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化
西晋时的江统，作过一篇《徙戎论》，倡议把早已迁入关中的外族人赶走，理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而因其衰敝，迁之畿服，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至于蕃育众盛，则坐生其心。以贪悍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意思是，这些移民，难免会受欺负，又难免会生怨气，又难免要造反。所以不如尽早迁还，以防变生肘腋。
江统也算有远见的了，可惜他的移民政策，并不现实。外族人进入北方生活，并不都是“非法移民”，东汉以后，政府将各族内迁，以强我弱彼，是公行的政策，特别是三国战乱，中原人死伤太多，便征发外族人当兵打仗，或当劳力，一时间，大量异言异服的人涌入，据江统估算，北方人中，戎狄居半。这个计算必有夸张，但那时的北方，汉胡杂处，自是事实。要把这么多胡人赶掉，已无可能。
况且就血统而言，并无一种纯粹的华夏。商是东夷，周是西戎，而与夏并称三代。所以在孔子那里，中国与夷夏的区别，在于文化制度。北朝时代，更是如此，用陈寅恪的话说，“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血统如何，在所不论”。
对这种局面，不安的是胡人。汉人不担心被胡化，胡人则担心被汉化。强弱文化相遇，自居为弱的一方，才会警惕万分，步步相拒，当时北方胡人的汉化，已无可阻挡，但其中的保守者，特别是激进的保守者，还在拼命抗拒他们心目中的全盘汉化，在今天看来，也不是什么难以理解之事。
其中的羯胡，是抵制汉化最甚的。石勒小时候，并州闹饥荒，刺史司马腾掠拿万户羯胡，两人一枷，卖到山东，来贴补军费。石勒就在被掠者中间，所以，都说他后来仇视汉人，与童年经历有关。不过羯族入附前较他族更不开化，与中原文化差异大，其恐惧汉化，非自石勒始。无论如何，羯胡对汉人格外残暴，杀俘、杀妇孺之类的事，干了很多。野蛮人本来不知道自己是野蛮的，一旦与文明人相遇，忽有发现，立刻以野蛮为武器，往往自致覆亡。
冉闵灭胡，是当时的大事件。在他的号令下，邺城一带的汉人纷起杀戮胡人，史称死者20余万。羯族是中亚人种，高鼻深目多须，这次屠杀中，有些人只是鼻子大些，胡子多些，或头发发黄，也被杀死了。
冉闵十来岁时给石勒的儿子石虎当义子，羯胡对汉人做过的事情，他也都参与过。若说他20年后民族感情忽然迸发，虽有可能，毕竟难信。他争夺皇位，为求必胜，借用民力，是高明的办法。那时北方汉人对羯胡的残暴怨恨刺骨，冉闵能利用民族仇恨达成己志，算是一个先行者。
这件事中很可探讨的，是人民的角色。设想你是这些汉人中间的一个，有什么事情阻止你不去杀羯人呢?你恨羯人，你受过他们的苦，你的亲人受过害，而且这一次，不管你对他们做什么，都不需要自己负责。那好吧。也许对面那个人是手无寸铁的平民，你会想，谁知道他以前杀没杀过汉人，谁知道他以后会不会杀自己呢?也许对面的是孩子，你会想，谁知道他的父亲不是凶手，谁知道他以后会不会成长为凶手呢?杀人似乎是最需要道德核准的事，此刻也不需要确定的理由了。或者你什么也不用想，作为弱者，好不容易有了杀人的机会，还想什么呢?
事实上，统治者不但喜欢降低人民的智力，也喜欢降低人民的道德水准，尽管他们常标榜以德治天下。没有原则的人群最容易驱使为恶，用利益，用危险，用激情，用随便什么东西。人类历史中横死的弱者，几乎全部是被同类动手杀死的。人们屠戮异己的同类，也就承认了一些理由，同样的理由，也将被用来屠戮他们。许多理由，只因为涉及更大的范围，就好像据有了人伦上的更高地位，人们一直轻易地接受这些东西，也一直被训练着如此。他们成群结队地干这干那，自以为转移了责任，但这种虚假的安慰，早晚要剥掉，那时候，一直鼓动、吹捧你的人，不见了踪影，而最后的审判，是逐个逐个的——如果你不相信这一套，还可以换个说法，每一个人都得独自死去。
文明与野蛮接触，落后的一方，就文化制度而言，并无还手之力，他们也许可以短暂地凭借武力，企图将文明摧毁到和他们同一水平，不曾、也无法有长期的成功。无数的蛮族，就这样消失了，或者说，变成了我们中的成员，只留下些文化上的印记，一半是在旅游公司的手册上。如果说有什么深刻影响的话，那便是，每一次激烈的冲突，野蛮的一方，会把文明向堕落拖一小步，就像在冉闵诛胡的事件中，汉人被胡化了。——这样说对胡人不全公平，因为大屠杀的因子，在我们这里早就有。自古以来，无论是制度还是人性，我们并不缺少恶，缺的只是实现。
游刃
南朝颜延之写过组诗《五君咏》，歌咏竹林七贤中的五人，而把山涛和王戎排除在外。山涛和王戎都做到大官，位列三公，其中山涛圆滑，王戎贪吝，颜延之认为这二人不配与嵇阮为伍。
作《竹林名士传》的袁宏对山涛的评语中，有一句是“游刃一世”，最是中肯。庄子写过庖丁解牛的故事，庖丁的刀行走于骨肉之际，与物无碍，貌合神离，所以刀刃不伤，逍遥自在。按庄子本意，这种“游刃”是出世之道。但若事有不获已，化而为入世之道，也是水到渠成的事。
山涛执掌吏部时，每次用人，一定要先密启，窥探皇帝的心意，然后拣皇帝中意的人选公奏。别人这么做，至少得落个“巧宦”的坏名声，而时人对山涛的评价，都说他识量高迈，洒脱旷远。又有一个县令遍贿朝臣，给山涛送了一百斤丝。山涛并不拒绝，因为那样做不够和光同尘。山涛收下礼物，挂在梁下。后来事发，朝廷调查到山涛时，丝已被虫子咬了，而尘封如故。山涛既未得罪大家，还落了个清廉的名声。嵇康说山涛“外不殊俗而内不失正”，就是这种本领了。
七贤对《庄子》都有心得，最得心法的，看来还是山涛。庄子早讲过，当年桀杀关龙逢，纣杀比干，就是因为这两个人名气太大。——哪怕是闭门在家修行，也可能威胁到政权对人心的影响力，特别是当这一政权已宣称自己是道德领袖。对这种盛名之累，嵇阮之辈自然心里明白，也时常讨论，但能言之不一定能知之，能知之不一定能行之，能行之，也不一定能像山涛那样做得好。
嵇康之死，当时是大事件，太学生好几千人抗议，终于无效。嵇康是曹家的女婿，司马氏要代魏，先得剪除曹氏的羽翼。嵇康早已知道自己身处险地，所以作风上，诗文中，常表白自己无意于政治。
那时政情险恶，名士少有全者。嵇康已尽量小心了。他学阮籍口不臧否人物，虽然做不到，但王戎说与他相知20年，没见过他喜怒形于色，便有些夸张，嵇康的自制，也可见一斑了。山涛投靠司马氏，知道些风声，荐嵇康出来做官，有帮他免祸的意思，不料竟速其死。嵇康何尝不清楚他的好意，但如《与山巨源绝交书》里所说，“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嵇康的绝交书，他明骂山涛，暗里为他开脱，算是回报，关于自己，一再表示只是“性情问题”。他讲了七不堪两不可，共是九患，然而避重就轻，在司马氏看来，更显得居心叵测，因为他既不肯投靠，立场是明明白白的，仅一封信又怎么可以蒙混过关?
嵇康和山涛之间，绝不如信中所说的“偶与足下相知”，而是相知颇深。嵇康对山涛又是敬重，又对他的“无所不堪”有些牢骚。他比山涛和阮籍都小了十几岁，在三人中是小老弟，发发脾气，山涛不会见怪。嵇康顾影之时，山涛定是很难受的，而等到山阳旧友或老或死，他一个人徘徊垆下时，又不知如何叹息。嵇康临死时说有山涛在，儿子不孤矣，后来山涛果然照顾嵇绍，并荐他做了官。山涛就是这样面面俱到，是谓“达人”。
山涛，嵇、阮，钟会，也算得上是“知识分子”的三种类型(当然并不只有这三种)。就山涛而言，如何判断他是吏隐，还是巧宦?内直外曲，如何证明?既然与时俯仰，又何以见得心存事外?人心隔肚皮，这些问题，本没什么一定的答案，而且事情的关键，不在于这些人怎么做，而在于其不得不做处，不论他怎么做。王戎说山涛如“浑金朴玉”，尽管常识告诉我们，浑金非金，朴玉非玉，我们还是宁愿相信王戎的意见。全身远祸，是七贤的共识，自己做不到的，未必不情愿别人做到。我们看嵇康的《家诫》，叮嘱细密，可推而知道他并不经常率性而行，而是一直舍小图大，对世俗多做让步，想保住自己的大志，至于不免于刑戮，那是没办法的事，因为他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了。嵇康希望儿子做一个“保守的好人”，坚守志向的程度，要与全身远祸的能力相配。和他一起的，阮籍也不愿意儿子像自己一样放达。
颜延之则写过一篇《庭诰》，更加完备，所说的不过是游刃之道，而他自己本是和七贤大致是一路的人。到后世，庄子的哲学，渐渐被儒士处理为与时舒卷的理论，其尤下者，用为一切的辩词，便是昧利苟得，良心上也没什么过不去，因为他令自己相信自己另有襟期，竟能不受现实事务的牵制。既然没有精神主宰，中国的读书人，在道德上，自己是自己的最高裁决者，这种裁决，当然要比照他所信奉的价值观，但立法在人，执法在己，中间可以做手脚处，比比皆是了。
编《文选》的萧统，不同意颜延之的《五君咏》把山涛和王戎逐出七贤之列，补写了《咏山涛》和《咏王戎》，写得很是无味，也可能因为他毕竟是太子身份，说话有些不方便。《咏山涛》的最后两句，“为君翻已易，居臣良不难”，尤其不着调，还不如曹植的“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