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黄牛死了。这头老黄牛叫“号里娃”。生产队里的每头牛都有名字，诸如：扁担犄角、牛司令、白眼圈，等等。号里娃最有力气，最乖觉，能在牛群中领头的一头牛，所以，我们都把它叫号里娃。它的使役最多，犁地的时候，社员们都争先恐后地去抢着牵号里娃，它对生产队的贡献最大。有一天，它走起来突然前腿有点跛，一跛一跛的，似乎怕踩了空。生产队里的饲养员请来公社兽医站的兽医看了看，打了一针，灌了一服中药。兽医说是号里娃的腿可能受了伤，歇两天就好了。可是，两天后，号里娃却死了。
1979 年，我担任了村里的兽医。经过去兽医站学习和给牛羊治病的经验，我判断，当年给号里娃治病的兽医是庸医。号里娃很可能是吃下去麦草中混杂的短铁丝，铁丝穿过胃直刺心包而致死的。
号里娃死了，按照惯例，剥了牛皮，将牛肉煮熟了，按人头分给每家每户。而牛皮就会被请来的皮匠在涝池(池塘) 里泡软，再割成条子，合成牛皮绳子，分配给社员使用。在那时候，我们这些小年轻都盼望生产队死牛，死了牛，可以吃牛肉。我们一年里只有过年时才能吃一点点猪肉。生产队终于死了一头牛，我们暗自高兴有牛肉吃。生产队长已经派了两个社员去剥牛皮，把煮牛肉的人也派好了。可是，就在这时候，我们吃牛肉的涎水还没有流出来就被一个人堵回去了。这个人是生产队里的老贫协(贫下中农协会) 主席、我的三叔赵有富。三叔义正言辞地给生产队长说：号里娃不能剥皮吃肉，埋了它。生产队长一听，眼睛瞪大了：为啥不能吃?三叔只有一句话：不为啥，埋了它。生产队里的人知道，这头号里娃是三叔当生产队长的时候从集市上买回来的。有一年夏天，三叔套上犁吆着号里娃去坡地里犁麦茬地，在沟边回犁的时候，三叔一脚踩在了刚下过雨的沟边，掉下去了，可是，三叔死抓着犁把不放，他叫了一声号里娃。号里娃和套在犁上的另一头牛猛地向前一拉，三叔被拉上来了。不然，三叔掉进深沟里，恐怕都过了两个三周年了。村里人都知道三叔对号里娃有感情，但村里人觉得，自从有了生产队，凡是死了的牛，都是剥了皮吃，牛的命运就是这样的：使役，老死或病死，剥皮吃。号里娃怎么成例外呢?村里的人一听三叔不叫他们剥皮吃牛肉，都很气愤，尤其是我们这些小年轻乱嚷嚷，在背地里骂三叔多管闲事。生产队长劝三叔放弃他的想法，不要得罪全队人。三叔平静地说，要剥号里娃的皮，先把他的皮剥了。生产队长说，哪能呢?三叔说，号里娃为咱们劳累了一辈子，咱们要有良心，它吃了多少力，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叫它浑浑全全地入土吧。生产队长笑了：三叔，人是人，牛是牛，牛生来就是被使役的，就是死了被人吃的。三叔说：牛和人是一样的，它们通人性。它们也有脸面。人再穷，死了也要裹一张席才埋掉。生产队长一看，他劝不动三叔，也不能来硬的，三叔在我们第三生产队不仅声誉高，在全生产大队也是有口皆碑的。无可奈何的生产队长撒手不管了。尽管社员们都在抱怨三叔，也毫无办法。有的小年轻说三叔把老黄牛当作先人对待，死了还叫它死得有脸面。然而，谁也拗不过三叔。
当天下午，三叔叫上了他的两个儿子，将号里娃抬上架子车，拉到了生产队的坟地里埋掉了。他们给挖好的土坑里先铺上一层麦草，把号里娃推下去，摆顺，再在牛身上盖上一层麦草，才将黄土填进去。
夜阑人静，生产队里的两个年轻人扛着铁锨镢头，拿上刀子，提着竹笼到了坟地里，他们是想卸一条牛腿拿回去煮着吃。他们刚找到埋牛的地方，还没有动家伙，只听藏在土塄上的三叔一声喊叫：谁?是谁?两个年轻人一听，赶紧跑走了。三叔在土塄上守了三个夜晚，没有人再敢去偷牛了。三叔保住了一头牛的尸体，用当代人的说法，这头叫号里娃的牛，是我们生产队里的牛中间死得最有尊严的一个。这尊严是三叔用他的善心和正直赢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