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由魏入秦，为秦孝公主持变法，致秦国富强而死于非命。司马迁《史记》为商鞅立传，不讳言他的政绩，却对他的为人为政颇有微辞，批评他“刻薄”、“少恩”，非常耐人寻味。
商鞅的刻薄少恩，深刻地体现在他所制定的法令中
关于商鞅为人的刻薄少恩，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有很深入的刻画：变法初期，给新法提意见的人很多，商鞅竟借口太子触犯新法，让太子傅公子虔和太子师公孙贾代为受过，一个处以刖刑(砍脚)，一个处以黥刑(在脸上刻字涂墨)，于是“秦人皆趋令”，再也不敢批评新法;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一些原来批评变法的人，又改口说变法的好话，等于是向商鞅认错，商鞅却趁机大做文章，将这些“乱化之民”全部发配远方，从此秦“民莫敢议令”;几年以后，商鞅又以公子虔触犯新法为由，将他处以劓刑(割掉鼻子)。对敢于反对自己的人，商鞅是一概予以残酷打击而决不手软的。
刻薄少恩的品性，如果仅仅表现在一般执政者身上，为害不会久远，人去政息而已。但作为主持秦国变法的人物，商鞅的刻薄少恩，已非常深刻地体现于他所制定的法令中。商鞅立法的基本原则是轻罪重刑，连“弃灰于道者”都要处以黥刑，其理由就是“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而实际的情况，则是“网密而刑虐”。据刘歆说，商鞅“一日临渭而论(编者注：处决)囚七百余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无论是对政见不同者，还是对普通百姓，商鞅的思想深处都有一种战而胜之的意识。他的刻薄少恩，正是与这种“战胜”意识，深刻地联系在一起的。
极端功利主义，并无一定的政治理念
商鞅为人为政的刻薄少恩，与他的极端功利主义，也是联系在一起的。读《史记·商君列传》，对商鞅为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此人并无一定的政治理念，而是极端功利;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据司马迁讲，商鞅第一次去见秦孝公，对孝公大讲“帝道”。帝道是属于道家一派的治国理论，强调的是“顺天而成”。但是，这种理论太玄，跟秦孝公讲不通。于是，商鞅第二次去见秦孝公，又改讲“王道”。王道是属于儒家一派的治国理论，秦孝公也不感兴趣。有了前两次的试探，商鞅第三次去见秦孝公，又用“霸道”来试探秦孝公;秦孝公很感兴趣，却未及与之深谈。
商鞅能一再受到秦孝公召见，走的是秦孝公宠幸的阉臣景监的后门。秦孝公前两次召见商鞅，听得都很厌烦，责备景监竟推荐这样的“妄人”;景监也因此对商鞅颇有怨言。但是，第三次接见，商鞅终于发现秦孝公对霸道的兴趣。他对景监说，下次再接受召见，一定要跟秦孝公好好讲讲霸道。果然，商鞅第四次去见秦孝公，两人谈得非常投机，一连谈了好几天。后来，景监问商鞅是怎样打动秦孝公的。商鞅说，帝道和王道的实现，需要很长久的时间，秦孝公等不及;这一次讲可以速效的“强国之术”，很符合秦孝公的心意，但秦国从此不会有殷、周那样的成就了。
显然，对于商鞅而言，无论帝道、王道，还是霸道，都仅仅是用来获取君王赏识和重用的“敲门砖”。班固说：“商鞅挟三术以钻孝公。”这一个“钻”字，就点出了商鞅投机钻营的功利本性。历史上都说商鞅是法家。其实，当初如果秦孝公喜欢的是王道，商鞅也很可能就是一个儒家人物了;只不过他思想深处的那种战胜意识、功利主义和刻薄少恩的品性，还是会以种种方式表现出来的。
缺乏为人的基本道德
出于极端的功利主义，商鞅不仅没有一定的政治理念，更缺乏为人的基本道德。为一己私利，他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刻薄少恩到无所不为的地步。按照商鞅在秦国实行的变法，奖励军功是非常主要的内容;爵位、田宅的封赏，主要是根据军功授予的。于是，商鞅说动秦孝公，让他亲自带兵去攻打魏国。而为了确保在战争中取胜，商鞅竟利用自己与魏国将军公子?的友谊，写信欺骗公子?，说不忍心与朋友相见于战场，希望双方媾和，高兴地饮酒罢兵，使秦魏两国得以相安。这个公子?，居然就轻信了商鞅的“友谊”，前往商鞅军中签署和约，却无论如何想不到就此成了商鞅的俘虏，所率领的军队也在全无防备之中被秦军偷袭全歼。经此一战，魏国空虚，不堪再战，只好把整个河西的土地都割让给了秦国。靠着这样得来的战功，商鞅连升四级，一举获得了最高爵位(彻侯)，并得到商、於之地的十五个邑的封赏，从此号称“商君”。
将国家改造成战争机器
在为政上，出于极端的功利主义，商鞅的刻薄少恩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商鞅变法，先后分两次进行。主要内容为建立邻里连坐、兄弟析产分居、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重农抑商、建立县制、鼓励垦荒、平均赋税、统一度量衡等制度。建立这些制度，是要实现三个基本目标：一、发展农业;二、扩张军事力量;三、强化君主权力。然而，就变法的主导倾向而言，商鞅是要通过奖励军功，建立一个以军功等级制为基础的社会，并将鼓励战争杀戮彻底制度化，将整个国家改造成一部战争机器。在那个时代，战争是使国家富强的最迅速、最有效的手段。商鞅所建立的这种奖励军功的制度，则最集中地体现了他的极端功利主义。
荀子指出，秦国的一切制度，都是要使人民懂得，只有在战场上杀敌立功才能获利。而这些制度的核心，就是商鞅创建的“上首功”。即士兵斩获敌人首级越多，不仅获得的爵位越高，还可以按爵位获赐耕地和力役;爵位达到一定等级之后，还能“赐邑”、“赐税”，并允许拥有一定数量的仆役;不同级别的军官，则按所率军队斩获的敌人首级赐爵授官。这样的制度，果然使秦国的军队作战特别勇敢;却也特别残忍。据谯周说，秦国的军队打了胜仗，连掳获了的老弱和妇女，都要砍了头去领功。
败坏了秦地的风气
有人以秦国“与戎狄同俗”，来说明秦人从来都具有嗜杀的本性;事实却与此相反。《左传》上说，秦穆公在位时，有一年，晋国发生大饥荒，晋惠公向秦国请求粮食支援。对于晋惠公，秦国是不喜欢的。当年，晋惠公在秦国的支持下继任晋国国君，却立即与秦国翻脸，自食其将晋国河西之地割让给秦国的诺言。对此，秦穆公深恨不已。但秦穆公认为，晋国百姓是无辜的，还是应该给予粮食援助。然而，对于秦国的以德报怨，晋惠公却毫无感激之心。第二年，秦国也发生饥荒，向晋惠公请求粮援，晋惠公却趁机率军攻打秦国。不得已，秦穆公哀兵出征，击败并俘获了晋惠公，但最终还是释放了他。秦穆公的一再以德报怨，足以证明秦国曾经还颇有些仁义古风。称秦国为“虎狼之国”，谓秦人有“虎狼之心”，其实都是商鞅变法以后的事情。
据司马迁讲，商鞅颁布变法令之前，在秦国国都的市南门，竖起一根三丈长的木头，以“十金”为赏，募人把它扛到市北门。“一金”在当时或重二十两，值一万钱，“十金”就是十万钱。但是，秦国民风朴厚，众多的围观者面对如此重赏，觉得不可思议，没有人敢上前冒这个险。商鞅于是下令，把赏金提高到“五十金”。如此重赏之下，终于有胆大的人站出来，把那根木头扛到了市北门;商鞅则当场兑现赏金。这件事，司马迁说是商鞅要为自己立信。但这样的“立信”，其更深刻的含义，在于要造成一种风气：不管怎样不可思议的事，一切服从，就可以获得重赏。
严刑峻法的本意，是要使人谨小慎微，唯恐触犯法禁;而商鞅的严刑峻法，还往往具有鼓励人们胆大妄为的作用。如秦国的军队敢于将掳获的老弱妇女砍了头去冒功，就是由于上首功制度的鼓励。又如什伍连坐制度中“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一条，也分明是在助长诬告之风。按商鞅的理论：“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什么是“将过”?就是犯罪行为尚未实施。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尚未实施犯罪，但只要有犯罪的可能性，就可以对他用刑。同理，“赏施于告奸”，也就是允许对犯罪可能性作捕风捉影式推断的法律肯定。那么，既然告奸的赏赐等同于“上首功”，又怎能不助长诬告之风呢?而对不告奸者的“腰斩”重刑，也足以迫使胆小之人，因无端怀疑而斗胆诬告他人!一国的律令，即便仅止于以助长军人冒功、邻里诬告为能事，也难免使无耻而胆大妄为之徒充斥天下!“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这是商鞅变法之后所养成的秦地风气。
吴起也是投机钻营之辈
其实，并非只有秦地如此。战国的特点，按司马迁的说法，就是“贵诈力而贱仁义”。在这样的社会风气的熏习之下，当时所谓的“游说之士”，大都是些寡廉鲜耻、凶险贪残之徒。
较商鞅稍早的吴起，年轻时为谋求做官而周游列国，败光千金家产，因遭邻里耻笑，一怒之下竟杀了三十余人。吴起后来到鲁国，为获得鲁君的信任，好做鲁国的将军，去与齐国打仗，竟杀了自己的齐国妻子以证明自己的忠诚。商鞅“徙木示信”的做法，吴起也早就做过了。吴起任魏国西河守时，为攻克边境上的一个秦国的军事堡垒，曾立一车辕于南门，募人扛到北门外，即如约赏予上等田宅。之后，他又以上等田宅为赏，募人将一石赤豆从西门外扛到东门外;人们为此都争抢起来。吴起于是下令，第二天攻打那个秦国军事堡垒，率先攻入的，官升“国大夫”，赏以上等田宅;结果，第二天一个早上，那个军事堡垒就被吴起攻克了。
吴起治理西河地方，为“取信于民”，甚至传令：能将南门外所立门表(柱)推倒者，任“长大夫”。第二天，围观的人很多，但大家也都以为这是不可思议的事。直到日落时，有一人觉得不如试试，不过就是领不到赏。他推倒了门表，然后去见吴起。等他从吴起那里出来，俨然已“仕之长大夫”了。吴起于是再立一门表，悬赏如前，人们都争抢着去推。这一次，门表埋得很深，没人推得倒它。但西河地方的人，从此都信从吴起。为“立信”而不惜“变俗”，这是吴起和商鞅，也是战国法家的共同特点。而“变俗”的结果，往往使人变得唯利是图。
法家思想最合君主的需要
吴起得任西河守，缘于他与魏武侯一起乘舟西河之中，听魏武侯赞叹魏与秦韩边境的山川险固，而对魏武侯大谈“在德不在险”的儒家“修德”之道，因此获得魏武侯的欣赏。而他在西河守任上的做事方式，却是急功近利的那一套，走的是法家的路子，与儒家毫不相干。吴起在鲁国，曾参说他“残忍薄行”。在魏国，李克说他“贪残好色”。他为楚国主持变法，太史公说他“刻暴少恩”。从他的身上，我们一点也看不到儒家“修德”的影子。
一个时代，当彻底的“礼崩乐坏”之后，列国“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已成为左右历史的力量。在这样的历史状态中，急功近利的“霸道”，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必然政治选择;其历史内容也由争霸而转为吞并。当此之时，各国君主即为生存计，自不能不汲汲于富国强兵。另一方面，自“礼崩乐坏”以来，乱臣贼子的弑君篡位，更是历史的惯相;又有哪一位君王，能够不以专制集权为念呢?历史走到这样的极端，当然只有法家思想最能符合君主的需要。吕思勉先生曾经说过：“切于东周事势者，实惟法家。”而对于大盛于战国的策士，吕先生则把他们视为“视所说者为何如人，然后以吾说当之而已”的投机钻营之辈。在那一时代，也只有此类投机钻营之辈，最能打动君王的心。吴起和商鞅，不过是此类人物中得风气而成就尤著者。
战国的风气
要概括战国最一般的风气，“贵诈力而贱仁义”和“无耻”二字，无疑可以当之。列国争霸，当制度变革的潜力发掘殆尽之后，诈力和无耻往往就成为国与国之间争胜的基本手段。其时，列国之间或纵或横，无非为利益所驱使，背信弃义在所不惜。张仪入楚，为拆散齐楚联盟，许楚怀王以“商、於之地方六百里”，楚怀王遂决计背盟。等到齐楚反目，秦国反而与齐国结盟，张仪竟对跟他一起回秦国的楚国将军说，我只答应过给楚国某地到某地的六里地。难以想象，人之无耻，竟一至于此。然而，楚怀王对齐国的背信弃义，也是同样的无耻。
又比如苏秦，游说数年，一无所获，穷困潦倒地回到家中，“兄弟嫂妹妻妾窃皆笑之”，说他不去逐工商之利，却想凭着游说君王获得富贵，真活该受穷。及苏秦游说得逞，身为六国纵长，佩六国相印路过家乡时，家中“昆弟妻嫂侧目不敢仰视，俯伏侍取食”。苏秦得意地问他的嫂嫂：“何前倨而后恭?”这个女人居然“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谢曰：‘见季子位高金多也。’”人之势利而无廉耻，以及小人得志后的丑态，于此叔嫂二人身上，真可谓毕现无遗。李斯曾经说过：“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讬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这样的自白，反映的是战国策士荣与耻的普遍变态，是毫无操守可言的一群。张仪、苏秦，皆此类也。
再如李斯，因为秦王嬴政欣赏韩非，他就为嬴政设计，在韩非出使秦国时，把韩非留在秦国。李斯与韩非同为法家，又都是荀卿的学生。李斯知道自己不如韩非，非常妒忌韩非的才能，担心有一日，韩非的地位会超过自己。所以，当他一旦发现秦王并不信任韩非时，就向秦王进谗言，把韩非投入监牢，又抢在秦王悔悟之前，将韩非毒死狱中。为了一己之荣华富贵，可以完全不择手段。李斯就是这样一个奸险小人。对于秦最终统一中国，毫无疑问，李斯可谓贡献巨大;但他绝不是秦朝的忠臣。他后来不惜与赵高勾结，矫诏以胡亥为帝，杀害扶苏和蒙恬，就是明证。秦朝的短命，虽有许多制度上的原因可寻，李斯也罪责难逃。然而，时代的风气如此;李斯也只不过是此风气中之人物。
造成无耻的原因
战国的风气，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制度原因造成的全社会的“免而无耻”。司马迁说：“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即法令是用来保证制度的实行的，而制度本身的好坏则不在法令。其言下之意：如果以法令为标准来设立制度，而以刑罚来保证法令的实施，就是本末倒置了。
盖自春秋战国以来，各国制度的制定，总是以贯彻君王法令为宗旨，往往只是单方面地适合统治者的要求，故不得不以重赏和重罚维系之。就此而言，孔子所批评的“导之以政，齐之以刑”，与所赞扬的“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的确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制度控制方式。前者虽然容易在短期内奏效，但国家政令的贯彻实行，如果仅能仰仗予富予贫、予贵予贱以及施用严刑峻法的权力，人民的守法就只能是出于恐惧和贪欲，所以就会是“免而无耻”的。
与之相反，如果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其制度的精神在于“德”，而且有一套符合“礼”的制度、习惯和道德准则，人民自会有廉耻之心而由衷向善，“有耻且格”就是题中之义。而商鞅变法，无非是把在六国都实行过的政令用之于秦国;秦国的制度就是根据这些法令的要求而变更的。毫无疑问，秦国之能迅速于战国七雄之中崛起，正由于商鞅的“导之以政，齐之以刑”，而秦国从此也成为了一个人民“免而无耻”的“虎狼之国”，较东方六国更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商鞅的为人为政的人格与风格，无不是六国“贵诈力贱仁义”及其“无耻”的风气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