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鹿集团在国人的骂声中倒台了，同时也将一个人物——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永远钉在了中国食品工业史的耻辱柱上。这使我想起了另一个人物——近代中国食品工业的开拓者、冠生园的创办者冼冠生。说起冠生园，今天的人们能记得的，一是当年请影星胡蝶所做的著名月饼广告：“唯中国有此明星，唯冠生园有此月饼”;二是前几年南京冠生园(全国众多冠生园中的一家)因使用陈馅制作月饼，被曝光后企业倒闭，给人的印象是“成也月饼，败也月饼”。其实冠生园的起家，源于一种小食品——陈皮梅。
冼冠生白手起家，早年曾在上海新舞台提篮叫卖自制的陈皮梅、话梅、牛肉干等广味零食，颇受大众欢迎。名伶薛瑶卿服用陈皮梅后功效显著，拉艺界同人一起投资，于1915年与冼氏合伙开店，并交托他主持，此即冠生园之由来。历经十多年的开拓，冼冠生凭着勤奋与敬业，先后在南京、杭州、庐山、天津、北京等数十个城市设立分店或代销店，并开辟农场作为生产基地，兼具休闲功能，实为现代观光农场的先祖。他引进英国、德国的先进设备，将冠生园从前店后厂的传统作坊式经营，改造成工业化生产、产销结合、工商一体的龙头食品企业。冠生园之“生”字商标饮誉海内外，他也被誉为民族工商业的“食品大王”。
冼氏的经营理念是“三本”，即“本心，本领，本钱”，后两者当今的企业家大多具备，唯“本心”稀缺。不妨从公德与私德两方面论之。冼冠生的经营方略注重“扬己所长”、“人无我有”、“真工实料”。他提出“一切产品，卫生第一”的口号，对车间环境、生产环节和生产人员做出严格规定，禁止使用劣质或变质的原料;鸡蛋须先清洗壳外污物，花生要剔除霉烂颗粒。某次一批果酱出货后有发酵变质现象，他不仅自请处分，还率公司人员到各店号登门道歉，包退包赔。
在私德操守上，冼冠生作为主持公司业务的股东之一，一向公私分明，不乱支一分公款，除了冠生园，不做任何店外生意。他自奉甚俭，收入都用于发展事业，连自己女儿生活发生困难都无力帮助，只好借外债救急。他律己甚严，平时与职工同吃同住，每天必到工厂督导生产。产品出现质量问题，他都先处罚自己。冼冠生以“四不”作为员工守则，即“不吹烟(鸦片)，不酗酒，不赌博，不讨小老婆”;自己除了听听京戏，从不涉足歌厅舞场。这在当时和现今的企业家中，都是凤毛麟角。
上海沦陷后，冼冠生到大后方重庆开店设厂。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因沦陷期间股权发生变化，失去了对公司的控制权。内外交困加上积劳成疾，此后他只保留董事长名义，不再视事。1952年“五反”运动中，65岁的冼冠生自杀身亡，过去一直被粉饰为“病故”。
冼氏自杀的原因，是被非法关押逼发欠薪所致。“五反”运动造成了全国的经济大滑坡，上海的食品及饮食生意大受影响，也激化了劳资矛盾。冠生园除维持日常运转，每月需发工资2.4亿元(旧币)，资金周转艰难，自1952年2月下半月起积欠员工工资，公司负债达13亿元。居家养病七八年的冼冠生被工人揪到公司，逼迫发放工资。他被关45小时后心力交瘁，于4月21日跳楼自杀。当时很多企业主选择了这种惨烈方式自我了断，被称为“空降部队”，据说只是为了证明“死要见尸”，没有潜往台湾“投敌”，以免连累家人。
是年5月间，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到上海调研纠偏。据同行的章乃器在日记中记载，资深老报人严鹤声在5月17日的工商界座谈会上提出：调查不易得真相，如冼冠生自杀，连家属都说是经理、董事会不好，没有说工人迫逼董事会、经理，又迫到董事长。
这种人为制造阶级斗争、以政治运动干预乃至消灭市场经济的折腾，后来还重复过多次。中国商人在漫长的商业文明历史中，形成了“管鲍家风”、“陶朱遗范”、“童叟无欺”、“真材实料”等一套商业道德规范，但在20世纪50年代后遭到批判和唾弃。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第二轮资本原始积累，至今仍是潜规则多于明规则。三鹿在牛奶中添加有害物质牟利，其实是中国奶业的共同潜规则。冼冠生生前常说：“做生意的人如果没有良心，这店早晚关门!”南京冠生园的“陈馅事件”只是一个警示;三鹿的垮台、田文华的入狱和国家质检总局局长去职，也不是潜规则的终局，更凸显出体制上的积弊。时至今日，冼冠生的影子仍在时空中徘徊，他的诅咒依然有效——中国的企业家和官员们，下一个会是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