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没想到，一个沉没的王朝在沉没352年后，以这样的方式被打捞而起。也许这就是盗亦有道、因果轮回的另一种解释。
四川眉山市彭山区检察院的公诉状，把我们带到惊奇发生的那个阴风惨惨、神出鬼没的夜晚：2013年4月4日。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樊川居士的诗，惟妙惟肖地表达出了清明时节的氛围，却没有把所有人都带入一个思亲悼亡的情景。比如范、谢二人。
“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到成都府。”
这个民谣说的是彭山江口。
起源于岷山南麓弓杠岭、朗架岭的岷江，与同源的走马河，被李冰父子分流到成都市区后，再分为府河与南河。府河绕城北、城东，南河绕城西、城南，流在合江亭又汇合成府南河。然后，继续在成都平原自由而舒缓地流淌，直至流到彭山，再次与它们母系一族的岷江汇合，汇合出一个壮美的三江相拥的江口。这里山水相依，平畴无际，曾是寿仙彭祖的修炼得道之地。
据说，江口不仅是古老的武阳县(现彭山区)治所，在依水而栖、顺水而通、近水而商的农耕时期，这里还曾拥有众多的水码头，商贾云集，催生了世界最早的西汉武阳茶市。江口汉崖墓出土的石俑，呈现了两千多年前这里人的温馨浪漫;而出土的摇钱树，则彰显了那个时期人们的发财梦。就这样，神秘的江口，吸引了殷彭祖的养身驻足，文人的觅古幽情，商贾的趋之若鹜，甚至为兵家的争夺之地。
当有一天，这个在江口流传了三百多年的民谣，被偶然或必然证实，就难免一下激活许多人一夜暴富的梦想。这也难怪，在文物走私的地下黑市交易里，张献忠大西国的一切都是宝贝：一枚银印五十万元，一页金册百万元，一颗金印亿元。
有多少倍的利益，就有多少倍的疯狂。马克思发现的市场法则，在这里再次显灵。2012年开始，四川岷江的彭山江口段，当修堤的、淘沙的、打鱼的，陆续挖出或发现了部分与民间传说有关的文物后，一股岷江寻宝暗流，就在这里形成。
这天晚上，范某、谢某等人在夜色的掩护下，再次来到岷江河边，开启更大的寻宝之旅。惊奇就在此刻发生。范某身着潜水服，下到水下3米处，不经意间，竟然摸到一个“金坨坨”。按照约定的暗号，范某用力扯动了一下安全绳;谢某迅速将安全绳往上收些。露出了水面，浩荡的岷江神秘而安静。带着泥沙的水顺着金坨坨流下，滴落，回归江流，仿佛是要历数岁月的脚步，生怕它断裂或者停留，让一个沉没的王朝一直被世人遗忘下去。流水与流沙，都是时间的计步器。
拿回家，灯下细看，真是惊喜望外。原来，这个分量很重，虎头印把，印身署着“永昌大元帅”的金坨坨，是张献忠的官印。
一枚沉没的官印，把我们带入那个沉没的王朝。
我不知道，张献忠将自己的政权取号“大西国”是什么原因，是否是一种柏拉图式的“亚特兰蒂斯”理想。至于它究竟是存在于直布罗陀海峡的海面上，还是突尼斯的盐湖、希腊的某地、西班牙南部、非洲西海岸，或者西尔特、大洋洲，甚至南太平洋的某处等等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富有了柏拉图式的理想。那理想就像阿拉丁神灯一样，总是让人向往。
我看见，“大西国”处处充满柏拉图理想国的影子。
兴朝年间，大西军政权从吏风到民风，都发生了自明末以来根本性的变化。他们首先革除原明遗留的诸多积弊，实行了有利于政治清明、养息民生的新政，制订了一系列有利于安定社会秩序与恢复、发展生产的制度和措施。大西军政权任命的官员，“道劳不肩舆，炎暑不张盖，而尽力乎沟血”;“孙可望等立法甚严，兵民相安”;“全滇之官，无一人敢要钱者”。在大西军政权治下的云南，“外则土司敛迹，内则物阜民安。百姓插莳恬熙，若不知有交兵者”。而其辖内的“兴朝通宝”与李自成的“大顺通宝”同时流通，不仅促进了商贸的流通发展，还是一种政治包容和统一战线，是张献忠“联明抗清”重大战略方针的延续。
可是，美好的理想没有变为现实，反而被现实击得粉碎。一个满面清风的政权，最终还是沉没了，随着一枚沉没于江口的“永昌大元帅”虎头大印，一道沉没于历史的长河，短暂而匆匆。
这是为什么?
面前是一张因果图，被称为一种发现问题“根本原因”的方法。它的设计者不是某位哲学家，而是日本管理大师石川馨。因果定律根源于资本趋利的本性。只是，这里的资本不仅包括财物，还包括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比如人性中实现欲望的动能。它不仅无处不在，而且有时力大无比。比如张献忠。
“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
《红楼梦》十二曲——聪明累，恰是明末社会政治经济状态的生动呈现。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只是现象，明朝的衰落，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资本主义已经萌芽，民智正在开启。要民智，皇权在找死;不要民智，皇权在等死。明王朝选择了后者。典型的重农抑商政策虽然维持了王朝百余年的稳定,但结果就是明代的整体状况都以四个字作结：停步不前。必然结果是国衰民穷，元气渐失。同时，兵马训练不足，官兵吃空饷，无战力可言。东林党争，忙于权斗，不理正事，官场腐败，八股盛行，官员都互相奉迎，空话套话假话大行其道，少见真话……
这一切都表明，一个王朝已过了保质期，气数已尽。
明天启末年，陕西全境干旱绵延，虫灾泛滥，禾苗枯焦，饿殍遍野。明财政因之更拮，赈济成为空谈。农民无法生活下去，只有铤而走险。陕北地区爆发的农民暴动，很快形成燎原之势。最初，是府谷的王嘉胤、王自用暴动，他们占领了黄龙山;接着是宜川的王左挂、安塞高迎祥;继而是洛川的张存孟、延川王和尚;汉南的王大梁等响应……
农民斗争的烈火，很快燃遍全陕。
张献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起事的。从定边暴动、中原混战、诈降招抚，到重举义旗、入川掠黔、鏖战湖广，再到成都建国(大西国)，张献忠用14年，谱写下了中国农民反暴史、爱国史、革命史上辉煌的一页。
然而，大西国的沉没，只用了短短3年。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经历了什么，呈现了什么?
开始不一定就有所谓宏大之志。这个生于陕西延安府庆阳卫定边县(今陕西定边县)，字秉忠，号敬轩，叫张献忠，外号黄虎的小子，从小就聪明倔强，生性刚烈，爱打抱不平。出身贫苦，跟父做小生意，贩卖红枣，后为捕快，继入边兵。当这一切，把一个黄土地上稚气刚烈的小孩，历练成一个叱咤风云的陕北汉子的时候，摇摇欲坠的明末乱世，给了他揭竿而起的冲动，让他不经意间走进明末历史，最终成为一代枭雄。
把目光指向张献忠的出发，是因为想起纪伯伦。
卡里·纪伯伦的诗《先知》说，“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诗歌的意境高阔而富有哲理，审美空间很大。“出发”适合于每一个人;而“远”肯定不仅仅只是指时间和空间;“为什么”是目的，出发时可能是明白的，也可能稀里糊涂。张献忠的出发属于哪一种，或大西国属于哪一种?
我越是思考，越陷入迷茫。
定边起事开始，张献忠只是附从，即积极响应王嘉胤号召，打出反明旗号，直接原因或导火线可理解为因为明末的衰落、暴政及灾荒，民不聊生所逼。当清军入关后，不，准确地说，是当他的反明大军，连同明军一样，遭到清军威胁后，又突然转向联明抗清。联想到在此之前，在李自成陕西大败，刘国能河南归顺，自己南阳兵败，面临被灭顶命运时，他对明兵部尚书熊文灿的招抚诈降，躲过灭顶之灾、骗得军饷，苟延残喘，得以休养生息后，他又再举义旗;以及与明王朝残部和李自成的合合争争。我更相信，这一切更像是欲望驱使的投机。
由此可见，大西国的沉没，沉没于一种政治投机。
张献忠的义军在攻下凤阳城后，俘获了凤阳知府颜容暄，并当着众百姓的面，历数他的罪行后，将其处以死刑;把胜利品和府库里的粮食，分给当地的贫苦农民;又叫四乡百姓砍光皇陵的几十万株松柏，拆除了周围的建筑物和朱元璋出家的龙兴寺(又名皇觉寺)。然后，掘了皇帝的祖坟。同时，将凤阳的富户杀得一干二净。这样的杀富济贫，在中国历代农民起义中并不鲜见，它确实可以鼓动人心，让点燃的野火，烧毁挡在前面的许多障碍。可是，平心而论，世间一切富户人家的财富，包括当下，是否都来之不正，有没有正常的劳动创造和积累的成分。如果有，他们就是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就应当得到保护和扶持。无区别地将“富户杀得一干二净”，让人不得不怀疑这场革命的性质;如果都是这样，这世界谁还敢勤劳和创造?
可见，大西国的沉没，沉没于对财富创造的摧毁。
在大西国，孙可望之于张献忠，就好像清代的皇太极之于努尔哈赤。皇太极的能力远远超过老汗努尔哈赤，满洲人能够从努尔哈赤晚年“杀尽无谷之人”濒临崩溃的混乱局面中走出来，并走向日益强大和正规，全赖皇太极的奠基和努力。而孙可望的能力也远超张献忠，大西军能从张献忠末期的滥杀和军事惨败中恢复元气，并走向日益强大正规，孙可望功不可没。
张献忠是识才善用的。战乱无常，祸福须臾，他早就指定，自己如有莫测，由孙可望接任。张献忠战死，孙可望继任，没有辜负张的重托。在遵义，他召集李定国、刘文秀和艾能奇一起，开了一个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会议，重新颁布军纪，规定除了战场杀敌之外严禁乱杀人，诛杀了蛊惑张献忠大行屠戮的汪兆龄等人。经过这番整饬，重新变成了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在云南爆发沙定洲之乱时转进云贵，建立新的根据地。不仅挽救了大西军，也挽救了此后十几年的抗清事业。
在此后的征战治理中，孙可望更大显其能。
他领导建立的“营庄制”，避免了地主对佃农的超经济剥削，消灭了中间商，降低了佃农负担，同时也增加了国库收入。他在产铜地云南强力废除了贝币，铸造了“兴朝通宝”铜币，大大促进了治内商品经济。他联合几位义弟，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手段，将落后的云南边陲，经营成了南明中后期抗清运动坚实根据地。在孙可望及其三兄弟的联合治理之下，到己丑(1649年)元宵节，昆明“大放花灯，四门唱戏，大酺三日，金吾不禁，百姓男妇入城观玩者如赴市然”，出现自明末以来多年不见的升平景象，连原先心怀敌意的士绅们，也称之有“熙皞之风”。
孙可望也随着政绩的彰显，成了南明永历、大西联合政权里，名义上的二把手——秦王，实际上掌握着最高权。
如果……
是的，历史在关键时刻，总难免出现太多的如果。
如果不是孙可望此时逐渐地被成功昏了头脑，野心膨胀，权谋私用，心生嫉妒，邪从欲生，大西国的历史可能改写。可是相反。为树立自己权威，他独断专行，自己说的任何事，弟兄们都必须言听计从，不得非议，更不说百姓;他还当众屡屡羞辱李定国、刘文秀两位重将及出生入死的义弟，导致将帅失和。如果不是孙可望在野心的驱使下准备代永历而自立帝，失去道德正义的感召力。如果不是孙可望不得人心地发动内战，战败后还不顾廉耻地投降清廷，如果在清老一辈元勋多尔衮、多铎、豪格、阿济格等纷纷死去的情况下，继续坚持联明抗清路线，如果有“中国沦陷于外寇，则当严辨夷夏之界，以中国为重”“宁死荒郊，无降也”的张献忠义子、卓越军事家李定国的英勇善战;如果有“天下皆降闯不降”“大江东去浪千叠，三百年流不尽的英雄血”，“又上茅麓山耶”的李自成侄孙李来亨的鼎力助战，实现恢复中原，统一全国的伟业不是没有可能的事。
可惜，这一系列的假言判断，都变成了反向实际。
大西国沉没了，沉没于一种主要领导人的居功自傲和自以为是。因此不能正确对待个人的功劳贡献和同甘共苦的兄弟，让领袖集团貌合神离，分崩离析，甚至内讧叛变，认敌为友。痛心之余，人们不禁要问，原本胸怀宏才大略，足智多谋，治理有方，体恤百姓，曾以生命力阻张献忠滥杀的孙可望，怎么一下变了，变得如此刚愎自用，背弃初心?回答似乎只有一个：功高了，权大了，高到大到只有自己正确，没有人敢说不字。
眼前是几幅探宝现场的照片，陈列在江口沉银博物馆。现代的高像素相机，逼真地还原了宝藏被发现时的场景。
是一些金窝银窝，沉淀在岷江江底，政府组织的江口文物考古队让它重见天日。用眼花缭乱来形容这些金窝银窝一点也不过分。通过它，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一个沉没王朝的权威与奢侈，还可看见它沉没的背影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比如，河南府偃师县秋粮银、赣州府宗绿银、长沙府库金锭，贵阳州府饷银，明末代楚王陆华奎册封金册，藩王府金册，以及大量的金印、银印。它们的身份大致可以判定，大都来自官府。
我的眼光被一个硕大的金印绊着：一方大大的金印已碎裂成三块。好在没有遗失，拼凑在一起还算完整，方形印台、龟形印纽，印面铸有“蜀世子宝”四字。随同的江口沉宝考古队队长刘志岩介绍说，这个蜀世子宝，印台边长约10厘米、厚约3厘米，含金量高达95%，重达14斤哩。“蜀”字证明这枚金印原为明蜀王府之物，“世子”为亲王嫡长子。从印文可知，这枚金印为明代蜀王世子所专有，既是蜀世子的身份象征，也是蜀王府历代世子传用之宝。这是国内首次发现的世子金宝实物。
不得不说一下这个沉没的蜀世子宝。
四川为朱元璋的11子朱椿的封地，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改封世子，后袭封蜀王，称蜀世太子，其官印为蜀世子宝。也是农民起义执政的朱氏家族，也逃不脱掠夺的本性，历史真是惊人的相似。史传，藩王之中以蜀王最富。历经数代蜀王的搜刮和强占，蜀王占据的财富已是富可敌国。到了万历年间，都江堰沿线的11州县，七成的田地，全部归蜀王所有。李冰父子排除千难万险开凿的都江堰，真正成了朱氏家族的摇钱树。
可惜，这一切被张献忠给坏事了。
此时的蜀王朱至澍，还没有关注张献忠，而是关注着朝局和时局的变化。当崇祯自尽后，朱至澍内心沸腾了，异想天开地做起了当皇帝的美梦。当然是徒劳。当张献忠的大西军和李自成的大顺军，分别由湖广陕西进攻四川时，四川官员敲响了蜀王大门，晓之以义，示之以危，求朱出钱募兵，抵御流寇。朱却苦脸嘲讽道：“孤本无蓄，止有承远殿一座，如可变，请先生卖以充饷。”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众官悲愤中杂以无奈。直至最后一刻，张献忠兵临城下，朱至澍被迫拿银子募人守城，宣布每人给白金50两。可为时晚矣。城中除游手好闲之辈骗得银两瞬间玩起了消失，再无一兵一卒真正奋力抗敌。
一个沉没中的沉没，留下了这枚蜀世子宝作证。
江口沉银博物馆里，还有许多形形色色的手环、戒指、耳环、耳坠、发簪等等，钱币，有金有银，成色有深有浅，很难断定它们的主人。唯一可以断定的是，它们大都来源于掠夺。官府以掠夺的方式积累了财富，分封地盘和权力。后来，又以被掠夺的方式，落入了大西国的手，最后沉没于江口。少数可能是百姓积攒的首饰钱币，在陪同沉没中，已被流水剥蚀为一堆乌黑的杂碎。
因此，这里沉没的与其说是财富，不如说是劫掠。
当然，更令人难以释怀的，是这些劫掠背后的残杀。
还是在幼时，就经常听父亲讲“张献忠剿四川”的故事。还说，我们一家也是随“胡广填四川”大军，从当时的湖北麻城孝感乡迁到四川的。有时说得兴之所至，父亲还会翻箱倒柜，翻出那本泛黄的《周氏族谱》，指着排在第一的那位叫“周宪汉”的名字，一本正经地说，喏，你们看，这就是我们周氏家族“胡广填四川”的元世祖哩。父亲讲得绘声绘色，我们听得毛骨悚然。听得多了，真有点谈张色变的感觉了。后来看史书才知道，父亲讲的那些故事，也并非全为空穴来风。
打富济贫只是一个口实，最多是做做样子，赚取一些替天行道的资本。当忽有一天认为是威胁，哪怕这种以为也许子虚乌有，便露出了暴虐的本性。在北线与清军的作战中张献忠连连受挫，官绅地主也不断叛乱。这让笃信天命的张献忠越发暴怒偏执，甚至据说可能精神失常。加之佞臣汪兆龄等人的鼓动，于是，大西军在成都府附近大开杀戒。这是一场有组织的发泄性屠杀，将士被要求无区别地大肆杀害本地人的妻儿，乃至自相残杀。大义子孙可望下跪相求，甚至以自尽相逼，愿以己性命阻止张献忠，其他几位义子也拼命劝阻，才勉强避免了更大的杀戮。但成都已是满城萧萧，悲鸿遍地，处处废墟了。
据《明会要》卷五十记载：明万历六年，四川有“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到清康熙二十四年，就陡减至“一万八千零九十丁”。经过这一次劫难，可以说没有几个四川人能活下来，四川土生土长的土著已很少。当清军进入成都府时，全城只剩下二十来户人。四川人口从至少三百万锐减到只有八万人，导致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湖广填四川。虽然，明末清初四川人口的锐减，是明朝四川军阀、清军与大西军混战、姚黄土寇肆虐，以及虎患、洪涝、瘟疫等综合原因造成的，但并不能说，对大西军的滥杀就可以原谅。
无疑，大西国给四川带来的不是什么柏拉图式的理想国，而是一场惨绝人寰的大灾难和无比巨大的破坏。
请看看这些满页带血带泪的史料记载。
《明史》云：“盗贼之祸，历代恒有，至明末李自成、张献忠极矣。史册所载，未有若斯之酷者也”;张献忠“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史学家吕思勉这样将张献忠与李自成对比：“献忠系粗才，一味好杀，自成则颇有大略。”
原来，沉没的王朝，沉没的是一种残暴与血腥。
多行不义必自毙。大西国沉没了，投机、劫掠、残暴、独断专制，等等，也都沉没了，沉没于四川西充凤凰山，沉没于彭山江口。一个三岁夭折的短命王朝，沉没于寿仙彭祖得道成仙之地，是不是历史的莫大讽刺?
大盗已然沉没，小盗范、谢也被判了刑……
清明的祭祀不属于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