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2013年12月30日国家审计署官网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全国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206988.65亿元，负有担保责任债务29256.49亿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债务66504.56亿元。
众所周知，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即地方性债务，其可划分为显性、隐性两种债务类型。显性债务包括外国政府与国际金融组织的贷款、国债转贷资金、农业综合开发借款、解决地方金融风险专项借款、拖欠工资、拖欠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等，除明确负债外，常表现为未支付的应付支出。而隐性债务包括地方政府担保债务、担保的外债、地方金融机构的呆坏账、社会保障资金缺口等，在出现金融机构清算等情况时，地方政府将承担资产损失。而这些债务缺少有效、统一监测、管理制度，隐蔽性强，已成为中国地方债务风险的主要出险区。
审计结论是“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审计署外交外事审计局局长马晓方做客人民网时透露，两年来审计的36个地区债务规模增长了13%，有4个省和8个省会城市本级增长率超过20%，部分地区和行业债务风险凸显，有9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已超过100%，最高达189%。数据显示，地方性债务已吹响了还款的“集结号”，从债务余额、债务增速、债务结构及偿债能力等综合动态分析，地方性债务的实际风险明显高于预期。
唯物辩证法中提及，解决问题应从实际出发。分析地方性债务的成因，大致如下：地方政府对中央的过度依赖，债务偿还过度依赖土地收入，高速公路、政府还贷二级公路债务规模增长快、偿债压力大、借新还旧率高;一些地方通过信托、BT(建设-移交)和违规集资等方式变相融资。问题突出、隐蔽性强、筹资成本高，蕴含新的风险隐患;融资平台公司退出管理不到位，部分融资平台公司资产质量较差、偿债能力不强;一些地方还存在违规担保、违规融资、改变债务资金用途、债务资金闲置等问题。
“解铃还需系铃人”，既知成因，那如何接住解决问题的接力棒，如何行之有效地解决地方性债务，降低风险，防止债务危机的爆发，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点着手：
首先，借转型之际，迅速转变政府职能，加大地方财税制度的改革步伐，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在政府经济杠杆政策的可控状态下，交由市场当家作主。例如，在力保公益性项目的资产债务下，凡涉及到市场竞争的地方债资产，需进行全面评估并向社会公开出让，对应解决地方债的偿还，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债务规模和投资范围。
其次，因为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导致土地财政成为名副其实的财神爷。债务与土地的频繁亲密接触，出现了只有房价拉动土地价格的不断攀升，才有能力偿还债务，这无异于杀鸡取卵，一旦房价形成向下拐点，将极大加剧地方债的风险，甚至跌入泡沫经济的泥沼。为此，地方性债务与土地财政需进行适当分离，中央需强制性要求地方政府不能再以土地收入承诺进行举债，不能借新还旧，拆东墙补西墙。
第三，精简机构与解决债务并驾齐驱。机构臃肿，人员超编必然导致财政供养入不敷出，加之地方政府税源不足，财政金融体制不健全，地方政府缺乏融资渠道，政府信用评估缺乏，行政管理体制缺乏约束机制，行政效能被严重削弱。作为政治体制改革之一，改变政府机构臃肿重叠、层次过多、职责不清，做到结构合理，功能齐全，灵活高效，将大大降低不必要的财政性支出，并集中火力偿还债务。
随着体制改革进入深水期，唯GDP论英雄的政绩考核模式也将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气象。GDP至上论，无疑刺激了地方政府竞相负债的权力偏好、以期获得短期的经济实效，使政绩迅速得到体现，这正是地方政府债务激增的根源。地方政府权力过大，在某种程度上不受市场约束，“滥用”土地和资金，这也刺激了地方政府债务膨胀;中央和地方收入财权和事权关系不匹配，使地方政府可以将负债带来的公共成本外化，于是有了更强的负债嗜好。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辩证地看待地方性债务问题，风险与机遇并存，改革与挑战并肩。为加强地方性债务管理，规范政府各部门举借和偿还政府性债务的行为，防范和化解债务风险，更好地促进当地经济发展，逐步实现“举债有度，用债有效，还债有信”的良性循环过程。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地方性债务治理是一个长期过程，而在当前偿还债务的高峰期内，出台更多立竿见影、疏堵结合的综合治理方案正是规避风险的不二法门。
2013年11月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建立规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中央出了狠招，下面就看地方怎样接招了。如何合理客观地处理地方性债务问题，如何辩证理性地处理中央与地方的角色关系，这是一门政治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