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电报机的成吉思汗”，是赫尔岑的一个著名谶言。我没有读过它所出的文章，又查不实这句话的上下文，但我想，无论上下文如何，无论将“成吉思汗”作为暴政之象征是否符合史实，这个短语都是意味深长的。
欧洲自启蒙运动以来，多把成吉思汗当成暴君的代表，赫尔岑是俄罗斯人，想必更倾向于这种评价。成吉思汗杀人如麻，但中国人更熟悉的，是忽必烈建立的蒙元，印象又是一种了。
曾有朋友拿一个荒唐的老问题来问我，曰假如不得不回到过去，你愿意生活在哪个时代。我说，春秋吧。他说，那个太古了，换一个。我认真地想了想，说，那就元代吧。朋友大怒，趁着天热，将一顶汉奸的帽子劈头罩来。我说您别急，听我一一道来：我是“搞”文字的，且胸无大志，元代的文人行道难，而我本不想行道，元代的文人做官难，而我本不想做官，终元一代，没有文字狱，单这一点，还不够吗?
睢景臣写高祖还乡，“那大汉下的车，众人施礼数，那大汉觑得人如无物。猛可里抬头觑，觑多时认得，险气破我胸膛。你身须姓刘，你妻须姓吕，把你两家儿根脚从头数”这种反皇权的曲儿，还有更多的嘲谑、谩骂且语涉政治的作品，在元代遍地皆是，换个朝代您试试?蒙古人对文事不太留意，懒得管你说三道四。就算是有人管，你是愿意对方深通文墨、心思细密呢，还是愿意对方“州县三四员，字不辨王张”呢?
元代赋税较宋明皆轻。“赋税轻而衣食足，衣食足而歌咏作”，又有文人的加入，而有了《诗经》以后最天真自然的一代文学。许多文人，没了正统的出身之路，颇有牢骚，但和清代的同行相比，这些人可谓身在福中不知福。读书无用，难道不强过读书有罪?做不了大官大贤，去做那郎君领袖、烟霞状元，又有什么不好?到了明代，一窝蜂地去做官讲道，官也没做好，道也没讲好，先把个活泼泼的曲儿剧儿失传了。
百年蒙元，是个很有意思的时代，一方面有野蛮的军管，区别种姓，以聚敛为头等大事;另一方面，那又是中国最少意识形态控制的朝代。蒙人粗暴但并不苛细，管理漫无章法，几近于“你把钱粮交来，剩下的事不要来烦我”。魏源说元政“肃清宽厚，过于汉唐”，稍嫌溢美，但明初君臣认为元朝以宽纵失天下，确实合着两三分实情，并非只是先为暴政之容。如元代没有完整的法律，后来吏治又坏，狱讼几无道理可言，但并不以残杀为事，连死刑也拖着不执行，至于“七八十年之中，老稚不曾睹斩戮，及见一死人头，辄相惊骇”，这和明代的血腥，相去就很远了。
蒙元官方，并不是真心想放松控制，说到底，他们是没有电报机的“成吉思汗”，控制社会的能力有限。
专制也是个技术活儿，古代的君主，心有余而力不足——其实“心有余”也说得不对，没有电报机之类以启之，他们无法凭空生出许多后世才有的豪情壮志。明代加强专制，大不了是建立国家警察、厂卫之类，侦缉天下，又能怎么样?扒在人家的窗外偷听，虽然吓人，效率却低，除非天下人一半入了厂卫，它的能力平平。
那么，假设“成吉思汗”(在赫尔岑的象征用法上)有了电报机，有了火轮船和铁路，会怎么样?有了热兵器、原子弹，会怎么样?有了蜂窝电话和互联网，又会怎么样?赫尔岑虽有预感，实情会如何，他是不知道的——还是那句老话，当然啦，咱们也不知道，但咱们可以想象，比如若干年后，地球上又有“成吉思汗”，拥有各种新技术，那将会带来怎样一种沦肌浃髓的快感呀!而反抗那崭新的“成吉思汗”，又将是全新的题目，旧有的经验，怕是有一半都失去效用的。
其实也未必有那么可怕。我看过些反乌托邦小说，或科幻电影之类，对里边的渲染，不是很有同感。再新的技术，顶多让老大哥无所不在，但那并不能实现完美的控制。完美的控制，需要完美的、被权利彻底腐化的人民，令人人都是老大哥，人人互相迫害，传递不幸，“成吉思汗”才得乘隙宰制无余。电报机之类，固有助焉，毕竟只是工具，代替不了那根本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