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运动中，令人怀念的，不是洪、杨，而是石达开。
历代农民起义，不乏洪、杨一类人物，作为最高领袖，他们有的是权谋和帝王思想，能忽悠和驾驭民众，使民众甘愿为他们献身。他们的身影，覆盖了整个运动;他们的话语，决定了运动的方向。但他们却不是运动的灵魂。
郭沫若作《甲申三百年祭》，他祭的不是李自成，而是李岩，是李岩成为了明朝末年那场民众运动的灵魂。灵魂，要有悲剧性，李岩之死，是为运动献身，其身心之悲苦，足以感动后人。石达开更是如此，作为天王的叛逆者，他的命运，是一出更为壮丽的悲剧，是由伟大的民众运动造就出来的深刻悲剧。
石达开是当之无愧的太平天国运动之魂，正是有了石达开，我们才从这场血雨腥风的运动中，看到了真善美的存在。运动早已终结，可灵魂还在召唤未来，一本《石达开遗诗》问世，召唤了一批又一批共和国战士，当红军沿着他当年西征的道路来到大渡河边，是他的灵魂成了引导红军绝处逢生的先知。要让他的灵魂在我们的共和国里安息，要让他的悲剧给我们一点永恒的启示。
天国悲剧，从石达开出走开始，他为什么要出走呢?他的悲剧，是命运悲剧，也是性格悲剧，他是命中注定要与王权决裂的，不管是清王朝的王权还是天国的王权，他都要决裂，这由他的性格即自由意志所决定，这就是命。
一、石达开为什么要出走
战场上，石达开是曾国藩的苦手。
本来两人用兵，一善用正，一善出奇，各有千秋。
可曾国藩自出兵以来，遇石达开，始一败再败。他与石达开第一次交手，是在湖口。那时，他率湘军水师，势如破竹，直扑湖口。
石以大船载沙石，沉堵航道，于湖口西岸扼一隘口，湘军水师突入，被石氏堵塞隘口，分割在外江和内湖，分别击之。
曾国藩因座船被夺，文牍俱失，愤而投江，被左右救起，棹入陆营。此后，石氏已占江西大部，曾氏被困于南昌，却不动如山。
恰于此际，东王杨秀清飞檄石达开，命其东返，谋解天京之围。
石氏奉命，班师回朝，行前仰天长叹：放虎归山，后患无穷矣!
或曰：吾观曾氏用兵，不过尔尔，先败于湖口，再败于九江，今又被困于南昌，何必多虑呢?石氏叹曰：用兵非其所长，然其将将，无可匹者。
曾氏治军凝然，石氏用兵潇洒，皆一时之帅才。
两人风神各异，自不待言，然行为亦有相似，却被人忽略了。
两人都曾负气出走，可君臣际遇不一样，结局当然也就不同了。
比较一下两对君臣的关系，先来看曾国藩和咸丰帝。
曾国藩以丁忧，说走就走，虽曰守制，但尚未请示就放下军机，这不是小问题。皇上没有因此责他，反而赏了他三个月的假，示以小恩。
可他一提到要实权，皇上就毫不含糊地批准他回家，给他卸了磨，却还留着他这条驴，让他这条驴在家守制，成全他做一头名教之驴。
他有一肚皮官司堆积如山，可他还是忍。君臣之间心照不宣，来往的上谕和奏折，讲得都是面子上的大道理，将那些肚皮官司泡了一坛子酸菜汁，放在一边儿发酵。
他扛着名教的旗帜，要理学的面子，皇上就给他搞面子工程建设，尽量照顾他的面子，他呢，也很能体贴皇上的用心，因此，他们没有闹翻。
他知道，湘军是一支体制外的力量，要朝廷接纳它很难，将它纳入朝廷的榫卯也很难，朝廷如何接纳它是皇上的事，怎样将它纳入朝廷是他的事。
这就要磨合，在磨合期内，要搞面子工程建设。
而石达开与洪秀全之间的关系，就不是面子问题，而是骨子问题。天王在天京乱砍滥伐，面子早已千疮百孔，不值一提，一刀刀都砍在骨子里。
石氏出走，起初非有战略远图，亦无既定政治目标，更非一时率性，如浪子远游。他在天京主政，可人身并不自由，以讲道出了南门，立马就走。
由铜井渡江，前往安庆。他在安庆，驻留了三个多月，看透了一切。洪秀全这才慌了，罢免兄安王洪仁发、福王洪仁达，派人送来“义王金牌”，邀他回京主政。
可石达开不信。一来不信洪秀全所谓“诚意”，二来反对洪只守天京。
天王两次调他回京，他都无条件遵命，结果葬送了他的西征。
这次，他提出了折中方案：赴援江西，进取浙江，配合天京作战。他虽然对洪不满，但还不想与洪闹翻，因为，他还要维护太平天国政权。
此时，他已深知洪为人阴险，起义诸王，如今只剩下他俩，要么他取代洪，否则洪必灭他。现在一切都水落石出，唯有他知根知底。
那些死去的人，死到临头，都不知早已被洪算计，而他已知。
洪秀全的算计，早在金田起义之前就已开始。那时，洪本来是去投靠冯云山，可他却利用冯云山入狱，起用了萧朝贵和杨秀清，用巫术将冯排挤。
萧最早看透了洪，难免恶言恶语，金田起义时，洪又与杨秀清合作，将萧朝贵排挤，所以永安建制时，原来五王共和，改为皆受东王节制。
冯、萧二王，力战而死，看似偶然，实亦欲以死明志。
洪、杨合作，从表面上看，杨飞扬跋扈，占尽上风，实则洪已阴结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握有绝对优势，却以忍辱蛊惑杨的野心，并煽动韦、石二人。
韦与杨有私仇，一有天王指令，就下杀手，洪佯装不知，待韦杀够了人，就以石氏来号召，再将韦杀掉，看似平民愤，其实是杀人灭口。
一个文不得、武不得的家伙，竟然一步步走向专制。
第一步，依靠杨、萧二人，不惜以巫术确认其教权的合法性。
天国初期，教权由天父、天兄、天王三权分立，而以天王代理;政权乃五王共和，冯、杨、萧、韦、石都有自己一份实力，而洪没有，故政教分离。
因此，洪地位虽高，而实力却有限，没有实力，哪来实权?
第二步，洪欲从教权进入政权，便拉拢杨秀清，实施政教合一，先从教权内排除萧朝贵，使教权从三权分立，政权从五王共和，同归于二王分治。
在二王分治的格局里，洪成了宗教领袖和国家元首，取得了名义上的最高领导权，而杨在教权上保留了代天父立言的身份，在政权上节制诸王。
这就是为什么太平天国政权自有平山登基之后，还要有永安建制。平山登基，确立了三权分立和五王共和，而永安建制则以二王分治打破了这格局。
平山登基以三权分立排挤了冯云山，永安建制以二王分治排挤了萧朝贵，此二人者，一为洪秀全老友，一为杨秀清老友，洪杨合谋排挤了老朋友。
本来，二王分治，一掌教，一执政，也能共和。可政教合一后，权力交叉。洪执掌教权，杨却能代天父立言;杨执掌政权，却须奉洪为天王。
两人分庭抗礼，而天王示弱，东王用强。东王不仅在政权上将天王挂起来，在教权上，还常以天父下凡占据上风，甚至以天父名义棍责天王。
谁要天王当年接受了天父下凡所赋予他的权力合法性?有一利，就有一弊，偷吃了一回天父的禁果，从此就要忍受天父的折磨，他好难过，却忍着。
而动不动就拿天父来演戏的东王，其本来面目日渐暴露，此术久用必败，何况用来作恶!天王用弱，获得普遍同情;东王用强，日久失人心。
翼王东征，安定了东南半壁，东王伸手来要最高权力——逼天王封他万岁，连名义都要拿走，二王分治已经走到了尽头，该出手时就出手!
东王一味用强，却不知天王早已安排妥当。东王自以为握有军政大权，可西征以后，兵权都归了翼王，有了翼王声援，谁敢向天王下手?
石达开与冯云山相知，当年，他率领自家宗族起义，立马投奔冯去，他有实力，且多智，少年英雄，风云际会，给太平天国运动带来青春气息。
他一味打仗，不问政治，对天父下凡之类的鬼把戏，从来就不感兴趣，却认定冯、洪一体，冯不在了，就跟洪走，天京事变，他也有预谋。
可天王知道，让他去诛杀东王，他肯定下不了手，他讲义气，是性情中人，不喜欢这样的阴谋。可天王有了保护者还不够，他还需要杀手。
于是，天王跟北王结成盟友，亏了天王有眼力，一眼就能看透。同在东王屋檐下，一起低过头，阴谋，眼神就能交流，只要握一握手。
韦昌辉动手了!原以为，杀个把人是小手术，没想到是恶性肿瘤，一刀下去，癌细胞就扩散了。跟着，一刀接一刀，越杀越收不住了。
洪与韦、石单线联系，他既没有制止韦的杀戮，也没有通知韦，要让石回来安定大局，他这样安排，使韦、石相疑，杀戮蔓延石的家室。
于是，天国将士无不以为韦氏罪大恶极，人人皆欲杀之。
翼王举兵，而天王诛之，韦氏死不瞑目矣。天王躲在深宫里，可怜似汉献帝，韦氏替他开了劫，他以数万天国将士做劫材，以打劫自娱。
此劫无他，不过想做王而已。他一开劫，就找到了做王的感觉，因此，他要把打劫进行到底，打出一个真“秀全”——“禾乃人王”——我才是真命天子来。
他以韦杀杨，以石诛韦，三下五除二，原来五个王，如今只剩下翼王了，是与翼王分治，还是由他专制?当然要专制，翼王成了绊脚石。
不专制，做王还有什么意思?赤手空拳，熬了这么多年，终于熬到了这一天，他要扬眉吐气做真王了，可偏偏还留着翼王这么根刺。
他决定，不管这根刺有多粗，有多硬，他都要拔掉。
石达开当然也明白自己的处境，与洪合作，要么等死，要么取而代之。他既不想等死，也不想取而代之，怎么办?唯一的办法——走!
二、石达开出走以后
石达开出走以后，在江西、浙江、福建三省流动作战。
穿州过府，飘忽不定，时而浙江报警，忽而福建告急。
可他在江西，却没有占到便宜，几个基本点，都被湘军围定，此次来争江西，他已落了后手，连清将福兴那样平庸的家伙，都算准了他“必先窜回江右”。
以皖制赣，本应力争九江，那时，九江被湘军围困，成了一座孤城。守将林启荣是他的老部下，他为什么不去救?救了，可兵至湖口就掉头。
李续宜率湘军迎击，他掉头就走，既来之，何以又要走?
一来，湘军重兵在此，他的本钱不想在一次决战中就拼掉。
二来，他将大部队都留下了，只带了数千人马从安庆出发，往江西去集合旧部，以数千人马援九江，只能虚晃一枪，示形于敌，欲使湘军北趋。
而他则转道南下。当时，他的重镇临江府(今樟树市)与吉安府也被湘军围困，那些日夜盼望援军的血战将士都是他的嫡系，焉有不救之理?
救此两地，再攻南昌，则九江之围自解，前次西征用兵，就是如此。自从临江、吉安两府被困，他在江西的大本营已向抚州转移。
因此，进援临、吉二府，须先至抚州，而后救之。
他在景德镇集合旧部，大会诸将，分兵南进，自率一军沿乐平、万年、安仁(今余江县)、东乡一路南下，在东乡击溃湘军，然后进驻抚州。
在抚州，他本有建设政权的想法，曾征各县童生应府试。
他原以为湘军用兵仍偏重在九江、安庆一线，他南下用兵，乃避实就虚，从容赴敌，不会遇到太大的阻力，谁知湘军有备，没给他什么机会。
曾国藩虽已丁忧回籍，但他早已在江西做好了准备，乘石氏回师，他及时出击，抢占战略要地。待石氏回来，再战江西时，就碰了硬钉子。
当年，石达开乘虚而入，转战江西，所过州县，无不望风披靡，而今他每据一处皆需力战，杀人一千，自损八百，如此打下去，即使每战都胜，他的军队也要被消耗殆尽，而况他遇到了劲敌，陆战稍占上风，水战处于劣势。
没有水师，要救临江与吉安两城，谈何容易!两城均在赣江之西，要想赴授，必须渡江，而江面有湘军水师炮船游弋，他在丰城抢渡不成，挥军沿江南下，七天之中，行军二百里，经由新干、峡江，直到吉水，仍难如愿。
难救临、吉二府，他又瞄准了浙、闽两地。当湘军全力防他进取临、吉二府时，他却一转身，杀奔浙江而去，以江西战闽浙，他得了先机。
衢州一战，将东南大局搅翻，以此冲击闽浙赣，三省震撼。
石达开战衢州以牵制三省清军，然后分兵掠浙东之地，补充财力。当湘军于铅山河口镇聚齐，欲大举援浙时，他又一转身，率军潜入闽地。
曾国藩督师入闽，此时，其弟国荃攻克吉安府城，宣称赣省肃清。
而石达开军却从福建进入赣南，迫使曾国藩也从铅山移师建昌。
就这样，他率军在闽浙赣一带游击，战江西虽然未占上风，可以江西战，却扯住了曾国藩的后腿，将湘军主力拖在赣南，难以向皖南出击。
这就使得陈玉成、李秀成等能从容退敌，于皖北庐州三河镇全歼湘军劲旅。不久，那惊天的噩耗就传到了曾国藩的耳朵里：李续宜胞兄李续宾战死!
他的弟弟曾国华也战死，湘军兵勇六千人全部战死……
三、人格的悲剧和命运的悲剧
石达开本想在闽浙赣边界建立根据地。
如此，则进可以猎取江西;退可以牵制江西。
可他的愿望没能实现，原因是，天王调走了辅王杨辅清。
杨辅清带他的部队走了，去接受天王新任命。石顿成孤军。
兵力不足，只好游击，可他的战略却很有效，把湘军主力牵制在赣南地区。而杨辅清部，则从福建邵武出击，越铁牛关，挥师北上，扬长而去。
杨辅清一路，攻克安仁，由万年入饶州境，屯踞景德镇。
而石达开一路，先是游击于新城(今黎川)、建昌(今南城)，后又转入赣州、南安(今大余)，因疾疫大作，移师湘赣边，乘虚入湘境。
曾国藩急忙分兵，一路攻景德镇，一路救湖南宝庆(今邵阳)，湘军的战线又被拉开了，于是，陈玉成乘势席卷皖北，而李秀成则大举经营江浙。
石达开孤军远征，充满了悲情，他离弃了天王，却放不下天国使命，虽自领一军，却未自立门户，而是以高度想象力的运动战，呼应天京。
退出湖南，他游击于湘桂边，一退再退，回到起义的原点。
抚今追昔，感慨何止万端!当年兄弟，几人还能回来?
可他回来了!也只有他能回来，回到故土，他哭!
他的故土贫瘠，部队给养成了问题，多灾多难的故土，一再经受血与火的洗礼，再也挤不出乳汁喂养子弟。部队怀念江西，很多人想回去。
他不留，挥一挥手，那是无言的问候，然后分道扬镳。
他继续前行，到四川去，那里是目的地，最适宜割据，可他不在意。奔他而来者，都说他有天日之表，龙风之姿，跟他打天下，值!
可他不动心，抱定了起义时的宗旨，帝王算什么东西!
可天王变了，东王变了，北王也变了，一变就翻脸。唯有他还没变，他要证明给天王看。他看透了天王，可天王却看不懂他——用帝王的狗眼。
这世上有比帝王更重要的东西，是人性，人的真性情，他要让天王看看，什么是人性，什么是人的真性情。挽救天国不靠王权，要靠人性。
他入川了，一支疲惫不堪的军队又意气风发了，不用攻城略地，只要他往四川一站，清妖从上到下就战栗。他坚信，只要他还在，天国就不倒。
皇帝急了，要调曾国藩入川。曾国藩都到宜昌了，一想，不对啊，我为什么要跟着他去入川?不仅我不能去，连左宗棠也不要去，回江西!
果然，石达开一入川，天京方面就发动了第二次西征。
而且天京方面对于他的入川计划，早就知道。还在入川前，太平军占领苏州后不久，艾约瑟等传教士赴苏州谒见忠王李秀成以后，说道：
至于太平军将来是否成功的问题，我们完全不能说什么，一个首领曾说过，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正在征服四川，这个省实际上已在他们掌握中。
这位首领，当然就是忠王李秀成了。这一说法，出自《华北捷报》第519期1860年7月7日刊载的《艾约瑟等五名传教士赴苏州谒见忠王的经过和观感》
一个月以后，该报又发表《艾约瑟等五名传教士赴苏州谒见干王和忠王的经过》一文，说：据探明，翼王石达开仍旧与运动相联结。这是事实。
但他把运动与天王分开了，他忠于运动，却不再忠于天王。
史式先生著《石达开远征始末》系列，也强调了这一点。从江西到浙江，从福建到湖南，石达开的作战始终属于太平天国全局战略的一部分。
平心而论，此言甚是，可语焉未详。他从天京出走时，并非战略所驱使，而是被天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引导之，他反专制!
在安庆，他的战略目标，指向江西，拟以江西战湖广，基本上还是西征时的老路子。不过，他留了一手，如战江西不下，则以江西战闽浙。
这一战略构想，成了天国后期战略的框架，陈玉成、李秀成用兵，便在这一框架内进行。此二人者，皆一时名将，而均非帅才。
驰援赣西未果，即欲于闽浙赣一带立足，而杨辅清提兵北上，他以孤军难以自立，且军中疾疫，故转战赣南，于南安决策时，始提出“谋蜀”。
以饥疲之卒，无饷之师，而欲“谋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乃悲剧之英雄矣。“谋蜀”之难，难在战线太长，无奇可用，而其妙处正在无奇之奇。
石氏用兵，改弦易辙，一改其神出之本色，一举一动皆张声势，唯恐湘军不知之，何也?欲以偏师钓湘军，支撑安庆、天京，力挽天国颓势。
战衢州，顿兵于城下，久战不退，使闽浙赣三省清军辐辏，方离去。围宝庆、桂林也如此，看似一次又一次错失良机，实则有意钓湘军矣。
他知道，只要他在那里，湘军就不能不来，湘军一来，安庆、天京之围自然就缓解。他就是要在那里等湘军来，湘军不来不走，一来就走。
就这样，他将骆秉章钓到四川来了，连曾国藩也差点被他钓来。
其他湘军，如萧启江部、张运兰部，这些江西战场的主力，都被调来了，致使曾国藩与官文、胡林翼等所拟“四路图皖”计划，未能实施。
于是，朝廷指示：要先除西南之患，然后全力东征。
这才是他“谋蜀”的目的。他坚信，只要他不倒，天国就不会亡。可他倒了呢?那就听天由命吧。人算不如天算，他在大渡河边，真的倒了。
大渡河乃岷江支流，两岸高山耸立，陡峭险峻，河道急流汹涌，险滩密布，人称天险。他来之前，河水还浅，洪水未至，他还有机会过河。
可是，太平军到达大渡河边的当天夜里，他的妻子生了儿子，高兴之余，他传令部队庆祝三天，没有立即过河。没想到，山洪突发，河水暴涨。
强渡几次，未能成功，数十万清军挡不住他，河水挡住了他。
试想一下，如他强渡成功，进入雅安境内，控制那条著名的西南贸易通道——茶马古道，那他就财源滚滚，不愁无饷了。此为“谋蜀”第一步。
然后，取成都，握全蜀，顺流而下，与下游合势攻武昌，太辉煌!
可就差这一步，他算准了清军动向，却没算到河水暴涨。
就这一步之差，使他倒下，真是“天亡我，非战之罪也”!
他自沉妻儿于大渡河中，临江悲叹“大江横我前，临流曷能渡”。
他两次西征，第一次在东南半壁，虽成功，却不稀奇，因为兵书史册里不乏战例，朱元璋就是他的先驱;而第二次西征却远涉西南之域，后来红军沿他的路线长征，称开天辟地第一回，是以成败论之。
在军事上，不敢说他是红军的导师，但他的确是红军的先驱。游击于闽浙赣和湘赣边，试图建立根据地，他没能做到的，红军却做到了。
远征亦如此，他以一步之差倒下，而红军却跨越了这一步。
记得有位历史学家说过，重要的历史事件，往往会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悲剧虽然失败，但有着更高的审美价值，令人叹息。
他的悲剧，是人格悲剧，也是命运悲剧，以人格悲剧——“出走”始，以命运悲剧——“洪水”止。为了拯救将士，他一人去接受凌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