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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要自问:那时我在哪里?

时间:2023-12-18    来源:www.xinwenju.com    作者:南方朔  阅读:

  历史上难免有些时代比较黑暗,黑暗的时代意味着有些人由于自觉或不自觉成了时代的加害者,使别人蒙受创伤与不幸。而我相信受害者心里不好过,加害者的心里也不一定好过。如果有真诚的人能留下记录,表达出自己的悔恨心路历程,我相信那一定是最动人的人性诗篇,它的价值一定远远超过后来许多谴责黑暗的著作。

  只是那种真诚的人实在太少了,绝大多数人都是时代的跟随者。在时代黑暗时,大家都黑暗,所以我的黑暗容易自我原谅;当时代改变时,人们都谴责过去的黑暗,我们也就很快地把过去忘记,更糟糕的是,甚至有些人明明以前是加害者,但也摇身一变,虚构一些故事,让自己变成了受害者。在一个是非太善变、廉价的社会,它不可能有深刻的良心集体反省。

  2010年,加拿大名作家杨·马泰尔(YannMartel)出版了《贝德丽朱与维戈尔》(BeatriceandVirgil)一书,这本小说的叙述手法非常的后现代,但谈的问题却非常的古典。书里提到当年的法国文豪福楼拜曾写过一个短篇故事《圣朱利安的故事》。圣朱利安乃是中世纪的传奇人物,他是封建领主的后裔,年轻时非常嗜杀动物,后来有次杀了一头雄鹿,那头雄鹿在断气前,诅咒他会弑父杀母,这个诅咒果然成真,圣朱利安经此遭遇,他的行为指南针开始转变方向,他舍弃自己,照顾麻风病患,因而被封为圣人。圣朱利安的故事是在说他这个人原本是个坏人,经过某种遭遇,他突然变成了好人,这种“突然变成了好人”的讲故事方式,乃是人类很普遍的叙述方式。但杨·马泰尔却提出了很基本的大哉问:人的改变真的能那么突然、那么卡通化吗?任何改变都必须是人们良心痛苦的翻腾,最后沉淀为集体的觉悟,人类只有经过一番寒彻骨的良心洗礼,过去的恶才有可能被真正地洗涤,卡通式的改变是达不到洗涤的目的的!

  杨·马泰尔在书里因而非常深入地讨论个人以及集体救赎的道理。救赎是种内在良心的志业,它不能也不该像“突然之间变成了好人”那么卡通化。他在小说里讲一个老年标本师的事,那个标本师在小孩时就是残酷的纳粹少年团的团员。纳粹当年邪恶的种子仍埋藏在他的心底深处,它完全没有被改变掉。他在书里强调“艺术是历史的救生圈”,他的意思是说,人类历史上有过太多黑暗,也有过太多事后的指控,人们也说过许多卡通化的廉价救赎,但这都是没用的,真正的救赎只有靠个人良心的真诚自觉,以及艺术的集体救赎力量。

  人类历史上有太多由于蒙昧而造成的黑暗,许多人都成了跟随者或加害者,有些事当时代改变,而受到反省,但我认为跟风式的反省其实是没有用的。我真正在意的是那些人们良心自我战斗的忏悔式记录,例如在越战时代,许多美国士兵加害越南人,有些美国记者、艺术家或退役士兵能本于良心,揭露他们的加害经验,人们有了这种加害经验及反省,才会有集体的良心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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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在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人类一定要保持良心的警觉,良心的警觉就是不要跟风,不要把善恶救赎问题卡通化。前几年,伤痕文学正盛时,我受邀参加一个文学奖当评审,有好多篇都是以事后先见的范式在谈过去的伤痕,但却没有一个人用那种“那个时代我在哪里”的态度,去描写那个时代和我的关系——它可能是我的跟风,我的盲从造势,甚至我的错误参加有关。这也就是说,我们已看多了事后的指控,但却几乎没有人在自问“那时我在哪里”、“那时我在做什么”这种最难面对的问题。

  我始终认为无论大到国家民族小到地方或个人,历史上的种种都必然与我有关,因而在指责过去的许多黑暗时,我们一定要问“那时我在哪里”、“那时我做了什么”这种可能很难答复的问题。很难答复的原因,乃是这种问题里可能有着很难面对的自己。人们已习惯用卡通化的方式看问题,这绝非救赎之道,集体的救赎要从诚实地面对自己开始,这也是我读了杨·马泰尔的书后的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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