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家在新疆，我父亲的老家在青海，我母亲的老家在甘肃。记得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某天意识到这个事实，心中忽然掠过一阵莫名其妙的模糊的担忧： 我现在已经有两个老家，等到我有了孩子后，如果我去了别的城市，我的孩子会不会有更多的老家，多到一口气说不完?
不过，不管是 新疆、青 海还是甘肃，都有一个统一的名字— 大西北。在外人看来它们都是差不多的，一样有茫茫的草原、戈壁和大山，一样需要开很久很久的车才能从一个城市到达另一个城市。18岁之前，我很少离开这些风景。每次我回老家或者和父母一起旅游，都是坐在车上，从绿野到荒原，在大片大片的荒原中偶尔出现几片绿野， 最后抵达目的地。
小时候，父亲在鄯善县上班，母亲在哈密市工作。一个市和一个县，中间隔了300公里的戈壁滩。所以从很小的时候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一旦发现有了什么新的交通工具，比如高铁， 都要先用30 0 公里除以它的时速，算出我们一家人团圆需要的时间。
我的表姐比我先一步去了遥远的地方上大学。半年后我和她再见面时，说话时听着她下意识变得颇为松脆的语调和句尾的“好不啦”，迟疑地问她：“姐姐，你在湖南上学，你觉得说话口音有没有受影响?”
她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没有!”
她说了不少在学校发生的有趣的事。比如同学中间有南方省份的人，说起各自从学校回家的距离，两相对比之下，她不由得大笑道：“在你们那儿够出省的路程，在我们新疆恐怕还不够从一个市到另一个市呢!”我听到后也笑了，心里却暗暗地想： 南方，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对我而言，南方梦幻多于真实， 是书中烟雨朦胧的江南水乡，而不是实实在在生活的地方。
后来，离开家乡的人换成了我。
大学第一学期，开课一个月后赶上国庆节假期，从内蒙古来的室友说想要回家。我心中也涌起回家的冲动，但觉得7天来回太过仓促，只好作罢。直到某次寒假选择坐火车回家，下午上的车，晚上灯熄了，半梦半醒地躺在床上，看见窗外如水般寒凉的夜色中浮动点点灯光时，听见列车广播报出了室友家乡的名字。而那时，距离我回到我的故乡还有整整一天一夜的时间。那是我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3000公里是一段怎样的距离。
我8岁和14岁时分别来北京旅游过一次，但直到来北京上大学，我才有机会细细感受它与家乡的种种不同。之前我从没有带雨伞的习惯，哈密一年中下雨的天数屈指可数，在我小时候，每个阴天都让我兴奋。在哈密，有时还会突然落下大颗大颗的雨点，狠狠地摔打在地面上，留下一个个硬币大的水印子。然后天空再次放晴，淡金色的阳光从浅灰色的厚重云层中透出来，洒在水迹未干的地上，空气中满是雨水洗净了浮尘的清新气息。如果雨大到可以积水，那就更合我的心意了，我骑着自行车去离家两公里的初中上学时，常常故意从积了一层水的地方轧过去，在我车轮的两边，水花哗啦啦地溅起来，扬起的水翼还没有车轮外胎的厚度高。
到了北京后，我第一次见识到能把人逼得出不了门的大雨!每年春夏之交，往往方才还是晴天，转瞬之间就狂风大作，然后雨水铺天盖地地落下来，就像往大地上倒水一般密不透风。如果雨丝细一点儿，简直让人分不清是雾还是雨。一开始我带着惯常对雨的亲近，不愿意带伞，誓要感受一下“难得”的大雨天;后来经过好几个春天之后，我不得不向北京的雨屈服，打着伞老老实实地认真面对它。
三
还有一样就是吃。大学的食堂和附近的小吃街里，五湖四海的食品都有，各地风俗混在一块儿，一开始着实让我迷惑了一把。在我生长的故乡(我甚至不敢拿它来代表整个新疆)，米粉和米线有着严格的指代：米粉是粗而圆的，有着半透明的边缘;而米线是细而白的，不透明，煮熟以后常常和加料的汤一起吃，我小时候还因为太馋、太心急而烫破过嘴唇。但是到了学校的小吃街，那些“米线”却更像我印象中的“米粉”。
锅盔也是。我回甘肃老家的时候吃过锅盔，那是一种又大又厚的面食，样子介于馍和饼子之间，朴厚而敦实，晒干之后掰一块下来，够我嚼好久。但是在这小小的校园里，就有另外两种锅盔。一种是食堂里的红糖锅盔， 外表小而圆，还没有我的手掌大，油汪汪的焦黄外皮被烤得酥脆，咬一口就可以尝到里面红糖夹心的甜香;另一种是小吃街的荆州锅盔，更像是一张又大又薄的饼，叠起来卷住配菜吃。
然而我最想念的还是家乡的牛肉面和酿皮。刚一入校，听说早餐有牛肉面，兴冲冲地去打了一份，却傻了眼：并不是我以为的牛肉面。我在新疆吃的牛肉面，是细细的面条捞进牛肉汤里，放上绿油油一层蒜苗，几片白萝卜，出锅时再加上几片切好的牛肉薄片。放了白芝麻的辣椒油是各人凭自己喜好加的，有时我加得太多，汤汁都被染得红艳艳的。但是这里的牛肉面除了名字之外，和我熟知的牛肉面没有任何共同点：牛肉不是薄片，而是方方正正的块状，和油菜一起堂而皇之地摆在中央;蒜苗、萝卜和辣椒是没有的，取而代之的是生姜片。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3 000 公里的庞大不仅在于数字，还是人们生活中无数细微差异的集合，它在火车票的时间区间上，在衣食住行之中，在举手投足间，甚至在每日的一呼一吸当中。
两年之后，食堂里开了售卖西北酿皮的窗口，我迫不及待地前去尝试。口感很好，但有一点让我有些怀疑自己的记忆：我之前吃过的酿皮里，也是有麻酱的吗?直到看见大家在老乡群里的一番讨论，我才可以断定加入麻酱是改良后的结果。大家纷纷调侃：“食堂的酿皮都吃上瘾了，没有麻酱我就不吃了!”
我就这样一点点地把根须扎进新的土地里，像一株移栽后的植物，在适应着陌生水土的同时，固执地留下那一片片旧时的叶子。慢慢地，一去三千里的孤独也变得没有那么煎熬了。想来，我们的小吃街上有那么多来自天南海北的食品，以至于同一个名词可以指代好几样不同的东西，不也是因为来自四面八方的制作者都集合在此地吗?有多少离家远行的游子带着千里之外的记忆奔波于旅途啊。
然而一天天地过下去，当我以为自己已经不知何为他乡、何为故乡时，某个清晨梦醒时偶然向窗外瞥去，一瞬之间竟恍惚将远处的楼群认成了故乡终年积雪的高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