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都说，都全球化时代了，我们不能再沉默，一定要发出中国人自己的声音;否则，会被日渐边缘化。面对如此宏论，我“欣然同意”。只是如何落实，实在心里没底。比如，什么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如何“发出”，还有这“声音”是否美妙，都没把握。不提别的，单说“全球化时代的‘大学之道’”，感觉上便是危机四伏。
在西方，大学已经定型了，路该怎么走，大致已经确定;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你可以发言，但说了基本上等于白说。而在中国不一样。你会发现，那么多读书人都愿意暂时搁置自己的专业，争相谈论大学问题，那是因为他们相信，大学问题还在自己努力的范围内，今天的“百家争鸣”，也许会影响到日后中国大学的发展方向。
至于我个人，既研究过去百年的“大学史”，也关注“当代中国大学”。我心目中的“当代中国大学”，是着眼于邓小平南巡以后，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之后，这15年中国大学所走过的路。我曾用了十个“关键词”，来观察、描述、阐释这15年的中国大学。那就是：大学百年、大学排名、大学合并、大学分等、大学扩招、大学城、大学私立、北大改革、大学评估和大学故事。具体的我不想多说，就说一句：此前一千年，大学作为一种组织形式，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以后一千年，大学将继续展现其非凡魅力，只是表现形式可能会有很大变化。至于中国大学，仍在转型过程中，更是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勇敢面对。
一、“世界一流”的焦虑
在科技及文化领域，中国人有好几个梦，比如，奥运金牌第一，获得诺贝尔奖，还有创建世界一流大学。通过倾全国之力，在北京举办一次“无与伦比”的奥运会，第一个梦想已经实现了;第二个呢，不管是文学还是物理、化学、经济学，还没有一个持中国护照的学者或文人获得过诺贝尔奖。不过，这是迟早的事;而且，我以为不会太遥远。相对来说，体现一国学术文化整体水平的“世界一流大学”，在我看来，反而有点“悬”。
当今中国，各行各业，最时尚的词，莫过于“世界一流”，可见国人的视野和胸襟确实大有长进。提及“中国大学”，不能绕开两个数字，一是211，一是985，而且都叫“工程”。在21世纪，培育100所世界著名的中国大学，这自然是大好事;可中国毕竟财力有限，这目标也太宏大了点。于是，政府做了调整，转而重点支持北大、清华等“985”工程大学。何谓“985”?就是1998年5月，江泽民主席在北大百年校庆时讲话，提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请记得，此前我们的口号是“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大学”。很多学者提意见，说加了这么个意识形态的限制，扭曲了奋斗目标。社会主义国家本来就不多，可比性不强。再说，整天追问姓“社”还是姓“资”，怎么有可能办好大学?终于，删去了“社会主义”四个字，中国大学明确了发展方向。此后，我们开始以欧美的一流大学为追赶目标。
其实，从晚清开始，中国人办现代大学，就是从模仿起步的。一开始学的是日本和德国，20年代转而学美国，50年代学苏联，80年代以后，又回过头来学美国。现在，谈大学制度及大学理念的，几乎言必称哈佛、耶鲁。连牛津、剑桥都懒得提了，更不要说别的名校。俨然，大学办得好不好，就看与哈佛、耶鲁的差距有多大。在我看来，这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迷思”。过去，强调东西方大学性质不同，拒绝比较，必定趋于固步自封;现在，反过来，一切唯哈佛、耶鲁马首是瞻，忽略养育你的这一方水土，这同样有问题。我常说，中国大学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各国大学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形成的，不是想改就能改，你只能在历史提供的舞台上表演。而就目前中国大学的现状而言，首先是明白自己脚下的历史舞台，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而不是忙着制订进入“世界一流”的时间表。
再说，“大学”是否“世界一流”，除了可见的数字(科研经费、获奖数目、名家大师、校园面积、师生比例等)外，还得看其对本国社会进程的影响及贡献。北大百年校庆时，我说了好多话，有的被严厉批判，有的则得到广泛赞许，下面这一句，因符合学校利益，被不断“传抄”——“就教学及科研水平而言，北大现在不是、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是‘世界一流’;但若论北大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很可能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学所无法比拟的。因为，在一个东方古国崛起的关键时刻，一所大学竟然曾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这样的机遇，其实是千载难求的。”我这么说，并非否认中国大学——尤其是我所在的北京大学，在教学、科研、管理方面有很多缺陷;只是不喜欢人家整天拿“世界一流”说事，要求你按“排行榜”的指标来办学。
我在好多文章中批评如今热闹非凡的“大学排名”，认定其对于中国大学的发展，弊大于利。排名只能依靠数字，而数字是很容易造假的;以为读书人都讲“仁义礼智信”，那是低估了造假的巨大收益，而高估了道德的约束力。即便是老实人，拒绝弄虚作假，可你潜意识里，着力于生产“有效的”数目字，必定扭曲办学方向。大学排行榜的权威一旦建立，很容易形成巨大的利益链条，环环相扣，不容你置身事外。在我看来，此举将泯灭上下求索、特立独行的可能性。好大学必须有个性，而你那些“与众不同”的部分，恰好无法纳入评价体系。“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大学也不例外。久而久之，大学将日益趋同。差的大学可能得到提升，可好大学将因此而下降。这就好像辩论比赛，裁判称，按照规则，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其余的平均。这被抹去的“最高分”，可能是偏见，也可能是创见。当你一次次被宣布“工作无效”，不计入总成绩，自然而然的，你就会转向，变得日渐随和起来。当然，你也可以固执己见，可那就成为“烈士”了。
所谓争创“世界一流”，这么一种内在兼外在的压力，正使得中国大学普遍变得躁动不安、焦虑异常。好处是举国上下，全都努力求新求变;缺点则是不够自信，难得有发自内心的保守与坚持。其实，所有理想型的论述，在实际操作中，都必须打折扣。所谓“非此即彼”或“不全宁无”，只适合于纸上谈兵。今天中国，不仅仅是“开放”与“保守”之争，在“接轨”与“闭关”之外，应该还有第三、第四条路可供选择。
全球化时代的大学，并非“自古华山一条路”，而很可能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外有排行压力，内有政府管理，中国大学自由发展的空间正日趋缩小。对此，我们必须保持必要的警惕。如果连标榜“独立”与“创新”的大学，都缺乏深刻的自我反省能力，那就太可怕了。
二、“教学优先”的失落
我之所以对各式排行榜心存忌惮，很大程度基于我对大学功能的理解。在我看来，大学不同于研究院，即便是研究型大学，“教书育人”依旧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学校办得好不好，除了可以量化的论文、专利、获奖等，还得看这所大学教师及学生的精神状态。好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有明显的精神印记。不管你是培养“英国绅士”，还是所谓的“共产主义新人”，都是把人的精神面貌放在第一位，关注的是心智，而非专业技能。而所谓“心智”或“精神”，都是以人为中心，注重长时段的影响，而非一朝一夕、一时一地的表现，故无法落实在各种硬指标上。
自从有了“世界一流”的奋斗目标，加上各种“排行榜”的诱惑与催逼，大学校长及教授们明显地重科研而轻教学。理由很简单，教学(尤其是本科教学)的好坏，无法量化，不直接牵涉排名。不管是对教师的鉴定，还是对大学的评估，都是“科研”很实，而“教学”则很虚。其实，当老师的都知道，在大学里教好书，获得学生们的衷心拥戴，很不容易。我说的，主要不是指课堂效果，因为，那取决于专业、课程、听众以及教师的口才等;更重要的是用心教书，对学生负责，以及真正落实教学目标。今天中国大学，教授们普遍不愿在学生身上花太多的时间;原因是，这在各种评鉴中都很难体现出来。这是一个很糟的结果。我甚至认为，高悬“世界一流”目标，对那些实力不够的大学来说，有时不啻是个灾难。这很可能使得学校好高骛远，挪用那些本该属于学生(尤其是本科生)的资源，投向那个有如肥皂泡般五光十色的幻境。结果呢，连原本可以做好的本科教学都搞砸了。
这让我想起西南联大的故事。今天，大家都在怀念炮火纷飞中联大师生的“笳吹弦诵”。毫无疑问，这个生存在战争年代的大学，“生产”了很多著名人物，包括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还有众多两弹一星的元勋。但请大家注意，联大校友中，理科方面的著名人物，绝大多数都留过洋。事实上，西南联大最大的“学术成就”，是成功的本科教育。
现在大家谈西南联大，有点过高估计了他们的学术水平。杨振宁、何炳棣都再三说，西南联大的学生到美国念研究院，比美国最好的大学一点都不差。这话有道理，但必须加注。当年西南联大的学术水平，和美国著名大学之间，是有较大落差的;问题在于，培养出来的学生，差距并不大。原因是什么?第一，大学经费有限，无力发展研究院，西南联大九年，培养出来的研究生，总数不超过一百，还没有今天一个院系一年培养的多。第二，因实验设备等实在太差，教授们没有能力从事专深研究——我说的是理工科。因此，无论校方和教授们，全都专注于本科教学。我翻查了很多史料，包括当年的各种教材、教师薪水表、图书馆资料、仪器设备，还有当事人的日记和回忆录等，确认西南联大的学术环境实在很糟糕。具体的我不说，大家都能理解。可另一方面，当一所大学的所有著名教授，都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本科教学里面，这个大学培养出来的本科生，水平一定高。
回过头来，看日渐成为神话的西南联大，确实有很多感人的故事。包括吴大猷教授如何发现李政道，扶上马再送一程。根据杨振宁回忆：“当时，西南联大老师中有学问的人很多，而同时他们对于教书的态度非常认真”;李政道则称：“他们看见有一个优秀的学生，都是全副精神要培养的。”为什么会这样?我的理解是，除了教书育人的共同理念，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没能力大规模发展研究生教育，没条件强调学术成果，这一缺陷，反而成全了西南联大的本科教学。
而今天，所有的中国大学，稍微有点样子的，全都拼命发展研究院，不愿意把主要精力放在本科生身上。说好听点，是努力迈向“研究型大学”;再透点底，那就是教授们都在拼自己的业绩。本科教学不受重视，是今天中国大学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很多著名教授不愿意给本科生上课，这其中存在制度方面的原因。比如，在大学里教书，只有论文或著作才能体现你的学术水平，至于教学方面的要求，那是很虚很虚的。每次晋升职称，因教学好而被评上，或因教学不好而被卡住的，极少极少。加上很多不太自信的大学，会把每年发表多少论文作为一个硬杠杆，那就更促使老师们不愿意在本科教学上用心了。
所谓“教学”与“科研”可以互相扶持，且相得益彰，我认为，那是一种“理想状态”，缺乏实验数据的支持。确实有既长讲课又擅科研的，但即便是如此完美的教授，其备课、讲课及辅导学生，同样会影响科研工作——毕竟，我们一天都只有24小时。而更多的教师则是学有偏胜，或长于教学，或长于著述。假如我们认定，大学的核心任务是“教书育人”，那么，如何让长于教学的教师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不是硬逼着他/她们去写那些不太管用的论文，是个亟须解决的难题。在我看来，大学教师的“育人”，不仅是义务，也是一种成果——只不过因其难以量化，不被今天的各种评估体系承认。
三、“提奖学术”的困境
我的基本判断是：中国大学——尤其是985工程大学，可利用的资源会越来越多;可随之而来的是，工作压力也会越来越大。上世纪80年代，我们很穷，但有很多可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供你潜心读书做学问——那是最近30年中国学术得以迅速崛起的重要因素。现在不一样了，诱惑很多，要求大家都“安贫乐道”，很不现实。以后呢，收入还会逐渐增加，但工作会越来越忙，忙得你四脚朝天。我们必须适应这个变化了的世界，但不一定非“随风起舞”不可。对于大学教师来说，单说“支持”而不讲“责任”，那不公平;我只是希望这种压力，不是具体的论文指标，而是一种“氛围”，以及无言的督促。现在都主张“奖励学术”，可如果缺乏合适的评价标准，奖励不当，反而徒增许多困扰。必须逐步摸索，建立一套相对合理的考核与评价体系。
年初，我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提及中国的学术著作出版那么多，但绝大部分都是半成品。说“半成品”，意思就是，立意好，作者也下了工夫，但火候未到，还没打磨好，就急匆匆出来了。之所以“精品不精”，主要原因是打磨不够，背后因素则是市场的诱惑，以及教育部的评奖机制，剥夺了学者们本该有的从容、淡定和自信。以我的观察，最近30年，好的人文学方面的著作，大体上有三个特征，第一，个人撰写;第二，长期经营;第三，基本上没有资助。我对人文学领域的大兵团作战，不太以为然。动辄四五十人，真的能“强强联合”吗?我怀疑其实际效果。强大的经费支持，对人文学者来说，不是最关键的，有时甚至还坏事。为什么?因为拿人家的钱，就得急着出成果，不允许你慢工出细活。目前的这套项目管理机制，是从理工科延伸到社会科学，再拷贝到人文学。延伸到社会科学，还有道理;最不适应这套管理机制的，是人文学。
现在提“奖励学术”，都说要以课题为主，尤其是有关国计民生、人多势众的“重大课题”。我不太同意这一思路。如果是奖励人文学，我主张“以人为本”，而不以工程、计划为管理目标。原因是，人文学的研究，大都靠学者的学术感觉以及长期积累，逐渐摸索，最后才走出来的。还没开工，就得拿出一个完整的研究计划，你只能瞎编。如此一来，培养出一批擅长填表的专家，学问做不好，表却填得很漂亮。而且，我们还以项目多少作为评价人才的标准。我建议政府改变现有的这套评价体制。可是，我提建议的这段话，《人民日报》给删掉了，大概觉得不现实。
外面传说，北大有一个规定，两个人同样评教授，一个人有课题，一个人没课题，如果成果一样，那就应该给那没课题的。因为，没有政府的经费支持，还和你做得一样好，可见他的学术水平更高。这属于美好的误会，北大其实没那么“另类”。最近学校开会，还在提醒我们尽量争取课题。只不过，北大的教授们，确实不太愿意申请各种各样的课题，越有名的教授越是如此。我觉得，管理部门应该反省一下，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好学者不愿意做课题。我的建议是，允许学者不做课题，但出了成果，摆在那里，请专家鉴定，真好的话，你说吧，值多少钱，10万、20万、50万，你给我，我继续做研究，至于怎么做，我自己决定。在国外，也有这种情况，奖励你科研经费，后面的活，你自己做。这样的话，什么时候发论文，什么时候出书，我来把握。现在的状况是：按工程进度，一年或三年，必须结项。做不出来，你也必须硬撑，送上一堆夹生饭。对人文学者来说，每天忙着填表，不是好事情。恕我直言，今天的中国大学，有钱，但学术环境及整体氛围不如80年代。
在《当代中国人文学之“内外兼修”》(《学术月刊》2007年11期)中，我曾谈及，当代中国人文学的最大危机，很可能还不是在社会上被边缘化，在大学中地位急剧下降，而是被教育主管部门按照工科或社会科学的模样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造。经过这么一番“积极扶持”，大学里的人文学者，钱多了，气顺了，路也好走了。可没有悠闲，没有沉思，没有诗意与想象力，别的专业我不知道，对于人文学来说，这绝对是致命的。原本强调独立思考、注重个人品味、擅长沉潜把玩的“人文学”，如今变得平淡、僵硬、了无趣味，实在有点可惜。在我心目中，所谓“人文学”，必须是学问中有“人”，学问中有“文”，学问中有“精神”、有“趣味”。但在一个生机勃勃而又显得粗糙平庸的时代，谈论“精神超越”或“压在纸背的心情”，似乎有点奢侈。
(选自《文汇报》2009年3月14日)
分化与流变：30年来的中国思想界
徐友渔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社会转型急剧而深刻，反映各种问题、利益、矛盾和诉求的社会思想相当丰富。为了排除干扰，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邓小平发出“不争论”的指示，虽然“万言书”不时出现，“姓社姓资”问题不断挑起，但总的说来争论不在体制内而在民间，思想文化的大格局已经不落传统意识形态窠臼。当代中国社会思想的分化与流变发源于人们的独立观察和自发思考，虽不显见于主流报刊，但反映的是真实的存在，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前途和未来社会的走向将有深远影响。
思想起点和80年代的“文化热”
中国的改革开放需要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思想解放，而思想解放的背景是中国人民刚从文化大革命的桎梏中解脱出来。“文革”大搞现代个人迷信，法制荡然无存，制造了数不尽的冤假错案，对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使国民经济濒临破产边缘，痛定思痛，中国人从最高领导到广大百姓，都决心彻底告别“文革”。
“文革”错在哪里，什么原因造成了“文革”的大破坏和大悲剧?按原来的观念，答案要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所谓“资本主义复辟”中去寻找，若是这样，中国只能走老路。叶剑英、胡耀邦、李维汉、邓小平等领导人从“左”倾思想的长期统治和“文革”的惨痛教训中得出结论：应当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流毒。叶剑英明确指出，“四人帮”是“封建法西斯分子”，他号召说：“我们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列宁说过：不仅要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而且要宣传民主主义思想。我们要破除封建主义所造成的种种迷信，从禁锢中把我们的思想解放出来。”这种认识得到了知识界的共鸣和广大群众的支持，成为全民的共识。
思想解放的道路是长期、曲折的。克服封建专制思想影响、注意防“左”的方针并未贯穿始终，“反资产阶级复辟”的声浪不时兴起。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文化建设，直接或间接地围绕反封建专制思想残余这个目标，以提倡启蒙和新知识、面向世界为基调展开。
在80年代“文化热”中涌现了许多民间性的思想学术团体，其中影响较大，有一定代表性的团体和派别是：一、中国文化书院，以复兴国学为己任;二、围绕《新启蒙》杂志的理论家，力图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人性和人道主义原貌;三、以自然科学研究者为核心的《走向未来》编委会，大力弘扬科学精神与方法，努力结合最新科学成果构建新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四、以北大和社科院的青年学者为主体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专门引介和阐释当代西方人文思潮;五、《二十世纪文库》等编委会，大量翻译出版西方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化学等方面的书籍。
80年代“文化热”对各种“主义”(比如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兴趣浓厚，对精神和文化的偏爱大大超过对制度安排的探索，人们追求深刻性、基础性、系统性，而较少表现出对现实性、直接性的焦虑，那时的显学是美学。这可以理解，刚从“文革”的非人状况下解脱出来，急需弄清楚的是人何以为人，何以安身立命等终极关怀的大问题。
社会转型和思想转型
80年代的改革开放在重重阻力和反复曲折中顽强行进。对国有企业，以放权让利、增大活力、增加效益为主线的公司化、股份化改制缓慢推进;民营企业破土而生，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开始形成;东南沿海一些城市被划为经济特区，成为对外开放的桥头堡，来自海外的投资逐年增加。
在80年代末的风波之后，改革开放一时面临风云突变的形势。是邓小平到南方视察这一大动作，以及一系列支持改革开放的讲话，强行中止了复旧的势头，改革开放重新获得动力，以一发不可收拾之势滚滚前进。
如果说改革的第一次启动是以理想和历史责任等等为感召的话，那么这第二次启动的动力源是利益。改革已成不可逆转之势，但改革的理想光辉和道义感召力大为消退，特殊利益集团羽翼丰满，社会不公正日渐明显，问“要不要改革”已经没有意义，重要的是“要什么样的改革”。贫富差距日渐加大，医疗、教育、住房、生产安全和食品安全等方面问题成堆，人们每天面临的、谈论的、争论的都是“问题”，这和80年代大谈“主义”形成鲜明对比。如果说80年代的代表作是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和《批判哲学的批判》，那么90年代的代表作是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以及孙立平关于社会阶层分化的若干著作。
如果说80年代的思想文化主流是肯定和追求现代化，那么90年代喧嚣一时的则是后现代主义，它早在80年代就登陆中国，但此时才有合适的气候急剧膨胀。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倡、80年代“文化热”又重新拾起的启蒙、科学、民主、理性等价值被批判和否定，意义、规则被消解，前卫的青年学人不顾中国基本上处于前现代状况的国情，硬要跳过现代，与西方的最新潮流接轨。幸好，这种思潮只时髦了一阵。
如果说80年代的思想文化基调是激进的(以及理想主义的、革命的)，那么90年代则有一种批判性反思。有人开始检讨大破大立、天翻地覆的革命的破坏性，欲速则不达的后果，保守、尊重传统等以前被视为负面的价值得到肯定。有人喊出了“告别革命”的口号，有人建议革命党应不失时机地转变为执政党。争论没有结果，但反思肯定有好处。
人文精神的失落引起一场大讨论，有人认为失落的原因是知识分子由于文字狱和种种摧残而导致的人格萎缩、精神的侏儒化和动物化，主流意识形态坚持教条，与专制政治结合的意识形态排斥人文精神，导致思想僵化;有人认为原因是市场化导致的商品大潮、大众消费文化和低俗化;还有人避实就虚、舍近求远地主张人文精神失落始于明末清初。王蒙反对把人文精神的失落归诸市场经济，认为在中国的近现代，人文精神从来没有被承认，更没有大力实行，“所以我不明白，一个未曾拥有过的东西，怎么可能失落呢?”“如果现在是‘失落’了，那么请问在失落之前，我们的人文精神处于什么态势呢?如日中天么?引领风骚么?成为传统或者‘主流’么?盛极而衰么?”可惜，后来者几乎一致以为，那场讨论已有定论：人文精神失落于市场经济。
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
社会转型期新的问题、困境、诱惑以及压力，使得在80年代具有共识的知识分子立场、观点发生分化，产生对立和争论。
一些人被称为“新左派”是因为：一、他们的思想理论资源完全来自当代西方新左派，如萨米尔·阿明、沃伦斯坦、贡德·弗兰克、爱德华·萨依德、多斯桑托斯和乔姆斯基等，有人的文章和言论常常发表在西方新左派刊物上;二、他们和中国老左派一样，只反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反专制主义;三、与老左派一样，他们肯定毛泽东的左倾做法，如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等，号称要继承这笔“社会主义遗产”。
另一方面，被称为自由主义派的人偏重于援用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洛克、孟德斯鸠和亚当·斯密的学说，其基本主张简单说来有：一、市场经济，自由、公正的竞争;二、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比如言论自由和财产权;三、宪政与法治，政府权力应该受到监督与制衡。
双方在今日中国几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社会、文化问题上都有不同看法，特别是在回答“社会弊病、社会不公正产生的根本原因”的时候。
新左派认为问题出在市场经济本身，从而要对其批判和抵制;另一派认为原因在于市场没有摆脱旧权力体制的控制，不成熟、不规范，因此出路在于规范和完善市场经济。
与此相关的是对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态度。自由主义者的基本立场是，中国应该以积极的、正面的态度来迎接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而新左派认为这样会把中国纳入不公正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他们中有人说，第三世界国家在目前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只能是一种不平等的发展，甚至是自杀性的发展，第三世界国家现在的唯一任务，就是开展全球范围内的反资本主义斗争，等有了一种新的、公平的经济体系之后再参与全球化。
关于中国国情，新左派有人断言，中国现在已经是资本主义或市场社会，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中国的问题已经同时是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的问题，因此对中国问题的诊断必须同时也是对日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及其问题的诊断”;另一方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性质。
两派的标签都来自西方，面对的却是中国的现实问题。市场经济肯定不是单单具有正面或负面一种作用，关键是有没有比市场经济更有效、更可行的方法?贪污、腐败的主要根源在哪里?长期战斗在反腐第一线的湖南前纪委书记杨敏之的看法很有道理，他说：“我国目前严重存在的腐败现象是依附在旧的体制上的，如果说十年艰辛的话，苦就苦在旧体制的困扰。反腐败实质上就是和旧体制、旧机制的反复较量……总的来说，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存在的体制问题，还要靠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民族主义的崛起
从90年代起，随着一些重大国际事件和国际冲突的发生，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时有高涨，有时达到狂热程度。
民族主义在90年代初乘虚而入，是因为80年代末国内巨大事变和紧接着的苏联东欧剧变，使得有些人感到出现了信仰真空，意识形态上有求助于民族主义的需要。有人主张，“特别应当把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作为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应当着重向全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国家公务人员灌输以国家民族利益作为崇高精神本体的爱国主义政治意识形态。”
一位学者在题为“民族主义与中国转型时期的意识形态”的文章中提出，中国当代的现代化可以启用以儒家主流文化为基础的民族主义作为社会凝聚力与整合的资源。原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的实绩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之一，但还不够，还不具有民族传统那么丰富的历史和文化资源。
1996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代表了民族主义情感中狂热和非理性的一面，此书把爱国等同于反美，其立论基础是：美国人不但邪恶，而且愚蠢。作者说，大多数中国高中学生对美国历史文化知识的了解都比美国大学生还要多得多，美国青年一代堕落的迹象，在吸毒、性爱和电子游戏机背后，已经显现出被人类文明抛弃的端倪。1999年出版的《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的思路相同，其中说：“中国在过去许多年中，一直力图做一个‘好孩子’，这使得美国这样只懂得力量的国家忘记了中国的实力。”作者建议中国也要做“坏孩子”，不要怕影响国际形象。作者担心的只是“现在的中国人已经失去了做‘坏孩子’的阳刚之气，这种社会风气之中的颓废之风亟须扭转”。
2008年3月以来，由于奥运火炬在法国巴黎传递遭到袭击而在国内爆发的抵制家乐福事件，使得极端民族主义浪潮再次汹涌澎湃。抵制风潮起源于一则传言，说家乐福的一个大股东支持藏独，事后证明这是谣言。
民族主义的崛起促使一些学者以理性的态度来研究它的作用，有人指出，民族主义具有两面性，在现代中国起的作用是负面多于正面：第一，在为民族解放运动提供推动力和为国家提供凝聚力的同时，往往又拒斥、压抑自由民主思想;二，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侵略的同时，又和排外主义相联系;三，它常常导致认同对象的错置：它用文化主义代替政治原则，使保卫国家落脚于保卫传统文化，它把热爱国家与热爱某一个政党相混淆。还有学者大力提倡一种基于理性、宪政民主和法治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
文化民族主义和“国学热”
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一些知识分子、学者热衷于证明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优越。这种文化民族主义的基本思想是：西方文明正面临不可解脱的精神和文化危机，只有中国传统文化能够把世界从危机中解救出来，因此，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是一个代表，他说，每种文明都有兴盛衰亡的过程，西方文明占主导地位已经好多世纪，30年河东，30年河西，现在轮到东方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时候了。
他还论证说，中国哲学的本质是“天人合一”观，信奉人类和大自然是一体，而西方思想的核心体现在“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中，主张人类要利用知识认识和征服自然，现代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生态危机等等都是没有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而产生的弊端。他在文章《“天人合一”方能拯救人类》中说：“我们在目前这危急存亡的时候，只有乞灵于东方的中国伦理道德思想，来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东方的伦理道德思想，只有东方的哲学思想能够拯救人类。”其实，季先生在这里曲解了“天人合一”的含义，“天人合一”并不是现代的生态哲学。
当代“国学热”的第一波在1993年发端于北京大学，但受到以正统自居的人士从政治方面发动的大批判，被指责为企图取代马克思主义，因此仓皇消退、无疾而终。第二波复发于10年之后，2003年夏天，在湖南长沙举行了“全国儿童经典诵读经验交流会”，据说当时已有500万个家庭，60多个城市的少年儿童加入到诵读儒家经典的行列;由于“读经”口号的出现以及《甲申文化宣言》的发表，2004年被命名为“文化保守主义年”;接下来，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人大校长为此发表的讲话猛烈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引发争论;此后，关于祭孔，关于是否应该立孔教为国教等等，也有很大的争论。
弘扬儒学的思潮明显包含两种倾向，一种提倡文化儒学，是对半个世纪把儒学完全当成封建主义糟粕加以否定、批判的拨乱反正，主张有选择地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使其在现代生活中发挥一定的维持日常人伦的作用，这是合理和应该的。我们对于传统文化欠债甚多，补课的工作需要大力进行。
另一种是鼓吹政治儒学，“就是用儒家的政治智慧和指导原则来转化中国的政治现实，在中国建立起源自天道性理的合法的政治秩序，使中国政治文化的重建建立在中国自己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这种观点反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人一票选举的现代民主政治，坚持区分“上智下愚”、“君子小人”，以及圣人天生教诲百姓，普通人无权运用理性辨析的蒙昧主义。这种荒谬的主张只会给继承和弘扬传统思想文化帮倒忙。
中国的下一步发展还需要思想解放，30年思想文化的发展变化是从一元走向多元的历程，对立和争论带给我们的是丰富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