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新到一个大学去教书，在校园内椰子树下，路过时听见两个老年人在路边说话，不知一个说了什么，只听另一个回答说：“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么!”尽管我新来乍到，整个世界顿然陈旧无比。我哀叹：他们之间能交流什么呢!一句权威而完全正确的话，中断了一切交流，终止了对任何具体事态的辨析。它可以用于一切问题的讨论，适应一切场合，而且不管语境与经验如何，这个表达都正确。这不是玩笑，我们不是在一切场合、一切事务中听到类似的表态吗?我、你、他，都在一生中无数次地遭遇到这个判断，这个咒语一样的句子，还有许多变种，比如：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这些说法因为抽象而无比正确，而这种抽象的绝对正确让人哭笑不得。仔细听这个句子，你碰到的是单方面设立的边界，既是拒绝，也是狡辩，然而它却偏偏要以客观、公正的面具出现。因为这个判断句在其社会语境出现的时候就是以真理的、所谓唯物辩证法的面目出现的。活生生的人，经过这个所谓的辩证法装置和过滤，怎么就变成了空心人?两个私下交流的人怎么就变得像在台上做报告?为什么这样两个老年人的私下交谈，非要弄得像在对整个人类讲话?
好了，为了我能够“学术”一点谈论这个问题，把一团情绪尽可能地转变为思想的一些清晰的路径，我也尽可能地企图遵守学术的引用或转述制度。然而，关于社会生活中恶劣的语言习俗，政治套话和意识形态咒语，却鲜见西方语言理论触及，只是俄罗斯与东欧作家才对此有所表达。显然这是制度与习俗的原因。人们总是只能在自己的伤口上提出真实的思想问题。可我们的社会思想场所却一直隔离于经验世界的悲泣与沉默。我们社会生活中的“词与物”的关系，即语言与经验世界的真实状态，在那些著名的哲学命题与讨论之外，仍然固执地、不明不白地沉默着。
别尔嘉耶夫曾这样切齿地写道：“对社会事业而言，人的个性适应性在约定俗成和因循守旧的用词面前，退却到次要的位置。我们通常很少评价个性的品质，也不衡量它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所以，我们有那么多由权威，而非现实创造的词语。词语与习俗的惯性妨碍着仔细辨认真正的性格。在社会生活中几乎不可能出现个体性格的自然选择。而在国家生活中明显地出现无用的和劣等的性格选择。在约定俗成的用词法帮助下，我们把一些有深远理想，经过等待锤炼的人们变成了坏蛋，而抬高了一些没有任何理想，没有任何道德的人们。”其话语的精彩之处正是令人悲哀之处。他的每句话、每个词语都有经验上的对应物，都能够在外面自己的社会生活中按图索骥。观点已经有了，也已经被别尔嘉耶夫说尽了。我继续写下去绝不是想为了提出什么新的观点，而是为了触及一再地涌动在五脏六腑里的那种被恶劣的语言习俗所折磨的持久的恶心感，觉得必须借一个机会把一些秽物呕吐出来。在大量深入的不良感受之中，有时很难保持非情绪化和不说极端话。唯一能够原谅自己的理由是，一个长期在不健康的语言习俗制度中生活的人，他的坏情绪已经具有揭露意义。
就我的记忆所及，如雷贯耳的所谓辨证语言一向就是这样的删除具体语境和拒绝真实经验的一种装置。不要以为说这种语言的人真的想对事态做复杂的，即拒绝简化的、单一的和简单的判断，希望对经验进行更深入的考察。绝非如此，说出这种语言恰恰是固守一个抽象而简化了的立场，一种教条，所谓一分为二、相对论不过是当其教条化的思想或事物受到质疑或批评时的一个借口。所谓教条大概就是对具体的、历史性思想的去语境化和抽象化，并且将之绝对化的结果。它以辨证和相对的面具出现，却把辩证法和相对论绝对化了。在经验世界中的一种探究态度和语境化的思想动机被一劳永逸地简化为一种不再受到批评的终端立场。
因此，辩证法就堕落为一种官僚式的语言：在复杂的需要论证的经验世界面前，一种强权式的、不容置疑、不许论证的独断态度。难怪强权者的语言与这种所谓的辩证法如此易于亲和。这种官僚语言以“辩证法”的语言立场的无可置疑性，挡住了需要质疑与讨论的问题本身，官僚语言以其终极的正确性置换了、替代了它在某些具体事务上的不容追究的罪错。官僚语言以抽象态度的永久正确性或道德上的貌似正当性避免批判者同它进行具体经验事实的任何讨论。它装出不关心细节和琐事的超越立场，在任何具体语境和事实面前，特别是在对它的合法性不利的事实面前，它乖巧而蛮横地采取了不纠缠具体经验的形而上学立场，它变得特别关心所谓事情的“本质”、“实质”、“目的论”和他人的“真实动机”。任何对它的批评甚至是希望陈述事态本身，都面临着被这种形而上学立场所指责。一种似乎无懈可击的所谓“辩证法”立场，一种终极的因而似乎超然物外的客观立场。并且，因为其超然性，似乎就莫名其妙地取得了适合一切语境、一切问题的话语道德制高点。面对这样的语言与立场，他人无法与之进行任何有效的对话。也许是因为它不具有真实对话的思想能力，也许是对任何具体经验事态的辨析都将暴露出对之不利的事实。一种辨析式的思想方法和语言观，堕落为强权的官僚语言。这种语言为强权本身提供了一种话语基础。它如同一种难以通过的阴险的机关装置，把守着真实经验世界的大门，不允许那些对真实、真相和真理有探讨愿望的人们擅自闯入。
年深月久，强权的官僚语言已经促成了整个社会的语言官僚化、强权化。它在其社会生活中散播一种强权意志，传播一种非对话性的独断意识。由于经验世界不被思想辨析和话语表述所接触，由于事实自身成为辩证法，即成为强权的官僚语言的牺牲品，空洞无物的概念格外受到尊重，以终极面目出现的永久正确的固定的语句取代了经验世界的位置。整个社会绝不是一个所谓的唯物主义社会，而是变成了一种“唯名论”的独断世界。习惯于接受独断意识辖制的人们值得同情的一面，在他们与他人、其他群体进行所谓对话的时候，其独断意识与独断式的语言，即刻化为强权式的可憎面孔。他们甚至无意识中已经在意识中复制了他们有时在观念上也反对的东西。由于经验没有进行真实的和多样的表述，给一切经验贴上的“辩证的”和“唯物”的唯名论的各种标签就变得不可置疑的重要，标签就变成神圣不可侵犯的了。与此同时，似乎在一切事物的表面所贴上的定语、副词也就是事物自身的特性了。虽然强权语言贴在其他人与事上的标签(即那些定语副词)，只不过是给事物贴上了他们自己的先验态度(即他们的独断)，与事物的真实性无关，他们还是信奉他们贴的标签，而不会产生去认识事物自身的愿望。他们把唯名论当唯物，把自身的独断意志和立场当作他物的实质，并能够为此义愤填膺或群情激昂。
在这个唯名论的社会中，名称或名词的尊严高于个人生命或某个族群的尊严，名称的尊严或名词的不容置疑也高于任何活生生的思想。而且，定语和副词一定也要比主语自身的经验特征重要。一种经验事实就是，在这个社会的历史生活中，越是活生生的个人，越是活生生的思想越是容易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过”，而名称和假名称以行事的威权则会永远处于抽象的正确地位。这个社会，将真实的经验笼罩在唯名论的词语之下，使真实经验处于被遮蔽的无语的沉默之中，将偶像化的名称置于真实的经验世界之上。同样的一个经验是，如果事态或某种对象不可改变的处于历史的变化之中，为了防止这种变化所带来的意识形态危机，人们宁愿在这个世界或事物前面加上固有的定语，就似乎是已经解决了变化本身带来的各种问题，一个问题领域就被安全地掩饰起来了。
在这个奇异的唯名论的社会中，名称变得神圣无比，名称似乎就是最易于受到扼杀的，而不是千千万万脆弱的、易受奴役的个人。在唯名论的社会中，真实经验变成了禁忌。真实经验进入遗忘的领域，对于有所记忆的人，也变成了一个恐惧的雷池。因为真实经验永远处于自发的话语的威胁之下，处于表述的冲动之下，至少，它时时处在经验世界的受害者们的难以压抑的哭泣声的威胁之下，捍卫名称变得无比重要，为了捍卫名称，可以牺牲任何具体的个人或群体。尤其是那些渴望说出真实经验的人，或者那些仅仅是难以自禁的发出哭泣声的人。深入具体的讨论经验本身会冒犯名称的尊严，那就把经验世界置于无名之中，甚至将如何表述它的语言消除掉。任何期望了解真实的人都成为“别有用心”的人。因此，常常是，那些受害者们，那些渴望倾诉自己和表述自身苦难经验的人们，就最易于成为这种“别有用心的人”。
当真实世界和真实经验不重要的时候，名词、概念就变成了实体一样的东西，与一切原教旨主义相似，强权主义总是“唯名论”的。真实经验乃至活生生的人的生命都是不重要的，如果社会奉为真理的概念遭遇批评的话，如果对某种名字或名称不敬的话，可以为保卫名称杀死活人。唯名论者身上总有一种十足的令人恐惧的对个体生命的冷漠。唯名论者对名称的态度，就像某些原始部落的人们相信踩踏了某人的影子、接触了某人的脱落的头发就会致人死命一样。与此不同的是，“唯名论”的禁忌是防止人们接触真实经验的禁忌。
这个社会不仅是唯名论的，还同时是一个奇怪的无比重视名称前面的定语、副词的社会。在人们了解事实之前，在表述真实经验和多种话语叙述之前，人们现就有了名称，并且有了定语和副词，似乎这对事物的认识就足够了：对于强权者，有了态度真的就足够了。强权者和普通人的区别就在于，强权者只需要关心自己的态度，和他人对自己独尊态度的态度是否臣服，或至少是否假装臣服了。而强权者的惯技就是张冠李戴：就是说，它是某个伟大的名称的化身，就像神灵的人格化一样。其实，名称之所以如此具有魔力，成为超级偶像，是因为强权者认为自己体现了这些名称，而且名副其实。历史中大多悲惨的事变，人们的苦难，大多是有限的、相对的、不完美的事物僭居无限、绝对、完善之名称的结果。那些本应永远存在于人类内心中的愿望或追求中的事物，被赋予了一个外在的权威化身，或某个领袖、某个权力阶级。人们不加区分地将心中的理想等同于外在权威，促成了独裁者的梦想。不仅它以这些名称自居，还要窃取名称前面的全部定语和副词的特性，如“伟光正”云云冠词。此刻，它早已有意地混淆了绝对精神与现实存在物之间的差异，取消了绝对与相对之间的基本差别。
不仅某个名称本身变得神圣或邪恶起来，连通常习惯置于名词之前的定语和副词也变得不可轻易置换，不容商榷。除了唯名论，定语、副词与这些名称的固定搭配也变成了官僚语言的一部分，变成强权语言的固定特征。强权语言或官僚语言所做的不是表述事实，而是表达固定的强权态度，这是一种指令性的话语，而非描述性的话语;是一种独断论的话语而非辨析性的话语。因此，与这种话语处在“对话”一端的话语立场就变得要么饱受指责，要么疲于奔命地为自身所遭受的指责进行徒劳无功的辩解。但这种依据事态与经验事物的辩解毫无成效，因为这种强权的官僚语言根本不习惯于和其他话语立场之间进行真实的论争，不喜欢仔细真诚地辨析经验。因为权力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多半已经是唯名论的信徒，如果强权话语给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进行了政治命名，而且这个命名常常如同一种宣判——反革命分子、反党集团、右派、地主、坏分子、或者是富裕农奴等等——你怎么可能进行辩解呢?就连定一个人为“516分子”也会变得如同他拥有某个秘密兵种一样可怕。不难发现，所有的唯名论用语都是唯我论的，唯我独尊的。我对你的怀疑和不信任就是你的罪过。违背和不服从唯我意志的就是坏的或反的。名称可以像脏水和石头一样使用。既然在唯名论者那里，名称是永远不能被经验所驳斥的，既然它是唯名论的忠实信徒，任何基于经验的辩解与事实说明都只能是别有用心的，只能产生一大堆名称之前的定语和副词的叠加效应。这时，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就是异口同声地在唯名论者所施加的名称前继续重复追加形容词和副词，使定语变得尤为难以尽言。唯名论者喜欢将一切问题置换到既不能也无法讨论的范围中去，“反动本质”、“包藏祸心的”、“不可告人的”“真实动机”的声称等等就是一技。受到指控的人们永远无法说清楚自己的“真实动机”，你能够说出来的当然都可以说“真实动机”的反面。既然你能够说出来，当然就和不可告人的或没有说出的不同，逻辑就是如此，怀疑也是永久性的，超然物外的，无法证明的。只要不是讨论辨析经验事实，只要不是讨论改善关系或磋商步骤本身，唯名论和独断论就总是占据着道德制高点。就像唯名论者的辩证法具有超验的意义一样，唯名论者的怀疑论也具有超验的气质。
对于强权的官僚语言，它说完了，反正它的语言永久不变的适合于一切事件与语境——即已经陈述完，常常是第一千零一次的固定陈述，它迷恋于固有名称、定语副词在名称之前的固定搭配——一切就结束了，强权的官僚语言没有听力，没有耳朵，它早已习惯于只听自己的声音或它的回声。试图和这样的语言立场进行交流令人绝望。因为它早已习惯自己在一切方面、尤其在终极态度上绝对正确。它习惯于自己代表的是真理本身。因为它不仅是唯物的，还讲辩证法。只不过，这一切都被唯名论、独断论置换了而已。它的指责不容辩解，它的怀疑无法消除，并且不是为了消除，而是为了把它的臆断变成“事实”和宣判。强权的官僚语言通常喜欢省略了具体论证，喜欢直接把事实陈述与直接宣判和终极立场等不加区分的混同起来。
没有人相信?不知道具体含义?这些都无关紧要，没有人在意。事实上，强权语言，或官僚语言也正在从自身的悲剧主义时代过渡到自己的喜剧化时期，这个标志就是它甚至不再像它的悲剧时期一样，力图让人相信它的语言。现在，官僚语言已经充分小丑化了而非固守其英雄化。或者说，在它假装继续说着抽象的、绝对正确的终极语言时，更像在例行公事而已。强权语言或官僚语言在使自己喜剧化或“废话化”。废话指的是讨论真实事态方面的废话，而非威权意义上的废话。
事实上废话根本不需要人相信，不需要人在意，不需要人理解其真实涵义。它需要的就是成为口号，成为禁令和咒语。需要的时候，威权可以以至尊名称的名义剥夺一些人的意志甚至生存权。某人因为不坚守“两个凡是”或竟然怀疑“伟光正”成为十分充足的理由。可以用名称的名义杀人，或剥夺掉一个人的基本权利。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在它的悲剧时期。即使在它的喜剧化时期，在唯名论者的眼里，名称仍然是神圣不可更改的，即使经验世界本身改变了，语言的固定使用和固定搭配的改变也比事实的改变更加可怕，因而更加不可接受。因此，它必须以旧有的名称放在改变了的社会事实之前，或者以某些权威的定语置于一个包含着变迁的名称之前。没有改变的是唯我独尊的唯名论态度。是对人们可能接触到真实经验、尤其是表述自身真实经验的恐惧。
辩证法咒语早已变成了废话的政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看似与辩证法极其不相容的数据语言，也促进了概念的进一步废话化。这种政治学的废话通常由概念加数字构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五讲四美三热爱”，还有各种报告、计划、总结以及各种会议上上对这种白痴数字语的套用，“一个核心两个基本点”“分三个阶段开展四个领域自查”，“掌握五个关键——八项落实”，云云，人云亦云，直至芸芸众生。直至不再有人说得清“三个”指的是什么，记得清“八个”又是什么内容。废话具有极端简化的特征，所谓简明扼要的啰嗦重复，这样的废话将民众视为不会思考的、没记性的、只需对其简单发出指令的对象。官僚语言既没有思想上的对话性，也没有经验的表述与分析。也许这正是权势话语的属性。
仿佛思想观念，甚至道德准则这样抽象的事物都可以量化，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数据和思想观念之间怎样形成真实的关系。而这样说，只不过加剧了抽象性、剥离具体经验的效果，加剧了政治话语的废话化而已。经验自身的复杂多义性和置身具体语境的变动不居的思想自身无关紧要，要紧事是“纯粹的能指符号”，标签或商标的巨大作用，要紧事是不厌其烦的重复，如雷贯耳的大声重复。废话就终于产生了经文般的思想催眠作用。它有点像某些走火入魔的现代诗歌，迷醉于不及物的语言自身，使语言、名称本身成为不可思议的神话。它的空洞无物加剧了迷信与迷醉。在另一方面，这有点像广告：不在乎有没有人信以为真，只要反复的、不厌其烦的重复，日复一日、信誓旦旦地重复下去，就产生了一种出于心理安全的信用。“听说过”变得比去花力气去了解真实变得更适合于智力懒惰的人们。即使知道是不真实的甚至是不好的，但因为知道人人皆如此知道，也变得莫名其妙地安全起来，或心安理得。强权的官僚语言安然度过了自身的悲剧时代，而进入了它的喜剧化时期，并且，渐渐地，与商业广告的甜蜜承诺话语水乳交融。
整个社会生活的语言都变得十分官僚化了，任何社会话语，在某些极端时期，甚至学生作文、开学典礼或新年致辞都变成十足的官样文章。人们对被迫性地做表面文章保持着心存儿戏的尊重，却使之对真实经验的关心变得淡漠了。对社会场所中人们之间的真实交流漠不关心了。不厌其烦的重复，催眠了真实的思想能力;重复一些套话与废话使人在有能力对“真实”、“真理”、“正义”、“道德”这些概念进行探索之前，进行自觉的身体力行之前，就已经对它们深深感到厌倦了。政治的废话和废话的政治扼杀了这一切。这是一个可怕的后果，也是它所需要的后果，废话和它所触及、玷污的一切都废弃了，或者说，都被废话的政治学“虚无化”了。
即使人们知道那是一些废话，然而只要人们假装对其保持着尊重，废话的政治学就得以成为没有人揭穿的置于虚空之中的价值规范。废话的政治学成为没有价值的世界里的一种价值的虚假化身。这就像在一个无政府、无公义的社会里，某些帮派就成为社会生活的临时监护人。帮派的利益就被说成是整个社会的利益，而其帮规就成为社会秩序的法则。甚至使习惯于这一秩序的人们暗中担心，假如有一天这个帮派消失了，社会秩序就会成为一种令人恐慌的问题。这个世界似乎再也没有拯救的力量，来解救那些陷于帮规、行话与废话的人们，但这只是因为指令长期取代了协商话语，服从代替了交往，唯名论取缔了经验。而我们的希望恰恰存在于源于勇气和道义的对真实的言说，源自于对真实经验的叙述。唯名论维持的是一个窃据真理位置的特权阶级利益的神话。废话的政治学就是最难以颠覆的帮规之一。这个社会诞生之始就靠唯名论与废话在运转着，当然，还得同时依靠对怀疑唯名论的人们的威胁与惩罚，以至于许多人真诚地相信，虽然他们所说的是一些废话，可如果没有这些废话，这些名称，社会的许多环节或关键环节将会停止运行，甚至社会的机制会瘫痪，唯名论和废话似乎是这部机器不可或缺的燃料和润滑剂。因此他们仍旧兢兢业业地说着废话。就像柏拉图的所谓“哲学王”，出于高贵的目的而对民众重复着谎言。这些人都认为民众是愚昧的，就只能继续将之愚弄下去。而事实上，他们担心废话被揭穿，唯名论被经验话语所揭破秘密，因为唯名论及其废话系统已成为丧失合法性的权力继续运转的秘密动力。他们渴望使之成为永动机。然而，任何对真理的追求、对正义的诉求，总是起源于对真实经验、尤其是创痛和屈辱经验的表述。人们对自身尊严和权力的真实追求，也总是会消解建立在空洞的唯名论基础上的虚假权威，或绝对真理的化身。泪水的语言、痛苦的语言，力图说出真实经验的话语是我们唯一的救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