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想绕个圈子，先从王小波说起。要说王小波，就不能不先提几句我个人的阅读状况。
本人对文学纯属外行;王小波出现之前，完整看过的中国现代小说也就是《金光大道》、《向阳院的故事》、《新来的小石柱》、《连心锁》，这么几部，再就是那些武侠了。旧时代过来的人嘛。《金光大道》里有个二流子，叫滚刀肉，我至今印象深刻。这个人物值得用巴赫金的理论分析一下。我们的作家大可不必刻意追求什么复调叙事，任何自圆其说的叙事都必然是复调的，不管外包装上打着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品牌烙印。一旦在叙事中放弃对于他者的猎查，一种特定意识形态也将就此终结;然后便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摸着石头而过河;然后便是种种有今天没明天的权宜之计。
除此之外还有些小说，我翻了翻就丢一边去了，比如《李自成》。一部小说，居然能把火热的战争场面写得乏味如彼，我真服了那位作者。我没打过仗，可至少打过架。放倒一个普通人也没那么容易吧，何况受过军事训练的官兵?瞎掰。还有些巴金、丁玲什么的，我根本想不出他们到底是怎么出的名。有人给我解释个中缘由，但那些解释只有圈内人才能听得懂。我是个圈外人，没读过中文系，也就闹不清楚某些文学史上的传承关系。那是博导们关心的问题，我只知道自己不会掏钱买他们的书。20多年前我在一家饭店看大门，想弄份舒坦工作，于是找到作家出版社。一位老先生考我文学知识，问到《祝福》，我只看过电影;又问《四世同堂》呢?看过电视剧。好心的老先生又给我一个机会，问我怎么理解另一名著，可惜我只看过由它改编的连环画。我的文学知识至少一半来自小人书。
接触这些东西之前，我只看过一点旧小说。我的阅读趣味很大程度是由《水浒》和《西游记》打下的根基，所以对待小说的态度有点主题先行。简单地说，一是要作奸犯科，二是要装神弄鬼，除非作者真能弄出点唬人的噱头。很多年里我一直拒绝看《围城》，就是因为里面的人物一不杀人越货，二不腾云驾雾，想不出能有什么看头。直到三十好几，才被一个做贸易的朋友忽悠着看了一遍。于是发现自己无知。原来半个世纪前，中国就有人把小说写得如此珠圆玉润。从此开始对国产文学有所期待。我需要的是一种无需中文系洗脑，就能获得阅读乐趣的文学。王小波进入我的视野，就是在这期间。
若干年前，我跟评论家李敬泽有过一次小小的争执。当时几个人聊到《红楼梦》。李敬泽认为《红楼梦》一书的力量主要在于描述厨房、帐房里的勾心斗角，至于那些闺房故事，尤其是诗社雅集一类，都是叙事上的冗余部分，依照现代小说的标准，完全应予删除。我承认《红楼梦》的作者不能算是一个大诗人，小说里的韵文顶多够资格编入《法家诗词选》(考虑到书中描写了阶级斗争);然而这部分描写恰好为小说世界提供了一个垂直的维度，少了这个诗意的维度，《红楼梦》不可能对中国的文化历史进行百科全书式的总结，书中的想象坐标将沦为单一的数轴，只有正负，也就是观念上简单的对立取向，和人际间的是是非非。
自古诗、史并称，都是传统中国的文明标尺;它们交叉而成的十字结构支撑起我们的文化心理，使之不致坍塌成一地烂泥。可惜中国新文学的基本状况，似乎更加符合李敬泽的口味。根据那些新出版的小说内容简介，就不难做出上述判断。根据一些粗浅的印象，我觉得现代中国小说更多承袭了《金瓶梅》(《水浒》的一个古怪私生子)的血统。在这些故事里，你永远只能看到暗无天日的人际关系，从办公室政治，到各种鸡零狗碎的姑妇勃豀。新一拨人玩酷，好写性;可问题在于，性也是人际关系之一种。就连手淫不也得有个“想象的他者”?
我始终不理解为什么我们的文学只能笼罩在繁密的人网之下。那些人物虽也有名有姓;只是他们的姓名更像考勤表上的字符，点名过卯之后，大家便各自泯于众生。我们的文学人物也有落单的时候。这时的他们即是弃儿，也是乞儿，唯独不是独自面对世界的个人。据说文学的问题永远是人的问题，然而人的问题首先却是个人的问题，因为人的基本处境最终只能由个人面对。比如说死亡。没有谁的死亡能由他人代替。再比如爱情。
有内行人教导我说，那是我们的现实，而文学就是要反映现实。这我不大同意。如果想要了解中国的现实，我大可以去看《财经》杂志，或是《南方周末》，何况还有网络，完全没有必要捧着一本小说，去看瞎编的故事。小说家的工作之所以是虚构，就是要提供一个超然于现实之外的精神维度，并以此与现实保持一种紧张的想象关系。就此而言，王小波是我仅见的一个具备这种力量的中国作家;在他背后是一种针对事，而不是针对人的文化(我总怀疑我们那种对人不对事的文化，来源于传统社会多妻制导致的、过度密集的人际关系)。所以只有在他的作品中，闻不到姨太太们的烟袋油子味。而作为一个现代读者，这是我接受同代作家的先决条件。
《革命时期的爱情》是我理解王小波作品的最初门径。这是一部名著，情节梗概大家全都知道，这里不再赘述。引起我兴趣的，并非那些引起纷纭众说的性描写，而是不时闪烁其中的“理趣”。我读过一段野史，里面讲到勒内·笛卡儿(就是写下过Cogito, ergo sum的那位)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到处当兵，在拿骚的莫里斯亲王的新教部队，和信奉天主教的巴伐利亚选帝侯马克西米安部下，全都服过役。此人没参加过什么正经战斗，而是借战争之机四处游历，同时思考哲学和数学问题，并利用自己的机械知识(据说他还制造过高度仿真的机器人)，为部队改良武器。
在小说中，少年王二帮助红卫兵建造用于武斗的抛石机的情节，跟这段故事颇有暗合之处。而且这个王二是色盲，并为此失去从事艺术的机会。也就是说，他眼中的世界是不可信的。既然感觉和对感觉的传达，都是对于真实的背离，那么理性的怀疑自然成了他的唯一精神出路;他只能通过思想活动，确信自身的存在。讽刺之处在于，这种自我确认的思想，往往要求运思者以超越自身为先决条件。王小波写过一篇随笔，在谈到讨论人性自我改善的可能性时，他强调人必须把自己视为客体。
《革命时期的爱情》为此提供了一个隐喻性细节：幼年时的王二手臂被利器划伤，露出组织深处白色的韧带，从此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湿被套。由此他实现为一个独立于肉身的思想器官。这个把自己看穿的细节，同时证明王小波的最终身份是诗人，而非哲人。他的小说是通过经验，而不是观念实现的。我怀疑这样的细节甚至带有自传性色彩，就像我本人五岁那年第一次看到自己的X光胸片，童年就此结束。
这里所说，都是老生常谈，没什么新鲜之处。就像《红楼梦》的作者不是什么大诗人，王小波的建树也不在科学或哲学领域。小说最终不是学术论文，用不着卖弄存在主义、后现代理论或是禅宗之类的噱头。然而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思考，却为小说叙事提供了主题;缺少哲学观照的小说写作，就像未经省察的经验，毫无意义。简单地说就像一道算术题。小说提供的不是横式后面的得数，而是用竖式呈现运算，乃至验算的过程。然而任何思想只能从个人出发。以团体名义颁布的思想，我们通常称其为意识形态。
当然思想往往演变成意识形态，有时自动，有时被动，因为人们喜欢按照一个流行款式，假装在思想。王小波也没能逃脱这一命运。他的很多拥趸没有像他那样去思想，而是操着他的语气去说话。当我们讨论一个小说家的遗产时，指出这一点尤其重要。小说是强调个人性的写作类别。你可以在万众麇集的场合朗诵一首诗，却无法想象有谁对着一鸟巢观众，去读一篇小说。用王小波的话说，那是集体撒癔症。
同时，王小波的写作还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我注意到他的写作中，不断出现机械装置的意象。在《革命时期的爱情》中，机械是启蒙心智的开关，而在他后期那些对于唐人传奇的戏仿式改写中，机械则变成了极权主义政治暴力的隐喻。对这一演化过程进行阐释分析，需要经过专门的学术训练，而这远远超出了我的能力。机械装置不时出现在王小波的写作中。它们不仅是道具;更多的时候，它们就是角色本身，并赋予作品一种迷人的奇观性。奇观性是虚构文学的必备品质，否则也不会有如此多的民族语言，将小说命名为传奇。而这似乎也是王小波的小说之所以有趣的原因之一。然而“有趣”并不是这些作品的全部。在有趣之上，作者显然还有一个更高的指向，那就是自由。
然而有趣(在我们这里，它还被称作“狂欢”)并不必然导向自由。证据之一就是王小波本人被娱乐化，变成一个插科打诨的脱口秀明星。对于其中的种种曲解，王小波本人也应负有部分责任。我认为他的思想，最终没能摆脱乔治·奥威尔式的局限，即把暴政视为专制的唯一面具。我们这个世界，更像是“动物农场”和“美丽新世界”的混合体。“面包加斗技场”，这是古已有之的御民之术。当然这样说也是事后诸葛亮。王小波当年写作的环境，要比我们今天严峻得多。
前面曾经提到《红楼梦》。这些年有个时髦问题：娜拉出走之后会如何?我也曾经想过，贾宝玉出家之后会如何。我的结论是，他会成为四处历险的游方僧。两百年后，这个历尽沧桑的流浪汉在王小波笔下转世成为王二。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次伟大的接力，就像但丁在古典大师维吉尔的引领下，视察冥府之后，进入新的世界。
拉拉杂杂说了许多，无非因为前些天看到一篇涉及王小波的八卦。那篇文章收录在一本名为《中国不高兴》的时尚读物里。书中的其他部分没仔细看——鄙人幼承庭训，对流言蜚语和阴谋论，胃口一向不大——只是对一个已故同行无端遭受人身攻击，略有一点感想。这篇署名黄纪苏的文章对王小波做出若干指控，其中之一，便是攻击中国文化。老实说，我对王氏这方面的说法，也经常不敢苟同;他对古典希腊的描述也有很多浪漫化的成分。可这说明什么?鲁迅提起中国文化，口气还要阴损得多。胡兰成倒是挺客气。岂止是客气，简直贴心贴肺。剩下的话，不用再说了吧?况且，辩驳中西文化之差异，只是王小波的表面文章，他试图申明的，无非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分野。中世纪的欧洲有烧死布鲁诺的暴行，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有滑稽百出的性禁忌，这些西方“传统文化”同样在王氏的针砭之列。
黄文举出阴茎倒挂下来那几行诗，认为王小波是在祖国大地随地大小便。我把那首短诗重新看了一遍，可没看见里面提到排泄。过度阐释了。若依此理，天体浴场还不都成了露天公厕?我倒觉得，假如王小波的意见能被更多的人采纳，至少随地吐痰的现象，将会有很大改观。文中接着说了些穷苦子弟扒阔人家窗户之类的话。总之，王某人混得不怎么样，简直水深火热，尤其是在国外。也许王小波不如黄先生根红苗正，更不如黄先生出入国门如履平地，但作为写东西的，则要另当别论。说得俗点，写作者计较的是象征资本的积累。在这一点上，《不高兴》的几位主创人员全加起来，怕是也赶不上人家的一个零头。至少我不了解黄先生做出过哪些业绩。恕在下孤陋寡闻。
且不提那种打探他人私事的好奇心何等鄙俗猥琐，以及隐藏在这背后的一套洋场西崽价值观，就说一个当学生的，打工求学本是正途。就算人家学业不佳，只在本校“汉语部”(准确的翻译是“东亚研究专业”)弄了个学位，好像也没什么值得幸灾乐祸。借用一个官气的说法，这叫勤工俭学，是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走过的共同道路。此外，黄先生的说法给我一个不良暗示，即很多人发表一些民族仇、性别恨的言论，只是出于他们留洋期间不得烟儿抽的怨愤。这里说到性别，是因为黄先生喜欢使用“风流寡妇”、“好打扮的娘儿们”一类带有性别沙文主义色彩的比喻。借用黄先生的套路做一番诛心之论，我或许会说他打着忧国忧民的旗号，向公众转嫁一个半老男人(他的文字同时欠缺少年人的纯真和老年人的明达)的中年心理危机。但黄先生一定不会同意。
从行文中不难看出黄先生志向高远，不甘平庸的胸怀。通过臧否一些文化人物，他鼓吹了“大文化”，鄙薄了“小文化”。可问题是，人家的“小文化”尚有可观之处，可他们的“大文化”呢?我们国家有句画虎不成的老话，诚此谓也。黄先生诟病“小文化”的理由之一，是它能为“蹬三轮的”所知。引车贩浆者流喜闻乐见的东西还多着呢，要都拿出来数落一遍，怕对黄先生自己也有所不便。假如一种言论既能深入基层，又能上动天听，那么产生这个言论的社会一定到了危急的时刻。这样的局面，我永远不希望看到。这是一个庸人的理想。
《不高兴》中另有一文谈到王小波时，更是一副石原慎太郎式的调调(我甚至觉得作者应该在头上系条白布，上书：“武运长久”)。文章引用或许不愿透露身份的消息来源，谈到王小波对于欧洲文明的崇尚，是因为他仅有一次亲履欧陆的机会，还是作为游客;说这更有利于王小波对于欧洲的“构建”。依着这种逻辑，对于欧洲文化最有发言权的，大概只能是些时髦圈子里的出国油子。上高中的时候，我的世界地理老师从没离开过中国半步，可我就是靠他传授的知识考上的大学。假如任何知识都要依靠个人的现场感证明其合法性，那么科学早就都成了胡说。
文章最后讲了个故事，说几个中国人在旧金山挨打不敢还手(再窝囊的人，打911报警总还敢吧?)。这种事不敢说绝对没有，可据我了解，这个故事的背景如果换成莫斯科，才更像是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事件。可莫斯科是我们很多人士心中的文明之都，第三罗马，要在语言中轻拿轻放。叙事折射立场，立场根植于趣味。我一直相信，所谓善恶是非，经常是一个美学问题。在北京，我不止一次忍受那种月上涅瓦河两岸树梢头，人约莫斯科郊外黄昏后的小资情调;而这种情调，又焕发出在反对国际社会的斗争中砸锅卖铁，也要为老大哥前驱的政治豪情。所以对于坊间某些版本的民族主义，我是一向不敢当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