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是《水浒传》里出现过多次的人物，他是大宋皇帝、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中华象征，是全国人民效忠的对象。宋江们替天行道、忠义救国、招安投降，说穿了，无非就是表演给他看的。作为一个九五之尊的皇帝、一个言出即法的君主，他是全国人民最爱戴的人，那么，他是不是爱国呢?
也许有人说，这是一个伪问题，因为皇帝就是国家，国家就是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哪有皇帝不爱国之理?如果国家灭亡了，他的皇帝就当不成了，他肯定是爱国者。
其实，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尽管我们不能对皇帝有太高的要求，但是，要让民众认为一个皇帝爱国，总得在和平时期在保证皇帝骄奢淫逸的前提下能让百姓吃饱饭，在异族入侵时能组织抵抗。但是，哪怕这两条底线，大多数皇帝也没能做到。
实际上，即使不是全部，至少是很多皇帝并不爱国。
皇帝是一种特殊品种的动物。专制时代的皇帝，将国家当成他家的私产，将臣民当成自家的奴仆，保卫国家，对皇帝是守住家业。臣子征战，是上为报效朝廷，下为封妻荫子。各级官吏，都不过是皇帝的奴才，替皇帝管理牛羊亦即子民、百姓的。国家是什么?是民众，是百姓。但对皇帝来说，他更关注的是他的位子，而不是百姓的疾苦。
中国的第一个皇帝是秦始皇嬴政，他的恶行，人所共知。第二个皇帝是他的儿子胡亥，立下的志向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是“穷心志之所乐，以终吾年寿”。横征暴敛过于乃父，将中国变成了人间地狱。说他们父子爱国，恐怕秦朝没有一个黎民会相信。
《水浒传》中，徽宗赵佶皇帝通过李师师、燕青、宿太尉、张叔夜等人，已全然知道了高俅等人欺上瞒下、谎报军情的罪行，是明显的不忠。但是，书中的皇帝大人，只对他们稍稍疏远，既无处分，也无削职，还是让奸臣们好好地当他们的官。因为赵佶皇帝最宠信的蔡京等“六贼”，是他大肆搜刮江南奇花异石、供他一人享乐的最得力奴才，他如何肯轻易放弃?无论从哪方面说，徽宗皇帝做的，都不是爱国的事，他是北宋灭亡的第一罪魁。
就是宋江梁山故事的几年之后，金人攻破大宋首都汴京，俘虏了太上皇宋徽宗赵佶和他的儿子宋钦宗赵桓，北宋灭亡。北宋的亡国，完全是赵佶的奢侈昏庸、任用奸佞的胡扯蛋造成的。之后宋室推举赵构当了皇帝，即为宋高宗，大批汉人南渡。异族的入侵，让北方的汉人陷入了痛苦的深渊。北上抗战，收复失地，迎回徽钦二帝，是举国人民的意志，也是国家的共同利益所在。所以，以岳飞为代表的抗战派，高唱“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王师得到了沦陷区人民的支持，北上抗战节节胜利。但是，就在他们要直捣黄龙的关键时刻，得到的却是一天十二次措辞严厉的命令——班师回朝。岳飞悲愤不已：“十年之功，废于一旦!”这个命令是谁下的?当然是皇帝陛下。但替罪羊是秦桧，他当了一回枪手，以莫须有的罪名让民族英雄身死风波亭。为什么赵构要下此毒手?因为他怕在北方“坐井观天”的老爹与老哥回来，他的龙椅就得让位，他舍不得。所以，他一直是假抗战真议和，宁可划江而治，也不愿光复河山。而沦陷区的老百姓们，谁不盼望“中央军”呢?“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一年又一年，可怜的老百姓们，哪知道他们天天忠于的高宗皇帝赵构，所做的都是亲痛仇快之事，是逆人民意志之事，是开历史倒车之事。杀害爱国者的皇帝，算什么呢?实际上是个不折不扣的汉奸!
宋代的诗人们是痛苦的。他们有太多的国仇家恨。大诗人陆游在1210年临终之前写的最后一首诗即是《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八百年之后的今天读来，仍然让人心伤肠断。这位存诗九千多首的伟大诗人哪里知道，造成这种“不见九州同”局面的，恰恰是他天天山呼万岁的皇帝大人!
因为皇帝代表的，并不是民众的利益，而是他自己和一小部分人的利益。在民众没有选择权的时代，没有人会顾及他们的利益。那些皇亲国戚们，在选择皇帝的时候，常常不是选择最能干的人，而是选择自己最方便控制的人，所以，婴儿皇帝、儿童皇帝、少年皇帝屡见不鲜。
同治皇帝死后，为什么慈禧太后要选择四岁的光绪为皇帝?是为了自己可以垂帘听政，不至于大权旁落。
当年的慈禧太后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在列强环伺之际，对洋人们说的是“宁赠友邦，不与家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最后是全国人民一人赔一两，给八国联军赔款四亿两白银。但前提是继续让爱新觉罗一家当皇帝。满清的废帝溥仪，为了能重温皇帝的美梦，不惜去东北建立伪满洲国，甘当日本侵略者的儿皇帝，做中华民族的敌人。这种皇帝，不是彻头彻尾的卖国贼又是什么?
皇帝是独裁者。独裁者最大的恐惧是什么?是权力被剥夺。所以，他只要在台上，不但要提防异姓人的篡位与谋反，对自己的兄弟、儿子，照样瞪着猎豹般警惕的双眼、照样枕戈待旦。在自己的权力与兄弟、子女的生命之间，他们都是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更何况其他民众。
从理论上说，皇帝是爱国的。但实际上，结果往往恰恰相反。
明朝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蒙古族瓦剌部的首领名叫也先，他兵分四路大举骚扰内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明英宗朱祁镇为宦官王振所惑，草率出征，结果在土木堡兵败被俘。大军五十万土崩瓦解，京城里一片混乱。这时，兵部尚书于谦挺身而出，认定社稷为重，君为轻，力主让英宗的弟弟朱祁钰监国，后即皇帝位，以断了也先以皇帝要挟的野心，然后亲率大军，组织自卫反击战。但是，被俘的英宗却已投敌，成了货真价实的汉奸，反而带领敌人南下，一路诱降。铁心抗战的于谦，根本不承认他是当今的大明皇帝，严辞斥责。双方对峙经年，最后以于谦取得北京保卫战的完全胜利和敌人放回了没有利用价值的老皇帝英宗而告结束。我们无论于公于私上说，于谦都是社稷功臣，是民族英雄。但是，失去了皇位的英宗对于谦恨之入骨，最后乘弟弟景帝生病之际，发动“夺门之变”，抢回了皇位。抢回也就抢回了，反正是你朱家的私事，但这个坏家伙，居然捏造了“意图谋反”的罪名，将当年拥戴弟弟景帝的于谦先砍手足，然后杀死。因为“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所为之事，利了民众，利了国家，利了民族，但是，唯独损了他朱祁镇的皇权。这样的混账皇帝，能说是爱国吗?他的人民能同意他的意见吗?只是没法表达而已。
二千年的中国专制史，多的是混账皇帝，少的是有正常心态的统治者，所以，让百姓和平时有饭吃、在外族入侵时能组织抵抗这样的最低标准的爱国小事，对皇帝而言，都是难于登天的大事。那些“道路以目”、“人民相食”时代的皇帝，总不能算爱国者吧?那些“死者相藉”、“刑者半于道”时代的皇帝，总算不得爱国者吧?那些大搞文字狱、搞得万马齐喑的皇帝，总算不得爱国者吧?那些大搞特务统治、官员上班去要写好遗嘱的皇帝，总算不得爱国者吧?
二千多年前，孟子就曾掷地有声地说过：“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十个字，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最光芒万丈、重于泰山的文字。可是，他的话很让皇帝们恼火，所以，流氓皇帝朱元璋一上台，就毫不客气地将他从配祀的孔庙里踢了出去。
只要是家天下，大多数皇帝就不可能爱国。不管这个天下是中国还是外国，不管他是黄皮肤黑皮肤还是白皮肤，不管他有无皇帝的名号。当年柬埔寨的波尔布特、伊拉克的萨达姆、乌干达前总统阿明、扎伊尔前总统蒙博托、海地前总统杜瓦利埃、罗马尼亚的前统帅齐奥塞斯库，包括我们不远万里不计成本去倒油的那盏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的点灯人阿尔巴尼亚人民的父亲霍查，他们尽管口口声声是为国为民，自封为民族英雄，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同民众的福祉、国家的前途，却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抱薪救火、扬汤止沸的。如果他们也算是爱国者是好人是天使，那么，地狱里将空无一人!
所以，以徽宗之智，不可能不知道任用高俅会带来什么结果，但是，终其一生，依然故我。无他，皇帝只爱皇权，不爱民。最后，他做了自己不爱国的祭奠品，也成了敌国的俘虏，客死他乡。权力，是人间最大的猛兽。权力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当权者就越可能变坏，而越变坏，就越有人唱赞歌，越有人喊谢恩。不管你用什么特殊材料制成，不管你高呼什么口号，不管你受过多少考验，任何不受约束的权力，最后必然导致的，只应、只有、只能、只会、只是一个结果——无穷无尽的罪恶!
所以，不能奢望多少皇帝能够爱国，因为这是与虎谋皮和自欺欺人的荒唐故事。
我们能做的，就是不要希望皇帝有多少好，而是千方百计、想方设法不要让国家再出现皇帝这种恶劣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