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有人偏言，吾人心怀阴暗，心态不健。无他，盖因言之所指，皆充斥着对社会的不屑，对政府的不满。倘若听闻过辩证法与批判现实主义，应知批判与赞美、溺爱与批判，二者互为因果，互不矛盾。为何我不去指责他国的沉珂?不去揭露他国的黑暗?那是因为，我的家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我深爱着这个国家，所以我必须批判它肮脏的一面。基于此，我担心有一天，女儿突然问道：“爸爸，你既然那么爱我，为什么还要写这些东西?”倘如此，我会正面回答，“孩子，你会明白的，这取决于成长的代价。”
较之政府豢养的意识文人，浓厚的政治意图是其糊口的习作形式。说到此，忽然想到被誉为保加利亚良心的著名作家马尔科夫，那是1978年9月的一个黄昏，侨居伦敦的保加利亚作家乔治·马尔科夫在一个公交站等车，有人用雨伞在他腿上刺了一下，第二天清晨他开始发烧，两天后在医院去世。警方从其体内检测出蓖麻毒素。此前，马尔科夫因批评本国政府的言论而多次遭到暗杀威胁。多年后，在他墓前，年轻的女儿问母亲：“如果爸爸爱我们，为什么还要写这些东西?”同样的质疑，不因意识形态的改旗而偏移，不因政治体制的易帜而偏离。血浓于水的图腾基因，使幼小的雏鹰，呵护于雄鹰的羽翼之下;使幼嫩的小象，受护于母象的强身之下。
亨尼克有云，“批评家是预料奇迹的人。”我不渴望奇迹，亦非悲观主义者，确切的说，多少犬儒成份在心里使然。若批判无果，则赞美无意。我甚至担忧，某天，会因言获罪，遭受文革余孽者们的迫害。无他，泛政治化的意识之争，使肩负良心的脊梁们，背生冰凉，却依旧苟延残喘，依然为食不果腹而担忧，依旧背负房奴车奴的枷锁。“对一个国家来说，拥有一个讲真话的作家就等于有了另外一个政府。”当脑中盘旋着被誉为良心之父的索尔仁尼琴名言时，内心却充满着恐惧、悔恨和绝望。
在文学领域，有批判现实主义类文体，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在反映社会时，着力于暴露社会的黑暗，批判现实的罪恶，这正是其共性，它的思想武器是以人性论为基础的人道主义，它的社会政治主张主要是改良主义，它的创作理论的哲学依据基本上是唯物论的反映论。如巴尔扎克所说，“我企图写出整个社会的历史”。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敢于正视社会现实，勇于探索罪恶根源，大胆揭露丑恶的社会现象。《哥达纲领批判》作为构想社会形态的奠基之作。马克思根据当时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历史背景，全面系统地批判了拉萨尔主义，批判地阐述了社会主义思想与非社会主义思想的本质区别，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社会的国家制度、发展阶段、以及分配制度作了原则构想。通俗地说，这部批判性纲领道出了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可预见性问题：社会的实质、变革的代价及批判存在的意义。
论及批判，还得说说鲁迅，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其作品对封建历史的批判与对现实的思考共同构筑其作品的人性空间。鲁迅直面人生，如实描写，毫无讳饰，对旧社会的丑恶，罪恶的痛根，作了深入的揭露，对封建主义的批判，达到过去批判文学难以企及的思想高度;深刻暴露并解剖民族的病态心理，期许摆脱封建传统思想束缚。然时过境迁，关于国民劣根性的争论却从未停止，大量事实证明，唯有正视历史与现实，不矫情、不遮掩、不回避、不扼杀，使“德先生”和“赛先生”光明正大地行走于宪政的大道上，这样的政治能量才是我们所需的“正能量”。
基于此，倘若女儿之问成真，我将如下答复她：马尔科夫的批判性写作正是出于对这个国家的热爱，正是良心的体现。他不愿看到执政者在歌功者的簇拥下滥施狂暴，不愿看到专制统治下的人民命似草芥，更不愿国家在苏联的凌辱之下成为极权的牺牲品。而对吾儿，我不愿她成长在华丽粉饰的缥缈之下，生活在只有赞歌而无批判的社会之中。所以，我手写我心，我心抒我真，任何有可能污染吾儿心灵的事物，纵使微小，也不能抵御堂吉诃德对强大风车的藐视。因为，吾儿来过。一路上，在她背后，将有一个不灭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