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想撰文谈谈关于作家写什么和怎样写以及作家的人品和文品的话题，但由于这个话题实在太大，觉得实难把握，心里总有“老虎吃天无法下爪”的无奈和畏惧，再说，这个话题的确也算不上新，甚至老得不能再老了。因此，虽然屡屡有动笔的冲动，终于难有动笔的激情和兴趣，加之缺乏翔实的材料和凭据，心中无底气，手上无力气，非但做不出急就章，就连敷衍篇也拿不出来，不过，作文的冲动一直未曾消减。
日前，有人对我的一篇游记做了善意而中肯的批评，在我，虽然谈不上当头棒喝，但也当算醍醐灌顶了，觉得时机已到，不说说断然不行了。
批评者的批评很尖锐，意见很强烈，他指责我的文章宣泄了太多的个人情绪，并且这些情绪多为阴暗的和负面的，理由是这些阴暗的负面的情绪皆来自于所见人的自私和所见事的鄙陋，最后，批评者还强烈建议我到“无人区”去云云，在他看来，我只有到了“无人区”，才能看不到人世间的黑暗和丑恶，也才看不到人性的自私和鄙陋，否则，我就必须忍受，非但要忍受，还要强颜欢笑地从中发现“美”和“善”来，看出阳光来，还应该引吭高歌，还应有相当的抒情，把自私写成慷慨豁达，把鄙陋写成典雅大气，归根结底，对人生，对生活，对社会，应该绝对地持有爱的情怀和态度，而不应该是冷漠和揶揄，并且只许爱，不许恨。
批评者的批评首先让我想到了外科医生和泥水匠。众所周知，外科医生的工作是为病人切除病变组织，修补受损组织，移植报废组织，处理和清理伤、病部位，然后将切口缝合，敷药包扎，他们捍卫生命安全拯救垂危生命的举动令人敬佩。从表面上看，外科医生的工作有时候是相当残忍的，甚至是令人的情感不能接受的。然而，他们的残忍和狠心恰恰是对生命的至诚热爱，是对别人生命平安健康的高度负责，因此，人们最终从理智上对外科医生的行为表示接受和由衷的信任。
泥水匠则完全不同，他们的工作是对破败、粗糙、陈旧的东西进行表面处理，用粉饰的办法掩藏物体表面的开裂、虫蛀、破损、脏污，凹凸，给人以虚假的完整、光滑、干净、平整，最终给人以虚假的完美，事实真相可能是“败絮其中”，经过泥水匠们的修饰，就变成了“金玉其外”。
即便如此，我们既不能说外科医生们好，也不能说泥水匠们坏，既不能说外科医生们的真，也不能说泥水匠们的假，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不同的对象，从事不同的工作，担负着不同的职责，履行着不同的责任，或者说，它们的工作轻重不同，价值各异，他们有着各自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大家只需明白的是，一个外科医生按照外科手术的规范去操作，他就是一个合格的外科医生;一个泥水匠按照泥水工的要求去工作，他就是一个合格的泥水匠。我们可以放心的是，一般来说，一个泥水匠不会像外科医生那样去给人抹墙，但是，我们必须提防的是，外科医生一旦偷懒就会像泥水匠那样给病人做手术，那样的后果肯定是不堪设想的，客观上也是绝不能够发生的。
毋庸讳言，批评者的的观点和愿望真是太理想化了，也太教条化了，散发出浓烈的书本气，令我想到他好像坐在教室里对照着教科书有感而发。看了这样的批评，我的腋下开始出汗，我的背上仿佛也有了芒刺，这样的批评令我坐立不安，让我开始寻找自己身上的渺小、猥琐、自私、冷漠和丑陋，甚至还有尖酸刻薄，面对这样热情而直率的批评和帮助，我实在应该感恩戴德，应该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应该痛改前非奋起直追，应该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的确，批评者让我发现了我面对这个世界的态度，也让我发现了自己作文的态度。在“进德”方面，在“冶情”方面，在“练才”方面，于我都是受益匪浅的，我发现我还有许多的事情要做。在我偏离了做人做事的“主流”方向的时候，有人能够如此慷慨而大度地给我指点迷津，堪为人生之大幸也哉!
批评者的意思很清楚，他是要让我这个“外科医生”干脆改行做“泥水匠”，这我根本做不到。
批评者的批评，让我开始思考一些事情。
今年，幸逢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纪念，举国唱红歌，人人念党恩，够主流够正面的了吧，然而这些都只是人人都能看到的表面现象，而现象总是虚泛的，是让人不得要领的，现象背后的本质才是主要的关键的，却未必是人人都能够懂得能够看到的。九十年前，甚至六十二年前，中国社会的满目疮痍，当局政治的腐化堕落，国家经济的严重崩溃，广大民众的民不聊生，这些都是当时真切的现实，国民政府自上而下置国家与人民于不顾而只顾自己的利益是当时的社会本质，那个社会太没有希望了。不论是《物种起源》和《进化论》的科学思想的启迪，还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启蒙，甚至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在疲弱的中国民众的心里都是向往和追寻的目标。中国共产党生逢其时，它主张的政治纲领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变革方向，它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是顺应历史潮流而动的，因此，中国的新旧民主革命得到了社会民众的强大支持而得以成功。在彼其间，涌现出大量从正面推动革命浪潮的作家，但也有许多专揭旧社会疤痕的作家，他们两派作家并驾齐驱，为中国社会的彻底变革做着不同的贡献，可谓异曲而同工。按照批评者的说法，作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战士，无情揭露吃人的封建礼教、军阀劣迹、列强暴行和孱弱民性的鲁迅先生，不是也应该到“无人区”去吗?由于西方经济的入侵，导致民族资本的相继破产，面对此等现实而写出反映非常时代的《子夜》的茅盾先生，不是也应该到“无人去”去吗?一旦到了“无人区”，鲁迅和茅盾他们将再也看不到那些黑暗和丑恶，也许只能看到纯粹的野兽，但是作为作家的他们，与兽为邻，与兽为伍，他们又将怎么样呢?又该干什么呢?研究动物的进化吗?关注它们的发情期吗?或者关起门来虚构才子佳人的艳情故事杜撰言情小说吗?或者无病呻吟，盲目乐观，每天上演空欢喜的闹剧吗?至于关注湘西匪患频频人民苦不堪言、关注民众的愚昧贫穷落后和种种不幸遭遇的沈从文，还有一口气写出四十个“不曾”(或类不曾)的林语堂(《有不为斋解》)他们，简直不应该活在这个世界上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及改革开放和构建和谐社会，之所以屡屡取得成功从胜利走向胜利，其中有一个根本的原因(或者转折点)，那就是历次“土地革命”或“土地改革”运动的成功。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土地革命”一样，关键和焦点都是土地，“土地革命”是通过武装斗争的方式打破旧的土地分配形式重新分配土地，为更广大的民众争取生存发展的权利，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是这一运动的加强和继续，比前者更完善，跟彻底，并作为永久的政治纲领和基本国策写进了国家宪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展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运动的核心仍然是土地的分配，是对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关系的重新调整。以上各次运动都与土地有关，并且结果都是让土地回到农民手中，使广大农民群众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是把不合理的土地使用方式以及不合理的土地经营模式彻底打破，并建立科学合理的土地权属体系和经营模式。共产党人最讲“实事求是”，在历次改革运动中，他们首先发现并认识到旧的模式旧的体制的不科学不合理，才锐意改革。如果没有这种基于现实的发现和认识，会有今天的建设和发展成果吗?引领一个世界人口大国摆脱贫穷走向自强发展之路，真正实现了人民幸福，社会进步，国家强盛，这才是举国唱红歌，人人感党恩的本质。但是，是否因为中国共产党曾经发现了时代的和自己事业中的失误甚至错误，发现了旧社会的黑暗和旧体制的腐朽，就应该回到“无人区”去甚至退出人类政治舞台呢?显然是不能的。
文品是技术方面的问题，而人品则是精神意识和道德作为方面的问题，此两者孰轻孰重，大凡懂得如何做人和如何作文的人都能回答，但未必都能完全明白，未必都能做到。邓小平同志生前在一次重要讲话上曾经说过：我们当前和今后的工作要反对“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小平同志的预见何其准确!直至今日，“左”的阴魂一直不散，有人就喜欢粉饰太平，有人就喜欢好大喜功，有人就喜欢唱高调，有人就喜欢盲目乐观、无病呻吟、惺惺作态、花言巧语，就信奉“宁叫牛挣死，不叫车散架”。对一个作家或者作者的学术观和创作观方面的种种极端观念和偏好，我不想说成是“左”的流毒，我也不想把问题上升到如此高的政治高度，这不是本文的本意。我只想说，一个作家的人品一定关联到一个人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我不否认人生的理想和目标是追求自由和幸福，但也不能因此就只承认鲜花和微笑，也不能只在生活中寻找阳光和彩虹，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生命在现实中如何挣扎，如何艰难地成长，人性在怎样地历经磨练，应该关注人生和世界具有何等的悲怆和苦难，关注人性的多面性及其所代表着的、长期遗留下来的人类文化历史的种种印记，因为只有在认识人性特点的前提下，我们才能全面清晰地描摹人生的欢乐和幸福，才能去寻找和获取人生的欢乐和幸福，人生才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所以，人生和生活中的种种痛苦和不幸，我们不能将其抹杀，更不能回避。
尼采在他的美学哲学著作《悲剧的诞生》一书中这样写道：日神阿波罗是光明之神，在其光辉中，万物显示出美的外观;酒神则象征情欲的放纵，是一种痛苦与狂欢交织着的癫狂状态。尼采以日神和酒神象征说明古希腊艺术的起源和发展，及人生的意义。由日神产生了造型艺术，如诗歌和雕塑，由酒神冲动产生了音乐艺术，人生处于痛苦与悲惨的状态中，日神艺术将这种状态遮掩起来，使其呈现出美的外观，使人能活得下去，希腊神话就是这样产生的。酒神冲动则把人生的悲惨现实地揭示出来，揭示出日神艺术的根基，使个体在痛苦与消亡中回归世界的本体。
按照尼采的说法，文学艺术属于造型艺术，诗人和作家的责任是遮掩人生的痛苦与悲惨，向人们呈现出美的外观，也就是说，他提倡审美的人生态度，建立悲剧的人生观。这里就有一个重要信息：日神所代表的文学艺术首先承认和接受人生的痛苦和悲惨，诗人和作家也必须面对这些痛苦和悲惨，并从中发现美并创造出美来，共同构成人类心灵的美好家园。那么，他所说的痛苦和悲惨从何而来呢?就是来自深藏于人性本身的“假、恶、丑”，也就是说，人生自身就先天存在着痛苦和悲惨的基因，尼采没有说让人去摆脱这些痛苦和悲惨，而是“遮掩起来”，造型艺术的前提是认识到人生不幸的根源，从而构筑通向欢乐幸福的桥梁，建立实现“真、善、美”人生的精神体系，人的心灵和精神的成长过程就是在痛苦和悲惨的废墟上构建美好幸福的大厦。所以，不论古希腊艺术，古罗马艺术，还是中国的远古神话(民间口头文学)，都具有浓厚的悲剧色彩，就是这个道理。
再来看中外文学史，哪一个时期的哪一个民族的经典文学作品不是遵循这一原则的呢?古希腊古罗马神话自不必说，《荷马史诗》、但丁的《神曲》皆不必说。塞万提斯的《唐吉珂德》揭示和讽刺了西班牙民族精神曾经的空幻和虚无;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以抒情的笔触宣泄了人性的幽暗和惰性;中国的《红楼梦》所展示的宏大的穷奢极欲的场面的背后隐藏着核心价值体系的崩溃和精神道德的没落;亨利•大卫•梭罗的《瓦尔登湖》中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了关于人生与宇宙关系以及生命意义的思考与感悟，等等这些，都是极好的例证。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作家的人品就再也不是简单的社会伦理道德水平方面的问题了，它也包括作家对宇宙、社会、人生、生活的认识立场、认识角度、认识方法、评价方式、核心价值理念，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个人综合修养，这种修养直接影响作家的创作能力和创作方法乃至道德标准和文化视角。至此，作家的人品和文品往往会合二为一而失去明显的界限，它们已经水乳交融地构成了一个作家和诗人的整体素质。
诗人和作家在作品中奉献给人们的是美和美的享受，留给自己的是痛苦和悲惨，所以有人说诗人是痛苦的是孤独的就是这个意思(说到这里，我很想以已故诗人海子为例细谈，但因本文主题和篇幅的限制必须就此打住)。从整体上说，凡是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人都有这样的精神际遇。作家在作品中也可以创造“假、恶、丑”的形象，但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引导人们认识“假、恶、丑”，激发人们内心的反感意识，唤起人么对“真、善、美”的热爱、向往和追求，只是创作的技法和手法的问题，而不是作家的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和道德的底线，如果对此简单粗暴地一概而论为展示阴暗现象，宣泄负面情绪，甚至试图将其驱逐到“无人区”去，未免失之轻率和浅薄。
“外科医生”和“泥水匠”，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专业，生活中，“泥水匠”不会也没有必要像“外科医生”那样去干活，“外科医生”中却有庸医为了手术费可能充当暂时的“泥水匠”而贻误病情最终贻害病人。一个作家，设若他很平庸，谁也没有权利阻止他一次又一次地充当“泥水匠”到处去“抹光墙”，去欺上瞒下，去沽名钓誉去欺世盗名，也许他可以赚取稿费，可以晋升职称，甚至可以做官。但是，一个富有社会责任感和良知的作家却不会这样做，他会做忠于职守的敬业的“外科医生”，他会为整个社会甚至人类的精神充当“医生”，他说出的“忠言”可能“逆耳”，他开出的“良药”可能“苦口”，但这正是他作为一个真正的作家在履行职责，在完成使命，在坚守自己的良知。到底该做一个怎样的作家，一个作家是不是真正的作家，只能由读者说了算，只能由他的作品说了算，只能由社会核心价值观说了算，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改变一个真正的作家的精神信念的初衷。
前面说了，这个话题实在太大，非区区本文能尽然为之，在此只做浅论，偏激和疏漏断然难免，权作引玉之砖，以期求教于大家，也算作对批评者诚恳的回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