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雍也》里有这样一句话，说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大致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他把人本质、质朴性的东西表现得比自己的文采，艺术素养等修饰性的东西要强的话，这个人就会显得很野，很粗矿，如果把文采、思想、艺术素养等修饰性的东西表现得比人本质、质朴性的东西要强的话，就会显得像一些作文史的人那样虚华空洞，只有当一个人的文采、艺术素养等修饰性的东西和人本身的质朴性的东西相互均衡适当的时候，就成了君子。
我想这应该是孔子先生将中庸的智慧表现得相当深层完美的一句话了。按这样的解释，文质彬彬，就是君子了，但是疑惑的是，这“文”和“质”都是有层度的，比如说有的人文(文采，思想、艺术素养等装饰性的东西)的层次很高，境界极其深远，比如像孔子先生这样的人，为了显得君子一些，那孔子先生所表现的质(人本身、质朴性的东西)应该与表现的文的东西是彬彬的(相均衡适中的)，即也是高层次的靠近人本身的质朴的状态。这也是符合孔子的个性和形象的。
但是，总不免会一代不如一代，当这些人的文等这样修饰性的东西不如孔子，甚至处在一个差很远的层次的时候，那么为了依然维持着君子彬彬的形态，那么他的质朴性的东西也应该处在一个离孔子先生这样的人很低层次的位置，低层次的“质”，即不那么质朴，不那么单纯，不那么靠近人的本质。所以当一个人几乎在掩饰一个正常人本质，本性的东西的时候，是代表这个人的文采、思想、艺术素养性的东西也是并不怎么深层的。但是日后的儒家人士，几乎没法达到孔子思想深度，达不到孔子文采、思想、艺术的素养等这样的“文”，但为了表现得君子模样，只好降低“质”的标准以中和，所以才有偏离人本身质朴性的东西才能显得中庸。其实此时的中庸已经早不是孔子崇尚的中庸。
中庸讲究率性而为，行乎适中，觉得人的喜怒哀乐应该相互中和：开心了，要用一点折磨打击一下;不开心了，悲观了，就用乐来调剂一下，所以总使人不得大意完全开心一回，不得完全痛苦一回，否则，无不是偏激。
偏激，所谓偏激者，“偏”，偏向的意思，“激”，指比较强烈、激烈的情感状态，这样的激烈的情感状态包括过分的哀怒，还包括过分的喜乐。很多假装得了中庸之道的伪中庸分子们，道听了些许儒家的仁爱思想，然后看到谁显得有一点批判精神，便满脸表现出无不是偏激幼稚的神态。按道理，当情感偏向任何一个激烈的极端的时候，都是偏激的表现，批判的多了，会误批到好人，很正常，表扬赞美多了，也会误赞纵容到坏人，也很正常，但是表扬赞美一个坏人的罪孽感应该比批判一个好人的罪孽感要深，即使不深也不会低，这都是偏激的状态，可是对于成天处于表扬仁爱立场的人来说，偏激的都是别人，唯独自己得了圣道。
于是当这些思想离孔子先生原本的思想越来越远的时候，如今的中庸便开始演变成注重内心世界，觉得自己心平静了，然后就幸福了，他们的解释是，为什么不幸福，因为抱怨的太多，不抱怨，无不满，回到内心原始状态，然后就快了了，至于外在环境如何变化，朝代如何兴衰，政治格局如何动荡，民间如何疾苦，都是跟他们没有关系的，他们把孔子思想里对激进社会的批判，对国家和统治者的监督这样的先进思想认为是糟粕然后丢掉了不谈，成天只讲回归到内心，只讲不快乐是因为内心不阳光，有抱怨，只讲不幸福是受外界干扰所导致，忽视幸福快乐与外界环境的关系，不讲如果一个国家处于不幸的状态，里面的人们是无法幸免的，他们永远意识不到一个国家的公民是有免于恐惧的权利和自由的，他们还永远意识不到作为这个国家里的一名合法公民，在追求幸福快乐的路上，除了有宽容，仁爱，善良，平静的内心之外，还应该有对这个国家社会监督的义务和责任，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从而拥有平静的前提和环境，人们才会有真的内外两需的幸福，这才是真正的中庸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