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前随手翻阅最新一期《收获》(2009年第2期,作者李辉),读到1971年6月沈从文先生寄黄永玉的一封书简。当时,沈从文仍在文化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信中最后一句是:“便中问候可以问候的熟人好。”
读罢此信,顿感无尽苍凉。均为“熟人”,却有的人可以问候有的人不可以。不便问候,或是怕给人家带来麻烦,或担心人家给自己带来麻烦。寥寥数语,沈从文先生及那时期知识人的普遍心境跃然纸上。
经历多次“运动”,沈从文战战兢兢之余,仍然保持一份难得的清醒,也多了些在人世间的睿智。可有的人并不如此,比如聂绀弩先生。近日读章诒和女士大作《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此文见报略有删节),又顺藤摸瓜大致翻阅了《聂绀弩刑事档案》(《中国作家》2009年第2期,作者寓真)一文。多达11万字的材料和文字,将聂绀弩嫉恶如仇、敢怒敢言的个性表现得入木三分。
文章提到,有“熟人”请聂绀弩下馆子,几杯老酒下肚,聂顿时诗性大发,对时局狠狠地作了一番(如今看来不乏真知灼见)抨击。哪曾想到,这原是“熟人”做的局。酒后,一份10页长的秘密报告便已送达公安机关。这位熟人还在报告中不无自得地表功:“一个晚上我得到了一点东西,破去不少钞,总算起来在20元以上了。”
这位“熟人”是谁,“聂档”没有明说。但在章文,打小报告的人中,仍然在世的黄苗子先生赫然在目。读罢章文,要说不震惊那是假的。但震惊之余,还有迷惑、彷徨、悲哀……联系此前李辉先生撰文揭露文怀沙年龄造假等事,更有千百种滋味涌上心头,久久不能释怀。李辉之所以撰此文,据称一大缘由就在于不能忍受文怀沙对郁风老人的亵渎。而郁风乃黄苗子先生的夫人。李辉曾为这对文化老人作传,并“为能结识他们并由他们的人生故事走进历史深处而高兴”。
这样一来,不免让人困惑:李辉先生真的走进过“历史深处”吗?进而,还有人颇为愤懑地发问:那个年头,还有一个好人吗?在那样一段灰色的岁月里,知识分子想洁身自好且难,况乎保持独立的人格。沈昌文先生在《知道》一书提过,当年自己为了过关,曾在“高人”指点下连夜写批评他人的材料。前不久,高尔泰先生因被指曾在那段岁月里告密、打小报告,和某学者大打笔仗。故而有如此一问,并不唐突。
抛开这些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我以为更应当追问的是:我们应该怎样面对这一段历史?
震惊始于真相潜伏历史海底,不轻易示人。关于那一段历史,别说未曾经历过的年轻一代懵懵懂懂,就连亲历者有时也不能彻底搞明白。当事人普遍保持沉默,官方档案大多未能公开。敢于站出来说话的,由于可以理解的缘故,有时不免过于激愤,甚而充满怨怼。也许,由于我们还没有准备好面对这段历史,只能任由真相载沉载浮,若隐若现。或者,正因为真相难以大白,有的当事人走上了“循环揭黑”的路径,而这恐又陷入类似于“以文革的方式结束文革”的文化逻辑之中。
不由想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这位被视作“战后德国良心”的大作家,晚年在自传中道出一个惊人事实:他17岁时曾加入纳粹的武装党卫军。格拉斯“迟来的忏悔”在西方社会引起了激烈争议。最有力的指责来自于他的传记作家,认为格拉斯这份虚伪的忏悔标志着“一个道德权威的终结”。也有人认为舆论反应过度,比如作家拉什迪就说,这事情和格拉斯的文学成就没有关系,用“虚伪”来形容他是错误的。显然,在一段时期内争论不可能终止,这涉及战后德国人对待自身历史的态度问题。
在纳粹时期,大多数德国人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被卷入历史的进程,有的人是直接参与暴行,有的人成了“无知的帮凶”(比如电影《朗读者》里那位女主角),还有的人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做了错误的事情。格拉斯实际上属于后者。他虽然加入党卫军,其实什么也没做,不仅“战争期间没开过一枪”,几个月后就被关入了战俘营。所以,与其说格拉斯因自己的“罪行”而忏悔,不如说让他备受煎熬的是一种道德上的“罪恶感”。战后德国许多民众并没有直接参与纳粹活动,却也不愿意透露自己在战争期间的经历——德国《明镜》周刊称这些人为“沉默的邻居”,原因或在于此。
现在,类似问题也摆在我们的面前。对于这一段历史,说还是不说也成了一个问题。说吧,由于牵涉面如此之广泛,几乎无人能够幸免,这足以让几代人陷入无休止的追问,以及无休止的恩怨相报;保持沉默,又何以面对历史,面对未来。这样一段历史,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作了断?我认为,说比不说要好,公开真相比让历史成为死档更负责任。同时还要以一种宽容的心态看待历史,而没有必要非得“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公开真相是为了避免重复悲剧,而不是为了制造新的历史悲情。公开真相,在于给历史和后人一个交代,而不是让后人看到黑暗,却从此走不出历史的魔咒。
相比之下,我非常欣赏“聂档”作者冲淡平和而又不失执着的写作心态。在这部作品中,提到黄苗子名字仅十来处,其中几处还是聂绀弩在交代材料中带出来的。作者虽然对聂绀弩送给黄苗子的诗稿“都进入了司法机关”等事表示疑惑,最终还是打消了登门拜访黄的念头。个中或有“为尊者讳”的意味,我看更重要的是,作者费尽心力撰写这部大作并不是为了揭私,而是为了求真——把关于一位知识分子的真实情况告诉世人。作者在文末写道:“自我发现这些档案材料以来,心上就有了一种重负。聂绀弩这样一个卓尔不群的人物,他的那些绝非寻常的资料……既然到了我的手头,岂忍使其埋没丢失呢?”
过去那一段历史,是时代造成的悲剧,也是无数人共同参与的一出活剧。www.xinwenju.com正如格拉斯不断反思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当时希特勒能获取政权甚至赢得爱戴?”换作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真正能够置身事外的又有几人?所以,面对这一段历史,既要向历史寻求真相,也要对一些具体人事怀抱宽容。德国就有“说出真相”一类组织,鼓励那些经历过二战的“沉默的德国人”说出自己的故事,他们认为,只有敢于面对真相,才能避免悲剧重演。是的,面朝真相,春暖花开,这样的社会和未来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