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在流经马棚地界的时候打了个弯。
河的打弯并非毫无根据，它既有自然的制约，也有现实和精神上的需求。如果运河南下北上都平铺直叙的话，那是少了很多意趣的。蜿蜒却依旧通畅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殊途同归之妙境。运河流经南北，见证古今，它所浇灌和养育的日常也千差万别。同样的水浇灌不同的土地，养育了不同的风土人情，这风土便是使一个地方得以生机勃勃的关键，甚至是一个城市的生长密码。差异化发展的风土人情不仅仅是水土本身的不同，更是有意无意间寻求各自发展的独特路数。不会在“大同”中失去自己的“小异”，这样的日子才有意思、有出路，也更有前途。
汪曾祺在《大淖记事》中提到马棚湾，它是小城乡土世界里一个并不耀眼的存在，却有一股劲头：
……东乡、北乡的稻船，都在大淖靠岸。满船的稻子，都由这些挑夫挑走。或送到米店，或送进哪家大户的廒仓，或挑到南门外琵琶闸的大船上，沿运河外运。有时还会一直挑到车逻、马棚湾这样很远的码头上。单程一趟，或五六里，或七八里、十多里不等……
这个地名出现在故事中的时候，显得有些悲情。悲情本身是动人的，而最动人的悲情是连故事发生的空间都令人感到不安和悲怆。一个女人跑了，这在一个家庭和一个故事里是令人震惊与悲伤的事情，因为一个人出走牵动的是一个家庭的离散和另外一个家庭扭曲的重组。然而，这在那个贫乏的年代似乎又不是什么大事，女主人公显得非常安然，正因为一切的情绪看起来波澜不惊，故事更令人心生震荡。马棚湾就像是莲子的同谋者。她出走的时候，自己的男人正在马棚湾，如果黄海蛟不在这个地方，悲剧就不会发生：
巧云三岁那年，她的妈莲子，终于和一个过路戏班子的一个唱小生的跑了。那天，黄海蛟正在马棚湾。莲子把黄海蛟的衣裳都浆洗了一遍，巧云的小衣裳也收拾在一起，焖了一锅饭，还给老黄打了半斤酒，把孩子托给邻居，说是她出门有点事，锁了门，从此就不知去向了。
对于这种风气，汪曾祺向来没有措辞激烈地指责过。这种“宽容”并非是道德上的失范，更多的是出于对人性的理解。对于现实而言，简单的卫道是虚弱甚至虚伪的，许多的卫道士本身是恶魔，而有些卫道又是近乎禁欲般的残忍。乡村有自己的公序良俗。也许乡野的人们不善于表达，较之于城市的体面，他们显得随意，但这并不能因此断定城乡之间对于风气就有两种判断标准。城里并不是没有糜烂，而乡间也未必就败俗。站在城乡之间的汪曾祺，正好有一种公平的视角，可以客观看待道德问题。
一个地方的风土是逐渐养成的，而且还在不断地生长。水土的差异养育了多姿多彩的风土，让日子不至于千人一面，显得有滋有味。风味、物产、方言这些具体的东西是风土人情的现实载体。有了这些，一个地方的风土就更加可感、丰富。我们现在谈地方特色，这在老祖宗的日子里早就安排得明明白白，只不过如今城市被水泥森林占领，风物又被格式化的行业标准所限，文化被一个标准的指标所束缚，我们反而不知道所谓的风土究竟是什么。风土应该“各自为战”才有生命力，一把尺子量出来的只能是商品，如果不同的水土用相同的标准去规范，日子只能呆板停滞，毫无生机。
好在还有马棚湾这样没有被忘却的乡土。它虚实相生地生长着一些属于水乡的风土人情，还能够带给我们一些颇有意味的安慰和启发。
一
马棚湾的名字非常质朴。乡人传，因此地秦时有驿站拴马棚，又地处运河大拐弯处，故名。高邮之名，肇始于秦。秦始皇二十四年(前223年)，灭楚，筑高台，置邮亭，名高邮，亦称秦邮。《太平寰宇记》记“高邮县”:“本汉旧县,是秦之高邮亭,因以立名。”然而，秦时此处是否有拴马棚已不可考，运河大拐弯也是后世之事。事实上，直到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河道总督靳辅于清水潭采取避深就浅的办法，绕开原来的河线，重新开河一道，改筑东、西堤与旧河堤相接，使局部河线形成了一个大弯子，才有后世所称的马棚湾。
《高邮县志》载，据明隆庆六年《高邮州志》所改绘的州图中，仍未有马棚湾或马棚地名，至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重锲高邮州志》中，州图才有地名马棚湾。理清这一段历史，对于下文讲清楚或与马棚湾有关系的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有关。
无论河湖水道如何变迁，马棚所在的地域一直因河而形，依水而居。江淮运河沿线多河湖湿地，水边岸上物产丰茂。高邮中段马棚湾、清水潭等地水患成灾，所以多种植耐水的作物，茨菇、荸荠也就成了这个地方的名产——“马棚大茨菇”几乎成了一种固定的说法。这种说法和南京城俚语中“南京大萝卜”的名称异曲同工，专指一个人的愚笨木讷。因为茨菇淀粉瓷实，吃多了噎得人发愣，俚语喻人发“茨菇愣”。汪曾祺生活的大淖河边有专门的鲜货行：“炕房、浆坊附近还有几家买卖荸荠、茨菇、菱角、鲜藕的鲜货行，集散鱼蟹的鱼行和收购青草的草行。”但实际上，下河诸多地方都有种植，因为其易活耐水而丰产，所以是常见的蔬菜，荒年甚至还充作粮食。茨菇味水本不佳，如若用来充饥更是寡淡，汪曾祺在《故乡的食物》中记道：
我小时候对茨菇实在没有好感。这东西有一种苦味。民国二十年，我们家乡闹大水，各种作物减产，只有茨菇却丰收。那一年我吃了很多茨菇，而且是不去茨菇的嘴子的，真难吃。
尽管汪曾祺对这种菜蔬没有好感，但作为一种水乡特产，爱好美食的他又给茨菇赋予一种特别的乡愁意味。一道平素稀松常见的菜式成为具有汪曾祺风格的“乡愁名菜”，这道菜便是日后常被提起的“咸菜茨菇汤”。对于这道菜的制作，汪曾祺别有心得：
咸菜是青菜腌的。我们那里过去不种白菜，偶有卖的，叫做“黄芽菜”，是外地运去的，很名贵。一般黄芽菜炒肉丝，是上等菜。平常吃的，都是青菜，青菜似油菜，但高大得多。入秋，腌菜，这时青菜正肥。把青菜成担的买来，洗净，晾去水气，下缸。一层菜，一层盐，码实，即成。随吃随取，可以一直吃到第二年春天。
腌了四五天的新咸菜很好吃，不咸，细、嫩、脆、甜，难可比拟。
咸菜汤是咸菜切碎了煮成的。到了下雪的天气，咸菜已经腌得很咸了，而且已经发酸，咸菜汤的颜色是暗绿的。没有吃惯的人，是不容易引起食欲的。
咸菜汤里有时加了茨菇片，那就是咸菜茨菇汤。或者叫茨菇咸菜汤，都可以。
汪曾祺对这道菜的记忆可谓细致真切。从美食的角度讲，这种细致是家常式的琐碎，并见不到什么鬼斧神工的技术，然而作为一道家乡菜，它所包含的更多寓意是对过往日常的一种记录与回顾。越是细致的表达，越能够体现出他对旧日场景的眷念与回味。每一道工序以及每一点感受就像一个个朴素而深情的词语，在现实中，这些细节并没有什么神奇和深刻之处，但在文学语境中，这些琐碎而庸常的罗列却是一种独特的、深情的表达。真正的深情不一定非得大声呼喊告白，相反，一字一句的娓娓道来，于平淡中见真情更打动人心。汪曾祺在北京的家中也做这道菜，但子女们并不认可这种味道，都觉得味苦，难以下咽，只有他自己“包圆”咽下了肚子，温暖或者苦涩只能是他这个游子一个人的味道。
乡愁，一定是会有早期的生活经验作为精神准备的。没有这点美好或者苦痛的记忆作为底色，一种简单的食物是难以勾引出乡愁的。一碗咸菜茨菇汤所熬出来的乡愁是有地方风土人情的乡愁，并不是那种随处可见的炊烟袅袅的乡愁——那是公共而普世的一种存在。
当然，汪曾祺的这碗咸菜茨菇汤在独有风味的同时，也有独特的格调，这就是汪曾祺高明的地方——同样是平淡甚至庸常，但是在他的文学作品中能“淡”出难忘与不舍来，这就形成了一种特别意义上的“共情”。汪曾祺的老师沈从文先生从湘西来到北京，也吃到了从北京菜场买来的茨菇，虽然没有吃出汪先生一样的乡愁，但也有别具一格的体味。在《故乡的食物》中，汪曾祺回忆了这段经历：
我十九岁离乡，辗转漂流，三四十年没有吃到茨菇，并不想。
前好几年，春节后数日，我到沈从文老师家去拜年，他留我吃饭，师母张兆和炒了一盘茨菇肉片。沈先生吃了两片茨菇，说：“这个好!格比土豆高。”我承认他这话。吃菜讲究“格”的高低，这种语言正是沈老师的语言。他是对什么事物都讲“格”的， 包括对于茨菇、土豆。
茨菇的生长范围并不狭隘。沈先生生活的湘西也是有茨菇的。清代道光年间，鲍相璈所辑《验方新编》有关湘西“肿蛊”的治疗方法为：治疗见后苏荷汤四方，若病危甚时，必戒盐荤方效。外用茨菇菜煎水洗之。在这里，茨菇并不是一种风味，而是参与了一种“秘术”，算是风情的一种。汪曾祺早年读书生活的云南，茨菇比比皆是，但他似乎并没有怀念这些苦涩的食物，而是流连于云南鲜美的菌类。昆明的美食是鲜亮而充满愉悦的味道，写到故乡，他却突然低沉下来，这并不是煽情，而是他深知故乡因水而生，但也苦水久矣。
民国二十年大水的时候，汪曾祺十一岁，他对这场大水的记忆是深刻的。这次水灾，运河多处决口，里下河地区有1320万亩农田颗粒无收，受灾民众约58万户350万人， 77000多人死亡。马棚湾是运河沿线的重灾区之一，历史上，水灾多次侵袭，冲破堤防，让其遭受灭顶之灾，并直奔与高邮西湖相望的清水潭，使这一地界成为沿运河地区的险绝之处。清康熙年间，时为高邮知州孙蕙幕宾的蒲松龄曾亲眼目睹清水潭水患，他在《清水潭决口》诗中描写得非常真切：
河水连天天欲湿，平湖万顷琉璃黑。波山直压帆樯倾，百万强弩射不息。东南濈濈鱼头生，沧海桑田但倾刻。岁岁滥没水衡钱，撑突波涛填泽国。朝廷百计何难哉?唯有平河千古无长才。谁能负山作长堤，雷吼电挈不能开。民不竭力，国不竭财，官不苦累吏不催。蔀屋缓输天子乐，千秋万世不为灾!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他第六次南巡，路过高邮，又一次视察河工。为治理水患，康熙在马棚湾、清水潭及高邮其他地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疏浚运河、挑浚永安新河(清水潭)、建六座减水坝、修治运河东西堤等。除此之外，他还命河工总督张鹏翮铸造了“九牛二虎一只鸡”镇水。“九牛”由北向南依次安置在淮阴的码头、武墩、高埝，高邮的高良涧、蒋坝、马棚湾，江都的邵伯及邗江等地的险工患段上，如今，马棚湾铁牛依旧屹立于运河的风雨之中。
二
物产是风味的原料，生长是日常的来源。
苦水久矣的水乡，倒也因为一种水生植物的丰产获得了自然的馈赠。水对土地的馈赠也是慷慨的，哪怕是水患，也给乡土带来了很多重建的机遇。连接高邮湖的运河与运河以东的平原虽然多次纠缠斗争，但在长期的互动中又达成了某种和解。河湖与平原握手言和之后，水土就有了丰赡的可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确实是水土关系的一种自然哲学。马棚湾与高邮湖隔河相望，这条河便是被当地人称为东湖的清水潭。清水潭也曾是村镇，且早于马棚湾。清嘉庆 《高邮州志》记载，清水潭“在州治北二十里运河堤旁，地势低洼，当河、淮下流之中，屡筑屡决。康熙三十五年改建石工，始为完固。镇在清水潭口。”
在汪曾祺小说《故里三陈》中，清水潭里游弋着一个奇人：
他水性极好，不愧是条泥鳅。运河有一段叫清水潭。……据说这里的水深，三篙子都打不到底。行船到这里，不能撑篙，只能荡桨。水流也很急，水面上拧着一个一个漩涡。从来没有人敢在这里游水。陈泥鳅有一次和人打赌，一气游了个来回。当中有一截，他半天不露脑袋，半天半天，岸上的人以为他沉了底，想不到一会，他笑嘻嘻地爬上岸来了!
清水潭另一闻名于世的风物是鸭。当代著名的“野鸭放飞”奇人陆高中，驯服野鸭的技能闻名遐迩。陆家世代在东湖边打鱼为生，从小在水边长大的陆高中驯服了大量的野鸭听其召唤，来去自如。清水潭地区很早就有关于野鸭的传说。据说，有户人家在湖边搭建了一个大鸭舍饲养麻鸭。一天傍晚，从西边的高邮湖方向飞来上万只野鸭，住进了鸭棚。第二天一早，主人到鸭棚一看，满地的野鸭蛋。后来每隔三四天，主人就要装一船鸭蛋贩卖到镇江，他也因此发家致富。野鸭和麻鸭在高邮都是闻名的物产。颇为有趣的是，汪曾祺早年的作品《鸡鸭名家》中的主角之一，人送“陆鸭”称号的陆长庚也是有一把好本事的“鸭司令”：
这十块钱赚得太不费力了!拈起那根篙子(还是那根篙，他拈在手里就是样儿)，把船撑到湖心，人仆在船上，把篙子平着，在水上扑打了一气，嘴里啧啧啧咕咕咕不知道叫点什么，赫!——都来了!鸭子四面八方，从芦苇缝里，好像来争抢什么东西似的，拼命地拍着翅膀，挺着脖子，一起奔向他那里小船的四围来。本来平静寥阔的湖面，骤然热闹起来，一湖都是鸭子。不知道为什么，高兴极了，喜欢极了，放开喉咙大叫，“呱呱呱呱……”不停地把头没进水里，爪子伸出水面乱划，翻来翻去，像一个一个小疯子。岸上人看到这情形都忍不住大笑起来。倪二也抹着鼻涕笑了。看看差不多到齐了，篙子一抬，嘴里曼声唱着，鸭子马上又安静了，文文雅雅，摆摆摇摇，向岸边游来，舒闲整齐有致。兵法：用兵第一贵“和”。这个“和”字用来形容这些鸭子，真是再恰当不过了。他唱的不知是什么，仿佛鸭子都爱听，听得很入神，真怪!
同样是姓陆——大概这也是巧合，可见养鸭在沿运河而生的高邮是平常的风土人情。乡人姚维儒探访大淖边的老人，郭长庚是有原型的，但并不姓陆，而是来自于陆家舍的郭兆林。郭兆林是这一带的放鸭高手。他因左手残疾，人称“郭侉爪子”。郭兆林家在大淖的东边有一个大塘，常年圈养着上千只鸭子，他家是正儿八经的鸭行。
许多年后，高邮又出了个全国劳模——“养鸭大王”郭怀珠。这位人物比小说里不得志的陆长庚境遇好很多。他与大淖里的郭家有没有关系呢?无论如何，这个地方养鸭和腌蛋确实是一种独特的风土人情。汪曾祺日后去了外乡，一听到别人说“你们那里出咸鸭蛋”，心里就嘀咕：“好像我们那里就只出咸鸭蛋似的!”其实汪曾祺对于家乡的物产是充满着自豪感的，他在《端午的鸭蛋》中说：“不过高邮的咸鸭蛋，确实是好，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当然，这不只是高邮人的自说自话，袁枚在《随园食单·小菜单》“腌蛋”条留下了记载：
腌蛋以高邮为佳，颜色细而油多，高文端公最喜食之。席间，先夹取以敬客，放盘中。总宜切开带壳，黄白兼用;不可存黄去白，使味不全，油亦走散。
宋朝年间，秦观就将高邮的许多风物派人趁着北上的船，经过樊良湖，送给在徐州做太守的苏东坡。这些风物土产里就有高邮的鸭蛋，船也一定路过了当时的必经之地——樊良湖边上的马棚地界(尽管那时候还没有马棚湾)。秦观一般在诗词中只说酒而不说菜，这大概与宋朝崇尚的意趣有关，但这一次却是个例外。他如数家珍，奉上《以莼姜法鱼糟蟹寄子瞻》：
鲜鲫经年渍醽醁，团脐紫蟹脂填腹。后春莼茁滑于酥，先社姜芽肥胜肉。
凫卵累累何足道，饤饾盘餐亦时欲。淮南风俗事瓶罂，方法相传为旨蓄。
鱼鱐蜃醢荐笾豆，山蔌溪毛例蒙录。辄送行庖当击鲜，泽居备礼无麋鹿。
颇为有趣的是，在这首诗中，秦观是以方言写高邮的土特产。莼、姜、鱼、蟹在题目中就说明了，“法鱼”指风干的鱼，“糟蟹”指醉蟹。据学人许伟忠研究，秦观介绍蟹的时候突出了“团脐”。“团脐”是母蟹，醉蟹必须以团脐的母蟹为原料，尖脐的公蟹是必须剔除掉的。而“脂填腹”的脂是指蟹黄，只有腹内填满蟹黄的肥蟹才是上品，蟹黄不多的瘦蟹是不上档次的。再如“先社姜芽”，《本草纲目》注：“姜……秋社前后新芽顿长，如列指状，采食无筋，谓之子姜。”“先社”即秋社前采的子姜，更加脆嫩;“肥胜肉”是指细嫩无筋，而不是说油腻如肉;“凫卵”即鸭蛋，可见至少九百年前，高邮人就用鸭蛋作为土产送客人了。凫本指野鸭，据说趋之若鹜的“鹜”，就是驯养的鸭子。不知道秦观托人送到徐州的鸭蛋，是“凫卵”，还是“鹜蛋”?秦观的诗用方言写成，押仄声韵，和这些土产一样新鲜，充满了欢快的情绪。方言是一种很有魔力的语言，用土语写自己家乡的土产，可见秦观的愉悦和自信。
离高邮城不远的马棚讲的自然是家乡的方言。那礼单中有没有产自马棚湾和清水潭的风物呢?这不得而知，但确实也是意蕴悠长的——日后还有很多与马棚湾有关的高邮往事或传说，是和风味与乡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三
风味、乡音以及籍贯，是一个人生命的底色，固执地填满他/她的一生。
口音和口味是随身携带的乡愁密码。无论天涯海角，日日年年，“老家”二字总能解锁乡愁。家乡的滋味在一个人身上的生长是顽固的，即便汪曾祺日后对云南等地的生活也是难忘的，但这并不能淹没故乡水土对他的滋养。同样是在云南昆明，一个祖籍高邮的人也留名后世。汪曾祺在《吴三桂》一文中写道：
我的家乡出过两个大人物，一个是张士诚，一个是吴三桂。张士诚不是高邮人，是泰州的白驹场人，但是他于元至正十三年(一三五三)攻下了高邮，并于次年在承天寺自称诚王。吴三桂的家不知什么时候迁到了辽东，但祖籍是高邮。他生于一六一二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敝乡于二百六十年之间出过两位皇上——吴三桂后来是称了帝的，大概曾经是有过一点“王气”的。
吴三桂清史有传，但他的早年资料很少。乡人传言，吴三桂生于高邮界首六安村或马棚，这两个地方接壤相连，并无太大的空间差异，大抵都在马棚湾对面运河沿线一带。吴三桂出生的时候，“马棚湾”一名还没有出现，“马棚湾”是康熙十七年以后的事情，但“马棚”这个地名是早于马棚湾出现的。明朝以后，高邮境内有盂城、界首两座驿站，马棚位于两座驿站之间，应该属于“腰站”，或是界首驿站的附属物料机构。“腰站”是驿站的中间站，休息打尖或换马，也称“腰顿”。驿站分水陆两种,盂城驿则是水陆兼顾的。这里常年备有舟楫驿马,所以作为“腰站”转节点或者驿站附属之地，它的名称与养马有关也合常理。
吴三桂籍贯究竟在哪里，且他是不是出生在高邮，是解开吴三桂与高邮关系的关键所在。关于他的籍贯，《清史稿·吴三桂传》载：吴三桂，字长伯，江南高邮人，籍辽东。吴三桂先祖本是安徽徽州人，其后迁居江苏高邮。吴三桂的祖父是个以贩马为业的商人，奔走于北方各地，后定居辽东。到吴三桂父亲吴襄时，其家族才开始振兴。吴襄生有勇力,于明朝天启二年(1622年)中武进士,很得明王朝镇辽将军李成梁的赏识。李成梁因吴襄善于相马,就让他购办战马,不久因功保升为千总。人民网转《辽宁日报》所刊《绥中大族子弟曾随吴三桂征战西南》一文，为吴三桂的出生地理清了脉络。文中提及绥中历史文化博物馆旧藏《明清史料·丙编》，清顺治五年(1648年)，吴三桂呈给朝廷的奏疏——平西王揭帖，不仅言明吴三桂为辽东中后所人，还提及其与中后所的密切关系。顺治五年，清廷调吴三桂率部进驻汉中，临行前，吴三桂上疏顺治帝及摄政王多尔衮，请求留人看守庄田和祖坟，因此才有了这封揭帖。揭帖中有这样一段话：“本藩生于辽长于辽，有祖父坟园葬立中后，叨蒙皇恩特赐葬祭，今本藩领全家及官兵全家往西剿抚，本藩思源至念虽殷，不敢私自留人看守，中后原有本藩安设庄田拾处，今留人丁百余并本藩兄吴三凤部、游击张羽高督率看守，以备祭扫。”
吴三桂祖上从徽州迁居到高邮，而他在祖上北迁后出生在辽东，这里当算是他的“卫籍”更为准确。吴三桂虽然并不出生在高邮，但其祖上在高邮生活的时间一定也不短，因为他无论是后来去辽东还是到云南等地，都携带着高邮籍贯。颇有意味的是，汪曾祺祖上也从徽州迁居来高邮。1994年，汪曾祺为东海《汪氏族谱》撰写了序，开篇便道：“吾本姬姓，文王之后也。虽时代久远，仍可稽可考。自越国公受封江南，亦已千年。歙县旧有吾氏宗祠，今祀，我曾往歙县、屯溪、黟县，所遇族人甚多。”据研究，从汪曾祺的父亲汪菊生往上数，居住在高邮的汪氏族人已有八代，他们与吴三桂祖上来高邮的时间是相近的。他们都将这座处于文化意义上的“江南之地”作为自己的籍贯。
同在乡里也许并不一定有多少感触，但是出了这风土生长的地界，说起籍贯老家的名字和风物一定是热泪盈眶的。吴三桂戎马生涯，转战南北，康熙十七年(1678年)，吴三桂在湖南衡州称帝，同年秋病死长沙。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一年吴三桂在衡州称帝，而康熙谕旨靳辅堵塞清水潭决口，但是由于清水潭决口南北宽三百余丈，水深七八尺，且与湖水相连，“湍波冲激”，很难施工。靳辅的幕僚、民间水利专家陈潢察看了周围地势和水情，认为只要十万两银子就够了，可是没有人敢承担这项工程，于是陈潢决定亲自负责施工。他抛开原来的决口，向湖中另筑了两道偃月形的土堤，东长605丈，西长921.5丈，首尾均与旧堤相连，这样运河就在高邮湖内形成一个大弯道。
这个大弯道便是日后的马棚湾，也正是高邮乡人传说的吴三桂祖上在此养马之地。吴三桂在衡州大概未必知道这件事情，但如此一比较，他似乎并不“厚道”。就连此时同在衡州的另外一位高邮人王夫之也认为他的举动有失“公忠”。《清史稿》里关于王夫之“公忠”的述录是这样记载的：张献忠攻陷衡州后，王夫之避居南岳，张献忠抓住其父作为人质。王夫之自己举刀遍刺肢体，被人抬去交换父亲。对方见他伤重，便放了他，并准许其父同他一起回家。明王驻扎桂林，任命他担任行人一职。当时国势危急，大臣们仍然水火不容。夫之多次弹劾王化澄，化澄想杀他。明朝灭亡后，他收敛锋芒，隐蔽行迹。回到衡阳石船山，学者称他“船山先生”。吴三桂在衡州称帝，有人让王夫之上劝进表，王夫之说，亡国遗臣，剩下的只有一死罢了，现在怎么会写给此不祥之人呢?随后逃入深山，作《祓褉赋》表明心志。吴三桂被平定后，上级官员闻听此事，心中称许，嘱咐郡守赏赐王夫之粟帛。召见他，王夫之以患病推辞。
王夫之生于衡阳，祖籍高邮，这从清王之春撰《船山公年谱》(增补)中可见诸多证据。如《家谱世系表》中载：“始祖骁骑公讳仲一，江南高邮州人。明洪武间，以从渡江功，官山东青州左卫正千户。先世居高邮之打鱼村，元至正以前，失谱不详，断自十一世祖骁骑公为始。公兄弟或云九人，或云七人。”
如今黔东南地区一个叫马家寨的村落，传说就是高邮人吴三桂及其后裔隐匿的地方。高邮人王夫之进了深山，吴三桂的后人也进了贵州的深山，只不过王夫之是“避”，而吴三桂家族似乎是“逃”。吴三桂家族“逃”出来的传说比王夫之要有名气，以至于高邮人已经不知道这位在衡州出生的大思想家。
吴三桂的家眷逃进黔东南的深山里，定居，并有了后来的马家寨。各种传说的版本很多，比如其中一种：吴三桂病逝后，次子吴应麒命将军、亲信马宝和镇远守将江义秘密护送，养母陈圆圆扶吴三桂灵柩，并携次孙吴世珺、三孙吴世珵及儿媳涂氏等人，从衡州(今湖南省衡阳市)由水路经常德、沅州，到达云南昆明，后又秘密转至贵州思州(今贵州省岑巩县)，在知府李敷治的帮助下，隐藏于猴子岭的搭茅洞。为了 “佐证”马家寨与吴三桂有关传说的准确性，人们便猜测：马家寨的人都说高邮话，且吴三桂祖上与马有渊源，岂不“证实”了这个地方就是传说中吴氏后裔定居之地?
传说虽然没有可以支持的科学性论证，也并不严谨，但在民间，这恰恰证实了一个道理：乡音是人们追根寻源最强有力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