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9日，无锡市滨湖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公布了对张艺谋、陈婷非婚生育3个子女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将依法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及社会抚养费共计7487854元，或将成为我国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单笔最高额。近几年张艺谋事业不顺，没能再夺票房冠军，没想到罚款拿了个全国最高。(1月10日《长江日报》)
有人调侃，张艺谋若不退掉绿卡，就不会出现“史上最高社会抚养费罚款”了。在其公开回应中声称，“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是中国人。”当年张艺谋退卡时，美国官员们“都震惊了”，因为“他们只见过申请绿卡的，基本没见过退绿卡的。”张艺谋不仅没有绿卡，甚至婉拒了香港方面的邀请，通过优才计划加入香港籍。于是张艺谋被植入了“爱国主义”芯片，走到哪都声称自己是中国人。然而，不少人依旧摇头叹息，“传说中的亿元罚款，为何缩水至数百万?”言下之意，不把张艺谋罚得家徒四壁，就难以满足他们的“平衡心理”。
毋庸置疑，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无论是谁，都不能逾越雷池半步。正基于此，便出现了这样的场景：一些人，无论是私下闲聊，还是处于喧嚣的舆论环境中，总是披着一副道德外衣，对计划生育政策口诛笔伐，总是不厌其烦地声称生育是人类最基本的权利，限制生育就是反人类、反人权。但一听说是张艺谋违反政策，超生子女，顿时像打了鸡血一般，变得怒发冲冠，血脉贲张，挥舞着道德大棒，恨不得把张艺谋乱棒打死，不罚得他倾家荡产，难消心头恨。无他，只因张艺谋是名人，乃土豪，非普通民众可比。既是名人，就应该被消费，于是隐匿在一些人心里的传统劣根，瞬间爆发出来。
其实，张艺谋超生事件按照正常的法律规章办事即可，无需加入更多的舆论因素。但总是事与愿违，在这转型时期、浮躁时代，但凡能博取眼球的人或事，都能引发公众的“猎奇癖好”。反之，张艺谋超生可理解为接代的传统心理，但事发半年之久才发表公开声明，与其刻意逃避处罚，抱有侥幸心理有一定关系。但纸包不住火，张艺谋的声明终究会来。
民众关注此事，不仅因张艺谋是名人之故，更在于把饱受诟病的社会抚养费摆放出来，因为费用的征收流向、监督审计等环节缺乏必要的公开与透明，这无疑滋生了腐败的温床。向张艺谋征收的社会抚养费怎么用?似乎有备而来，无锡市滨湖区计生局表示，根据《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社会抚养费上缴国库后，由地方政府连同其他财政收入一起，统筹用于本地区各类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话虽如此，具体怎么使用，如何监督，还是一个未知数。据统计，目前已有24省份公开了2012年社会抚养费征收额，总计超过200亿元。然而，尚无一省计生或财政部门，公开社会抚养费的支出情况。寥寥数语，迫使民众不得不产生疑问，当然，这也同党政机关政务公开所背道而驰的。
如同争抢名人故里一般，与名人为荣，沾名人“仙气”，正是一些地方政府热衷的“文化政绩”。于是，无锡市相关部门又上演了这样一幕：一开始态度暧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媒体曝光张艺谋超生时;突然“高度重视”，“千方百计联系张艺谋和陈婷，并派出工作小组，赶赴北京去找张艺谋，但未果，没找着。”从“高度重视”到“千方百计”，却是“未果”，相关部门所表现出来的“双趋心理”，又使人联想到无锡相关部门以张艺谋为荣。若非事件被媒体推向风口浪尖，或许当地部门恰如保护“国宝”一样，任由张艺谋“逍遥法外”。
张艺谋超生事件，从正面反映出一定的制度漏洞，从侧面反映出某些民众的社会心理趋向。倘若该事件仅停留在748万罚款，停留在名人被消费的眼球层面，那么制度上的泥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很难走出来。说到底，我们需要解决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前赴后继的“超生游击队”现象?如不从制度上逐本溯源的话，征收再多的社会抚养费也只是治标之法，而遭受创伤最大的将是那些超生出来的孩子。
狄更斯有言：“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植入到当代，可以理解为：“这是转型的时代，这是改革的时代。”作为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无论是谁，是何身份，是何地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正是所有制度设计的本质初衷，亦是宪法所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