局，2006，第364页。
[6]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3页。
[7]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2—3页。
从帝王师到师帝王
段志强
康熙二十一年，56岁的汤斌当上了《明史》的总裁官，不过原任的日讲官仍然兼任，在固定的日子给皇帝讲《易经》。同是河南人的翰林检讨窦克勤问他，讲官的职责为何，汤斌回答说：“讲官所职者大，君心正而天下治，犹天之枢纽转运众星，而人不之见，讲官又是默令枢纽能转运的，是何等关系?”
汤斌(1627—1687)，字孔伯，号荆岘，晚号潜庵，河南睢州人。他生于明天启七年，崇祯十四年应过明朝的童子试;顺治三年又应了清朝的童子试，成了秀才。顺治五年、六年，他先后通过乡试和会试，散馆后历任潼关道副使、江西岭北道参政。顺治十六年，因为父亲病重，汤斌辞官回乡，又丁父忧，里居七年。康熙五年汤斌40岁时，投入孙奇逢门下问学，讲学著书。康熙十七年，应博学鸿儒科，试为甲等，补翰林院侍讲，修《明史》。二十年，充日讲起居官。他与窦克勤关于讲官职责的问答，就发生在他任日讲官的第二年。
讲官制度奠定于宋代。每年从二月到端午、从八月到冬至这两个时段，逢单日就由翰林学士或其他官员入宫，向皇帝讲解经史，称作“经筵”，明清两代也沿袭了这个制度。儒家学者的最高理想，无论是“得君行道”也好，“致君尧舜”也罢，无不把皇帝当作实现政治理想的工具，而借皇权之手来为己所用的前提，那就是“作帝王师”，正如有人恭维张居正的，别人只期望成为“天子门生”，但皇帝却是他的“门生天子”。
汤斌回答窦克勤的话，很能表露这种帝王师的心态。他觉得，皇帝就像天地的枢轴，日月星辰都围绕着它旋转，而讲官却是保证这根枢轴正常运转的“幕后推手”。所以，在康熙二十二年的八月二十三日，汤斌等三位讲官向皇帝讲解“丰”卦《彖传》时，因为传文中有“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的话，因而提到“骄心一生，何所不至，故圣人急急惕之以忧，以为安者危之伏也，治者乱之机也”，十分明显地寓有劝诫之意，也博得皇帝赞赏，回应说：“这所发明极是。满招损，谦受益，圣人久安长治之道，只在持满而已”。
当时三藩之乱刚刚平定，正当壮年的皇帝渡过了他亲政以后的最大危机，清王朝在中原的统治至此才算稳定下来。就在前一年，康熙传令将吴三桂的尸骸分发各省，朝野上下一片歌功颂德之声。面对正在志得意满的君王，汤斌的提醒显然不是无的放矢。
汤斌的讲官只做了两年。康熙二十三年，江宁巡抚出缺，这个职位管辖江南富庶之地，掌握着帝国的经济命脉，皇帝对于其人选颇为踌躇。六月二十三日，六部九卿会推的奏折递上，拟定的人选是翰林院学士孙在丰，候补的是浙江布政使石琳。康熙沉吟良久，问内阁大学士们说，翰林学士汤斌“质朴耿直”，你们以为如何?大学士们当然附和。皇帝又说，所谓道学，一定要身体力行，“今视汉官内务道学之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背”，汤斌却“颇有实行”。就这样，帝师汤斌外放为江宁巡抚。
“颇有实行”云云，说的是汤斌能言行一致，并非他有什么行政上的成绩，因为自他应博学鸿儒科入朝以后，一直做的都是文字侍从之官，没有施政的机会。但康熙能有此认知，并且不合常规地否决了朝臣的推荐，特命汤斌担此重任，至少说明他对汤斌在做“帝王师”期间的表现是满意的。
康熙二十五年，皇太子胤礽13岁了，要正式出阁读书。皇帝觉得，太子的现任老师并不称职，要另觅名师，担任詹事府的长官。三月十日，他对大学士说，汤斌居官廉洁，贤名甚著，过去讲官也做得不错，应当大用。同时又说，詹事府的职位太重要了，你们要好好考虑一下人选。
皇帝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第二天大学士明珠等回奏，汤斌“操履清正、情性和平”，完全可以胜任辅导太子的重任，应当升为礼部尚书，总管詹事府事。皇帝当然立刻批准。
不过，汤斌晋升的过程并不顺利，从他上任到正式开讲，中间经过了整整一年。在这一年中，皇帝的态度有了点变化，一来是朝中官僚之间的倾轧，让他对“朋党”这个王朝政治的痼疾深恶痛绝，二来一些汉官互相标榜、鼓吹道学，实在有碍皇帝的绝对权威，而汤斌既是公认的“理学名臣”，又牵缠到与明珠等人的明争暗斗之中，本来就是上下瞩目的焦点，现在又被任命为詹事府的詹事，做了未来帝王的老师，如此敏感的职位更使得他如履薄冰。
身为天子，最不愿见到的是臣子对自己表里不一。汤斌从江宁巡抚任上离任回京时，不小心对河道治理说了实话，得罪了不少满洲权贵，三人成虎，皇帝也对他猜忌起来。偏偏汤斌又是个“讲道学的”，更增加皇帝的不满。
康熙非常重视太子的教育问题，好多次主动提起这个话题，每次总要发一番宏论，而且他也确实关心太子，甚至亲自教导，这在帝王里面十分少见。但是，对于自己为太子物色的老师，康熙另有看法，他似乎不愿意让讲官拥有老师的身份与尊严。一个明显的例子可以证实我们的猜测：在汤斌与太子见面的第一天，皇帝就大大抢白了汤斌一顿。
康熙二十六年六月七日，皇帝在畅春园召见太子的三位讲官汤斌、达哈塔、耿介与太子见面。皇帝照例讲了一番太子教育如何重要的话，并且毫不吝惜地把太子赞美了一番，说他“从来惟知读书，嬉戏之事一切不晓”，于是汤斌也照例称扬道，“皇上豫教元良，旷古所无，即尧舜莫之及!”不料皇帝一反常态，厉声说：“大凡奏对，贵乎诚实，尔此言皆谗谄面谀之语”，并且说，你的学问我都知道，其实不过尔尔，让你辅导太子，只不过是因为你们名声尚佳而已。说到后来，皇帝甚至骂他“内外不符，实非人类”!当着太子的面说出如此重话，不知汤斌该如何自处?
隔了一日，汤斌等正式“朝夕于皇太子前讲书”。当天，皇帝来到太子读书的无逸斋，令太子背诵当日所读《礼记》数节，太子“背诵不遗一字”。随后，皇帝把汤斌、耿介召至身边，先问“河图洛书之义”，汤斌勉强答“天道扶阳抑阴意思”，其余“未能通晓”，又问耿介，耿介“不能对”。河图洛书，千年悬案，无人敢说自己能领悟其中奥妙，皇帝以此发问，显然有警告讲官不要以学问自恃的意思。
皇帝接着问：“《书经》‘汝无面从，退有后言’，如何说?”这是重提前天“内外不符”的话头了，汤斌一定紧张又尴尬，只得说：“言无面谀而背毁。”皇帝又拿《周易》的问题来问，汤斌显然已经不在状态，左支右绌，张口结舌。于是皇帝说，“朕深宫读书，常于书旨详加考究，尔试举经书中语来问。”汤斌自然不敢问生僻的经句，就提出《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一节，皇帝“探本穷源，条分缕析”，演说一通。完毕之后，汤斌赞道：“圣学高深极矣。”
狮子、老虎在教幼崽捕猎时，都会反复示范，乐此不疲。康熙对太子讲官的侮辱，与之同出一辙。我们无从猜度康熙的心思，但是他多次提到，绝对不允许太子染上“汉人习气”，所以他设置讲官的原意，只不过是照章讲经而已，他不会容忍汉人以“帝师”自居，以“传道”自命，而他有意识地摧辱汤斌等人，就是要在帝王政治中彻底排除“师道”的位置。
第二天，太子大概是领悟到了皇父的深意，也向讲官讲起经来。他拿了一部四书给汤斌，说，“汝检出难者，予为讲解”。汤斌选了几条，结果太子不但“声韵顿挫铿锵”，而且“精义奥旨无不毕露”。讲完，太子又问汤斌，古代的井田制规定以八家为一井，每家分田百亩，倘若土地只有七十、八十亩，或者偏隅之地，又当如何处之?汤斌“不能讲”，耿介又因为暑热老病，不能长时站立，居然昏倒在太子面前，两人狼狈已极。
事已至此，汤斌只好辞职，太子也没多加挽留，只是说需要奏明皇帝裁决。十二日，汤斌等人第三次辅导太子读书，再也不敢进讲，只静听太子背诵经文。谁知太子向自己的老师讲课上了瘾，又要汤斌出题目，自己来讲。这次汤斌干脆对太子说：“臣虽谫劣，日聆太子讲解，臣学亦有进益，躬亲圣人，乃臣之大幸也!”
老师、学生，在皇帝与太子的一手操纵之下，终于易位了。汤斌在说他“日聆太子讲解、臣学亦有进益”时，不知还记不记得自己说过，讲官是“默令枢纽转运的”?帝王师云云，说到底，也不过是围绕枢纽自动奔走的黯淡星辰罢了。
十三日，汤斌太子讲官的职责又延续了一天，就称病辞职了。十四日，太子讲书正式停止，汤斌再也没有回到讲官的位置上来。
平心而论，清代的宫廷教育是十分严格的，这一点历代王朝均不能望其项背。但康熙皇帝这个后来两次被废黜的太子，是否就如汤斌所称颂的那样“天纵之圣”，恐怕也成其为问题了。
一方面，宫廷教育的成功催生出了强烈的皇家自信，所以康熙不仅敢于毫不谦虚地公然称赞太子，还很得意地让其他皇子在朝臣面前进行“才艺展示”，但另一方面，儒臣在皇权的咄咄攻势之下，不得不一再地退避与顺从，最终不但主动放弃帝王师的追求，甚至不顾儒者尊严地“师帝王”——以帝王为师。
士大夫遭遇这样的悲剧命运，固然与皇权的威逼利诱有关，但儒者本身的帝师梦也难辞其咎。汤斌生于明末，在清代以科举而入仕途，明清易代这样的时代巨变好像没有给他造成多大困扰。他的官运本来十分亨通，却辞官隐居，讲学山中。假如他从此息影林泉，不问世事，倒也容易理解，偏偏又应征出山，成为封疆大吏、朝廷重臣，而他所应的，还是专门针对隐逸大儒的博学鸿儒科。汤斌的一生，似乎在大儒与人臣这两条人生路线之间摇摆。而做讲官，为帝王师，则是兼具大儒与大臣的最佳选择，可惜，那是以前的讲官。
爱做帝师之梦的知识分子，代不乏人。可是汤斌的前车之鉴已经表明，能够不认帝王为师，保持住士人的本分，已属难得，至于以道义的尊严教导天子，扭转乾坤，这样的事情早已绝迹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