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过集权时代的人，注定会成为那个时代的牺牲品。从过去翻出的旧账，不断地颠覆着历史学家那种善恶分明的二元观念，促使他们对人性的卑微做出更深的思考。两年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坚决反对纳粹的作家格拉斯在其回忆录中承认，他曾经是一名纳粹党卫军成员，他的坦白令世人震惊。此后又有学者称前总统瓦文萨曾是前当局的秘密特工，对此瓦文萨本人坚决予以否认，并声称要诉诸法律。而捷克政论周刊《敬报》今日更是爆出一大新闻：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在学生时代曾经向警察告发过一名西方间谍。
年轻的捷克历史学家哈迪雷克在一家研究所工作，他在当年内政部的档案中偶然发现了一份有关昆德拉的文件。日期是1950年3月14日，有昆德拉签名的这份报告记录道：“今天下午约4时，学生米兰·昆德拉，1929年4月1日出生于布尔诺，到本部报告，伊娃·米莉特卡与米罗斯拉夫·德沃拉契克见了面，后者显然是个逃兵。”1948年捷克2月政变后，德沃拉契克从军队里逃跑，偷渡到德国，在那里他被美国资助的一个捷克流亡组织招募为情报人员，被派遣回国搜集有关化学的情报。回到布拉格后，他在同学米莉特卡的学生宿舍呆了一夜。米莉特卡通知她的男友前来见面，并告诉他德沃拉契克与她在一起。她的男友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朋友昆德拉，后者又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警察。德沃拉契克被捕后，被控犯有开小差、间谍和叛国罪，最终他被判处22年监禁，在服了14年刑期后，于1963年获释后定居瑞典。现年80岁的他已经中风，身体欠佳。据他家人说，他仍然相信是米莉特卡出卖了他。米莉特卡如今也已经79岁，她告诉哈迪雷克，这么多年来她一直生活在内疚中，她的丈夫死于90年代，生前从不愿意跟妻子谈论这件事。
对于喜欢昆德拉的读者来说，这一新闻带来的震撼或许不亚于读他的作品。作为一个写出了《生活在别处》《笑忘书》《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等杰作的作者，昆德拉这段往事的确令许多人困惑不解。昆德拉1929年出生于捷克布尔诺，1967年他的第一部小说《玩笑》出版，由于书中描写了极权制度下存在的荒谬感，作品获得巨大反响。“布拉格之春”中，昆德拉因支持改革，反对前苏联入侵，被迫于1957年流亡法国。他的作品以讽刺的笔调、机智的议论、后现代的叙事技巧和性欲的描写，将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巧妙地熔为一炉，而这些作品的主题往往便是有关信任和背叛。但自从加入法国国籍后，他与自己的祖国联系已经越来越少，其作品也从社会的审视转向存在的审视。
对于媒体的爆料，昆德拉本人迅即打破多年来的沉默，向伽利玛出版社发表了一个简短声明，称这一说法是“纯粹的谎言”。他告诉捷克通讯社，他根本不认识德沃拉契克这个人，研究机构和媒体的说法是在“谋害一位作家”。此事在捷克掀起了轩然大波，毕竟许多捷克人仍把他视作反抗极权的英雄。在他们看来，即使告密事件是真的，也不过证明昆德拉年轻时是一位爱国者，揭发了一个他认为是外国间谍的人。艺术史家索尼娅·赞姆科娃在接受采访时说：“还在我的学生时代，昆德拉就不仅是一位大作家，而且是一位鼓励我们思考的英雄。即使他年轻时汇报过一个他认为对国家构成威胁的人，也不足以证明他是个有道德缺欠的人，不影响他作为一个作家和争取自由的贡献。”更有力的声援来自11位作家，这些作家包括加西亚·马尔克斯、奥尔罕·帕慕克、南汀·戈迪默和JM·库切，以及美国的飞利浦·罗斯、英国的萨尔曼·拉什迪、法国的让·达尼埃尔、西班牙的胡安·戈伊蒂索洛和墨西哥的卡洛斯·富恩特斯。他们联署发表声明，提醒人们注意，媒体在散布诋毁谣言时却不愿意报道相反的证据。在他们看来，这完全是为了抹黑一位在世的伟大作家的声誉，至少这种意图是值得怀疑的。
这些对人性有着深刻洞察的作家们站出来声援昆德拉，自然不仅仅是为了一个同行，更是为了一个同类，为了捍卫那些名誉被媒体损毁的人，现代媒体为了商业利益，不断制造着各种耸人听闻的新闻，使当代人的是非判断陷入彻底的相当主义泥坑。但我觉得这种表态仍有点过于仓促，尽管捷克前总统哈维尔也在那份爆料的杂志上发表文章，表示不相信这一指控，不过他同时也注意到事情的另一面，只是他认为，这一新闻并不能说明什么，重要的是人们应当慎重对待历史：“即使昆德拉真的去警察局是为了告发间谍，这件事情在我看来也无关宏旨。历史学家应该尝试用那个时代的眼光去看问题。”
将事件置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中去理解，这是我们所熟悉的历史主义方法，这话由在那个年代坚强不屈、几度入狱的哈维尔口里说出，更增加了几分道德说服力。经历了以迫害为其标志的极权时代，人们迫切需要了解真相。但真相一旦大白，并切意味着无数普通人都要承担责任，人们是否还有足够的力量去承受?原东德政府在其统治时期，为了监视它的1700万国民，曾经雇佣了9万名秘密警察和17万5千名秘密线民。两德统一后，秘密档案被公之于众，许多去查看自己资料的东德人，发现自己的妻子、女儿、情人、朋友或学生，每天都在向警察报告自己的一言一行。可以想见，那一段时期，整个东德社会承受了多么巨大的道德痛苦，假如不把这一切都归于时代，这样残酷的事实足以使人对人性感到彻底绝望。
在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窃听风暴》中，年轻的德国导演多纳司马克试图以一抹人性的亮色来给人们以慰藉。负责监视剧作家德瑞曼的魏斯乐是恪尽职守的警察，当他偶尔监听到剧作家弹奏《热情奏鸣曲》时，音乐使他内心深处的人性开始复苏，在最后时刻，他选择了站在被监视者一边。导演想告诉人们，即使在那个人性泯灭的年代，一个人也可以有选择的。但据龙应台先生的叙述，在拍摄这部电影时，导演多纳斯马克曾希望拍摄监狱实地，他的愿望遭到了监狱博物馆馆长的拒绝，因为他认为导演的处理不符合史实。在原东德，像魏斯乐这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一个都没有!可是，即使他的话更加真实，从另一面看，这些昔日的秘密警察也有理由为自己辩护，他们当初也是在恪尽自己的职守，没有任何责任。而那些选择与制度合作的普通线民，除了遭到胁迫外，还有多少人其实是出于自觉自愿。
昆德拉曾将这种背叛与出卖归结为人们对崇高的追求。如果说，仅仅出于职责的作恶是一种“平庸的恶”(阿伦特语)，它的里面原本就没有任何精神内涵，思想遇到这种邪恶便无法深入，也无法在更高的精神层面上与之沟通，那么，出于理想的作恶则可以称之为“崇高的恶”，人们声称发现了历史的规律，真诚地相信能在地上实现人间天堂。在那里，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融为一体，人们不再孤独地面对一个异己的世界，而是投身于创造美好未来的共同斗争，为了实现这一前所未有的壮丽事业，牺牲千百万人的现实生活，甚至牺牲自己的亲人，都是无可非议的。基于有关人性的知识，我们可以理解人们出于自利主动作恶，也可以理解人们为了自保被迫作恶。但如果一个人作恶，既不是出于利益，也不是出于被迫，而是出于一种崇高的责任或理想，我们又会作何感想?
多纳斯马克对“平庸的恶”抱有希望，昆德拉则对“崇高的恶”怀有乡愁。小说《生活在别处》中，青春、爱情和革命组成了一首首激越的交响曲。诗人雅罗米尔在与女友约会时，女友却跑去和另一位中年男子见面，其实她是要去告诉他，自己爱上了雅罗米尔。为了平息迟到带给诗人的愤怒，她只好随口编造了一个故事，说她的兄弟要叛逃国外，她因要加以劝阻所以才来迟了。出于爱国心，雅罗米尔将此情况报告给警察，结果导致了女友的被捕。事后，诗人在心里对自己说：“他并不是因为爱情对他无足轻重才使他的女友面临危险——恰恰相反，他想实现一个人们会比以前更加相爱的世界。”雅罗米尔的动机是真诚的，他之所以告发自己的女友，是因为他爱她胜过其他男人爱他们的女人。这是一种升华的爱，一种将自我融入更伟大事业的爱。
小说里描写的是一个虚拟的叛逃，那位姑娘和她的兄弟因此被捕入狱;现实中叛逃的德沃拉契克背叛监禁(他和小说中那位男子都曾是飞行员)，而与他见面的姑娘却免于牢狱之灾。雅罗米尔后来死于一次普通的感冒，昆德拉却要在多年后被迫澄清自己的责任。尽管昆德拉从来都反对将作家的经历与其作品联系在一起，但人们往往愿意相信书中的故事就是作家的亲身经历。“雅罗米尔是一个有天分的诗人，富有想象力和激情。他是一个敏感的年轻人。当然，他也是一个邪恶的人。但他的邪恶同样潜在地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在我的身上，在你的身上。在兰波身上。在雪莱身上。在雨果身上。在所有时代所有制度下的每个年轻人身上。”昆德拉如是说。青春的激情与罪恶结合在一起。这是虚构在模仿现实，还是现实在模仿虚构?
像千百万捷克知识分子一样，青年时期的昆德拉也曾充满激情，狂热地信仰一个完美的社会理想，对官方意识形态顶礼膜拜，他的早期诗歌也像雅罗米尔一样，具有明显的超现实主义风格，满怀热情地歌颂伟大的历史进军，直到1968年，昆德拉与哈维尔的一场争论中，仍然将自己看作是一位新世界的人。他后来开始意识到这一理想社会的荒谬，将它看作是一个残酷的玩笑，并把这种历史现象比喻为一幕荒诞剧，诗人们以为自己正在一出辉煌的戏剧中扮演着神圣的角色，却一点也没有觉察到，“剧院经理已在最后的一刻改换了节目单，代之以一出通俗的滑稽剧”。多年后，他正式宣布自己的早期诗歌作品都是“不成熟之作”，不允许任何出版社再版。他甚至认为诗歌与小说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世界，诗人是激情的，小说家是反激情的，而小说的唯一道德就是认识。
无论如何，这件事对昆德拉来说，更像是他所惯用的一个后现代的小说文本：现实与虚构的交叉。昆德拉常将自己置于虚构的小说中，作为作者进行直接的干预，使小说因其真实人物在场显得更加真实，或因间离效果显得更加不真实。那么，这一次他会触发新的灵感，将有关自己的这个故事写成又一篇小说吗?并且再一次重申他所有小说的主题：“无论我们如何鄙视它，刻奇都是人类境况的一个组成部分。”
“刻奇”就是对世界的激情。经受了个人的孤独折磨，诗人们发现了集体主义的美学，把它看成是一种新的灵感。1949年11月，就逃兵德沃拉契克被捕前不久，在遥远的中国，胡风写下了《时间开始了》的诗篇，意气风发地高歌“你坚定地望着前方，随着你抬起的巨人的手势，大自然的交响涌出了最强音，全人类的希望发出了最强光”，“一切愿意新生的，到这里来罢，最美好最纯洁的希望，在等待着你!”他在给朋友的信里写道：“写的时候，整个历史，整个宇宙都汇成了一个奔腾的海在我心里响着，有时候甚至感到了呼吸窒息似的燃烧。”他的激情令自己陶醉和感动，感到自己正在参加和创造历史。这是一种宏大叙事的修辞学，来自于一种集体的情感，而不是一种个人的情感。“时间开始了”的灵感引起许多诗人的嫉妒，但胡风绝没有想到，这首诗很快就遭到更加“刻奇”的人的批评，指责他将领袖比喻成大海是歪曲，因为领袖曾自称是小学生。尽管如此，最终使胡风成为一个受难者的却不是他的诗歌，而是他的文艺思想。
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就已经放弃了独立思考的立场，当时许多文化名人，如冯友兰、费孝通、朱光潜、陈垣、金岳霖、周一良等，都纷纷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依依向旧我告别，而仅在《文艺报》的“批评与检讨”专栏上发表文章的作家就多达30多人。今天再来读这样的文章，人们会惊异于这些学者和作家何以完全没有自己的思考能力。陈寅恪曾将这些人称作“时贤”，这位僻处南疆、双目失明的老人已经看到了时代的诈伪，对人性已有和将有的大沦丧洞若观火。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他对历史进步观念的疏离使他避免了被卷入时代的潮流，而经历过现代思想洗礼的大多数作家、学者面对一个新时代的到来，都是充满了对光明的憧憬和服从。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无法理解写出了《猫城记》的老舍会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表现积极，批判胡风是：“一伙牛鬼蛇神，为人民唾弃的垃圾!”要求丁玲“挖净你的个人主义的根子，洗清你的灵魂”，指责丛维熙的作品是“意在煽动农民造反”。也不能理解写出了《北京人》的曹禺在批判吴祖光的文章中，这样写道：“这个自认是我们朋友的人，忽然悄悄向我们摸出刀来了。”而在批判萧乾的文章中，曹禺更是这样写道：“萧乾一生为人做事都脚踏两条船，从不落空。他的格言是，准备最坏的，希望最好的。……萧乾，你这脚踏两条船的政客，你这只脚踩着共产党的船，你那只脚踩着谁的船?”正是凭着这样的表态，曹禺被当时的最高层看作是进步的典型。
历史往往是非常宽容的，它常将那些微小的细节通约，只留下暴君和受难者的记录。但是，就个人而言，许多历史细节往往比历史事件更有意味。50年代，在一次批判冯雪峰的文联会上，当夏衍揭发冯雪峰借用鲁迅名义，写下答徐懋庸的信时，有人高喊：“冯雪峰站起来!”紧跟着又有人喊：“丁玲站起来!”喊声震撼整个会场。许广平忽然站起来，指着冯雪峰大声斥责：“冯雪峰，看你把鲁迅搞成什么样子了?骗子!你是一个大骗子!”全场先是默然，接着沙汀、楼适夷、张光年等纷纷站起来表示愤怒，诗人郭小川更是称冯雪峰“野心家的面孔暴露无遗”。而在另一次批判萧乾的文联会上，由于萧乾曾与美国人威廉·阿莱合编过一本对外宣传新文学的英文刊物，他的昔时老师沈从文在发言中揭发说，萧乾与帝国主义早有勾结。后来在“文革”中，沈从文自己也遭到助手范增的诬陷，称他“家中是什么裴多裴俱乐部”。自干校返京后，沈从文的境况一直不好，萧乾得知此事，便托朋友去找沈所在单位的领导，希望能帮助他解决问题，沈对此大为不满，有一次两人在街上相遇，沈劈头就问：“你知不知道我正在申请入党?”萧乾后来在遗稿里写道，他认为沈从文只不过是用这样方式来表明，自己并没有沦为次等公民，只是想在政治上占一个上风罢了。
如果说他们的言行仅仅是出于自利或恐惧，这对一个作家来说是不公平的。他们都是一些富有思想和才华的人，曾写出许多真诚优美的作品。我宁愿相信，他们当初对别人的批判揭发也都是真诚的，深信自己是在做一件正义的事。
现代人的文学观念基于18世纪以来西方尤其是德国的浪漫主义思潮，它是一种完整的世界观，并与革命的俗世信仰有着天然的血脉联系，都将人看成是一种善的存在，人的作恶只是因为非人道的社会，因而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是必须的，也是可能的。接受了现代文学观的作家们，自然会由衷支持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改造计划，面对崭新的世界，他们要么充满集体一份子的自豪感，要么充满遗老遗少的负罪感。但在这些记录里，我们却看不到一点思想的闪光，甚至看不到任何精神性的东西。因为无论出于何种动机，有些古老的正义标准，比如不能出卖他人，是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的。在这个意义上，“崇高的恶”并不比“平庸的恶”更值得谅解，毋宁说它更具深刻地暴露出人性的局限。
这是那个时代的悲剧，用昆德拉的话说，这是一种“集体的历史的境况”。制造精神产品的作家，都不约而同地接受了一种与权利相结合的世界观，忘记了真正的文学自古以来就是站在权力的对立面。结果他们都曾参与过迫害，也先后遭受迫害，胡风被监禁十几年，老舍在“文革”中自杀身亡。每个人都有过迫害的事例，但在从前，迫害者与被迫害者的界限是很清楚的，也不涉及更多的人。让最广大的群众包括被迫害者参与到迫害中，乃是现代极权制度的发明，正是这一点真正体现了权力的整体主义特征。似乎这一制度的出现，就是为了让人类看清自己的卑微。捷克另一位作家克里玛曾将这种俗世信仰造成的悲剧称之为“道德的失败”。迫害者与受害者之间的界限消失了，站在历史的面前，许多受过迫害的人发现，自己既是邪恶的见证，同时又是“污点证人”。
这一事实足以使我们面对不可测的人性，更深刻地理解康德的命题：人是一根扭曲的木材，从中长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来。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克服内心的强烈反感，以最大的同情去理解那个时代的个人。正如哈维尔针对昆德拉这件事所说：“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些日子，我记得当时的气氛。偶尔回头去看，我认为自己不是很了解状况。有时我会为了自己曾经说过的话觉得讶异、羞愧。”哈维尔本人从来没有过狂热的信仰，可这并未使他采取道德绝对主义的立场，虽然他反抗极权时曾活在英雄的价值之中，但他最终追求的却是人道的价值。在他为昆德拉所作的辩护中里，包含着对人性的某种深刻理解。那就是面对乌托邦的诱惑，我们的道德感其实是很脆弱的。在30年多前的“文革”中，千百万人不就是这样豪情满怀地投身其间，义愤填膺地批斗别人?尽管这其中有许多人是出于被迫，但也有更多人真诚地相信，他们是在为一个崇高的事业而奋斗，并从中寻求个人的人生意义。
如何对待这段荒谬的历史和个人在其中的责任，仍将是21世纪人类要面对的巨大难题。但我觉得，首先重要的是，我们对历史是否有反思，正如同法律上的分清故意和过失，因为这意味着一个人能在多大程度上回归人性。也许有人会说，这对受害者来说并没有任何区别。是的，但它却对活着的人有意义，对回归独立的思想和人格有意义。昆德拉后来的小说对这一“历史的集体的境况”作了美学的探讨，将早年的激情转化成深刻的思考，而中国许多作家的回忆却陷入个人之间的恩怨，对那个时代的本质没有任何新的认知，因而不能将身历的人性灾难转变为一种更高的意义。反讽的是，当初那种宏大叙事的视角此时却没有了，崇高的悲剧变成了平庸的悲剧。只有沈从文去世前不久对友人的一句话：“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让人感到一个好作家所具有的深刻思维。
2001年的一天，我去一位邻居家造访，就在前一年，她的前夫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她那间小屋里，她娓娓回忆起他们之间的婚姻生活，语气缓慢而平淡，像是在述说一个与已无关的人。她父亲是一位“文革”前的大学教授，这也是促成他们婚姻的一个重要因素。说实话，我很难将眼前这位平常女人与一位大名鼎鼎的作家联系起来。我并不喜欢这位作家宣扬“尽兴活在当下”的那些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拾来的道家学说、无稽的民俗再加上时代的不幸构成了某种浪漫的“东方主义”。邻居最后提到前夫曾在1973年“文革”的高潮中入党，并成为单位里握有权力的政工组长。我没有再详细问下去，对于那个年代的残酷我们都是曾目睹过的，有一种很深的感慨在小屋里氤氲，我突然想起一句听来的藏族谚语：“没有死过，但病过。”
可谁又不是如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