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阵子，下雨或者刮风时，总有一个念头冒出来：母亲还没有回来。小时候，若母亲没有回来，天黑了也不许关门，就站在门口喊。如今，母亲再也不会回来，她沉寂于荒野之中，新鲜的土丘看上去有点儿突兀。不过，一年之后，小儿大喊：“爸爸，奶奶长草了!”是的，草芽冒了出来，像是母亲给了我们一个消息。
母亲去世这事，埋在我心里很长时间，像是松鼠找到了松子儿，它得找个地方藏着，不到万不得已，它不会去吃。假装母亲还活着，我好像还可以依偎，或者说搀扶，好像这样才心里踏实，才什么也不缺。
从前，每天开摄像头看母亲。很多时候，她坐在客厅的矮圈椅上，喝水、吃药。我喊一声“妈”，她抬起头，看着摄像头，应了。她问我吃早饭没有，冷不冷，热不热，我答了。我关掉麦克风，再看一会儿她，她还在盯着摄像头，总觉着那是个神奇的东西。
母亲中风之后，行动越发迟缓。慢慢起身，拄着拐杖，走来走去，她总是谢绝保姆的搀扶，谢绝保姆给她穿尿不湿，她想像个正常人那样。坚持了十来年，直到去世之前，她还是要夜半起来上厕所，她说醒着不起来解手，像是尿床。她不喜欢那个感觉。
我回家，保姆如遇大赦似的。我睡在母亲身边，照应她，扶她起床，给她穿衣服穿鞋。有一回母亲轻轻喊我，说我的肩膀露在被子外头，她想给拉一拉，可她翻不过身。有一天早上，母亲说她看见我的胡子有几根都白了，叹息怎么一转眼，当年那个光屁股的娃娃如今胡子都白了……她好像有点儿不信，我蹲下来给她提鞋子时，她伸手摸了摸我的下巴。
监控器可以存储30天的记录，多一天就会顶掉最早的一天，就这样一天一天地消失，一个月之后，那里没有母亲了。
平常每年，总要回去几次看她，陪她。
如今也要回去，只是去母亲坟前看看，已长了草，开了野花。有时要焚香，有时只是看看，据说香是信使，不年不节的，让它给母亲送信，像是打扰。
悄悄叫一声“妈”，说：“我回来了。”走时，再喊一声：“妈，我走了。”母亲在时，她要送我，送我到公路边。后来搬去县城的第一年，她对新房还不熟，我要走时，母亲着急地问我，在哪儿才能看着我走。我领着她站在阳台上说：“这儿能看见。”“还有哪儿能看见?”母亲有些着急，我牵着她去了靠路边的窗户。然后，再出门。我站在楼下冲她招手，尽量走慢一点儿，让她能多看看我。“阳台上还没看呢!”我站在那儿，等着她出现在阳台上，然后再走，一点儿也不像演戏。
如今往返1000多里，只是在她坟前站一会儿。
“不要在我坟前哭泣，我不在这里。”这是很久之前的一首美国歌曲的歌词，听上去，总像是有别的事情发生，只是，我和母亲除了偶尔在梦里见一面，到底是永别了。
我想着带点儿母亲的遗物。
第一次带走的是母亲的老式针线夹子，里头夹了各种各样的鞋样儿，有大人的，有小孩的，有敞口的、松紧的，有低沿棉鞋的。一张一张看过去，好像母亲正在纳鞋底，针有点涩，缝之前她要在头发上划一下……里头还藏有一张小小的黑白照片，是年轻时的外爷。
第二次带走的是母亲的一把梳子，上头有她的一根头发。
这两天无意间看到一本薄薄的《我如何清空父母的家》，是比利时一位女作家写的一本小书。
她是独生女，父母离去之后，她回到家里，也可以说回到他们中间，看见父母的情书、饼干盒子、小椅子和写有字的餐巾纸—那是母亲的字迹：1983年3月2日，闲谈馆，奥尔良;1983年6月18日，布鲁日，抒情酒馆……
那些有点陌生的地名、陌生的桌椅，坐过她相对年轻的父母，那时他们说话，或者喝酒，或者吵架，活生生的，生动而细微。不像如今这般空寂，空气里似乎还有他们的气息，其实已经天人永隔。
她写道，在父母离世后，有那么一刻会萌生出一种莫名的解脱感，羽翼顿然一轻，天地我独翔。但片刻之后，虚幻的自由让人虚脱，一转头又见到父母亲的遗物，那沉甸甸的包袱的重量便统统回来了。
这样的感触我也有，母亲的遗物，除了几个陪嫁的木箱，就是用了一辈子的桌椅、农具、厨具，剩下的只有针线和针线夹。我记得有一张她年轻时的相片，扎两条长辫子，只是怎么找也找不着了。
我将针线夹和梳子带到武汉。一个花样子，妹妹带到西安。弟弟带了几个盘子去了南京。
母亲好像被分成三份，各自完整，形成闭环。兄妹三人每人一个妈，我们带着她到处游荡。
我们啥也不缺，就是缺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