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25号，发完《不想告别的告别》一文之后，有那么几天我发现自己突然炙手可热——许多朋友的慰问电话短信过来。纷纷问我需要什么样的帮助;还有热心人牵线搭桥，让我竟然有了一种可以绝地逢生的错觉。后来才发现，错觉就是错觉。我最后的一搏，变成了更加可笑的笑话。
于是索性就真的回到家乡自贡，那几个月，并没有真正地哭一场，睡不着倒是真的。当我终于把自己安顿在自贡乡下一间河边的小屋时，我发现是如此的合适：没有一个认识的人，也就没有向任何人解释我命运跌宕的必要。推开门，目之所及，不是田地就是河水——与密不透风的高楼大厦比起来，这些让我在落魄中体验到新鲜的陌生感。
我当然想好了自己要做什么，仙市镇是我特意从备选的三个镇里面挑出来的。隔壁的王瞎子形容“划一根火柴的工夫就能在镇上转一圈”，没有书店、图书馆、咖啡馆，自然也不会有电影院，美团、盒马在这里是无效软件，当然也不会有滴滴——这几乎就是我想找的那种既可以快速切断过去，又可以在陌生感中收揽注意力的地方。
刚来的第一周，我需要和一只巨大的原住民蜘蛛斗智斗勇。在城市里长大的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尺寸如此惊人的蜘蛛，我甚至觉得它的体型，已经远超阳澄湖大闸蟹。小窗看到照片说查过资料，这张脸应该是网红蜘蛛，叫做白额高脚蛛，不会伤害人，而且还会帮着对付厨房里的蟑螂。我每隔一个小时去看，它始终敛声屏气地呆在那里，简直就是一个安静的美男子，只是石化了，和时间比拼着坚硬的程度。
有天早上起来在客厅里面接了个电话，不知道怎么迷迷糊糊地眯了一会儿，突然好像有滴水滴到胸口，然后睁眼一看，原来安静的美男子突然掉到我身上趴着，我吓得一激灵，从沙发上一跃而起，拼命把它甩到地上。此后有整整一个月，我都需要在屋子里提前确定好它的方位，再据此来调整我的行动轨迹。
除了这个熟稔的“家养宠物”，天花板上还有一群神秘的动物，总在夜深人静时分万马奔腾，当然有的时候它们的生物钟也不太准确，就会造成午饭时分开始出现骚动不安的节奏，间或传来吱吱的声音，和一些天花板缝里漏下来的大颗耗子屎。
后来我想，或许这里的生活过于安静，以至于我对生活的观察可以精确到所有的细枝末节。从前的日子远去，没有人争相邀饭，也没有商业谈判和频繁社交，剩下的只有，各种银行贷款的频频问候。也好，我索性有段时间关掉了朋友圈，让自己沉潜进入这无人知晓、无人联系的河底。
后来看书，看到有一段写郁达夫在苏门答腊的辰光，因为“忘了门牌。他在阴暗的街灯下，来来去去地找了半个年头，敲人家的门，询问张德生的住家。直到夜晚二时要离开的一小时，他才放弃了他的希望，是什么希望呢?他只希望跟一个可以说话的朋友说上一声，我要回去下，黑夜两点钟的时候，我们要赶回西苏门答腊去了”。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意识到，来之前和师友讨论到“来写一本书，看看故乡小镇的女性如何生活”的想法，会是一条“茫茫黑夜漫游”的路。
居所门口有家“张羊子羊肉店”，每次路过都能看到一两只山羊，大多呆呆站定在那里，有次一只山羊四处觅食，垫起脚尖把靠墙的扫把吃了，我觉得很有趣，忍不住上去喊它一声，它立即看向我，咩了一声。
第二天路过的时候，门口却换成了一只白色的小山羊——羊肉店门口的山羊，命运早就注定了，这还有什么可说。我还是无端端有点难过，很后来我才知道，这仿佛是种隐喻——在这里，生命是如此地卑微，来去无踪。
到镇上没多久，一个女人自杀了，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在邻居曾二婶(庆梅妈妈)的茶馆里，我听到的说法是：女人顺了高铁站的几根钢筋，被监控录像拍到，高铁站报警后，警察把她带去问话，之后又去现场指认，第二天又把她带去问话，回家的路上她就跳堰塘自杀了。
我请人指路，一路带我去了那个村，离镇上大概半小时的车程。远远地就能看到逝者家门口搭起的灵棚，人们挤在门口宰猪杀鸭，吃着送别的宴席。
人群里站着她儿媳妇和亲家母，听说我是作家，女人们就开始七嘴八舌地跟我说话。她们说那个女人才50岁出头，家里一个女儿已经嫁出去，身体不好没有上班，一个儿子在上高二，又指指屋头里躺在床上的男人，“她老公身体本来就不好，现在又绝食了几天。这个家全靠她去高铁站打扫卫生那点工资”。男人呻唤起来，有人翻开被子，我看见他的面容和肢体，用“形容枯槁”来描述恰如其分。
她们说，女人起初以为只是捡了些许别人不要的垃圾，结果被派出所带过去以后，男人在隔壁听见类似于子孙后代会受影响之类的话。第二天过来传唤，不让男人去陪，结果到很晚也不见人回来。后来到派出所去问，派出所说早就开车给她送回来……
女人的尸体是在离下车地方将近两百米的堰塘发现的。我去现场看，发现去那个堰塘并不顺路，必须“翻山越岭”才能抵达死路，我的脑海里拼凑出一个勤劳简单的农村妇女。一辈子不舍得吃穿，盘大儿女，养着丈夫，突然被带去当着众人的面“指认犯罪现场”，又因为缺乏文化，觉得孩子的前途会被自己毁掉，于是就投了塘。
生命在这里被碾轧到尘埃里，大部分时候没有任何反抗。无论是人，或是猫狗。我见过一次一群孩子拿石头砸隔壁的橘猫，它吓得耳朵向后倒去，低着背脊寻找躲藏的地方，面对任何侵犯，除了躲避，它从来也没想到过要去撕咬或者反抗。那些家养的蜘蛛更是有可能随时葬身于一只拖鞋底下……它们如果最后能活下去，也许只是因为顺从了这里的生存法则。
自杀女人的女儿没有再回复，这件事也就不了之。
乡村里多的是“免费的”苦难，一个男孩在垃圾站走失，他妈妈因此变得疯疯癫癫，二十几年后这孩子才通过网络找到;一个有精神疾病的女人嫁给了正常人的老公，因为农村每天都敞开大门，很久以后才发现她被人性侵，而罪犯却是附近医院的病人;有个会计兼老师在仙市小学给大家发完奖金，第二天之后却人间蒸发;一个看上去健健康康的老太太，在地里摔了一跤之后再也没有爬起来……诸如此类。所以我后来写道：“贫穷和劫难，是家家户户的传家宝。”没人在追忆和描述的时候痛不欲生，他们不善言辞，仿佛也就不知畏惧死亡，活着就好，管它改朝换代，管它洪水滔天。
少时去美国采访NBA，后来定居北京、辗转上海，从巨型城市来到了小镇，才真正意义地体会什么叫做看天吃饭，就好像之前的生活只是一幅画面的中景，而走进这里之后，看得见颜色听得到哭声闻得到炊烟，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灶台上烟熏火燎的墙画，展开来尽都盐渍斑斑。
我潸然泪下的时刻有两次。
一次是因为王大孃，我们初相识，是我特意让她带我一起去看仙婆——住在这里的人，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笃信的一位仙婆，那就是他们的精神指引和唯一信仰。回来的车上，也许因为我们有了共同的经历，她突然开始说自己的老公孙弹匠是个“烂账”，玩过无数女人。更为震惊的是，之后没有多久，就有邻居告诉我孙弹匠当街打王大孃，“镇上人人都知道”。
王大孃的这一生，出生赤贫，由于没有生下儿子被老公嫌弃，老公一辈子出轨她一辈子忍气吞声。那个年代被计划生育委员会强行流产，她记得两只手死死抓住床铺的痛苦，医生先给打上一针，引产下来之后，把死婴给她看一眼。她闭上眼睛，感觉到一坨东西从下体出来了，伴随着“哇”的一声。
“当时医生打引产针的时候应该是打到脚板，没打到孩子的脑壳。慢慢扯出来之后，那个娃儿还是活的，差一点七个月，指甲都长全了，团脸团脸的，长得像我大女儿。孩子一边哭，一边拼命抓我的手臂。”
王大孃一直记得那双小手留在手臂上的温度，四十年后说起“那娃儿”都能清晰地记得“那娃儿是如何死的”。
说起这些往事的时候，她从来都没有哭过。我注意到她们在讲述个人苦难的往事时，眼神平静，浑身散发出一种木头般的呆滞，就好像水灾、火灾、大时代的劫难和伤痕累累的生活磨掉了一个女人敏感又细腻的感性触须，她的右脸颊边缘有条深邃的刻痕，那是被时间无情的斧头劈开的。
她当然不是不清楚自己的苦难，我问她记不记得孙弹匠打过她多少次，她说：“随便乱说，五百多次肯定有了……”
那一瞬间，我想起《小城畸人》——“从每个人身上望下去，都如同一座深渊。”深渊可能是水灾、火灾、雷暴、来自他人或者不知道什么样的屈辱。
我认识王大孃的2021年，她62岁了。一个一辈子在小镇生活的女人，几乎就是镇上的活字典。我想方设法去寻找仙市镇的地方志，并没有什么结果。所谓的仙市古镇介绍里面，写的全是名胜风景。
王大孃说她忍受了几十年都是为了子女，对于未来她也没有任何远大的希冀，只是将来有一天百年归老的时候，她的女儿能为她写一篇关于她的一生。
而她一直活到老年，也就是2019年，还是因为老公被人砍杀，她冲上去救了他，才得到了这一生中他唯一给她买的礼物——一双鞋。
还有一次则是因为陈婆婆，在这里呆了快大半年才得以认识她。“陈婆婆”这个名字在镇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她们都说她很会做那种生意，并因此被判过刑(监外执行)。认识之后，过了很长的时间她慢慢打开心扉，才拼凑出来她完整的一生：她历经四嫁，却从未领证。她用容留卖淫的钱养大了六个孩子，给每个儿子都买了房子，而她这一生，连一张属于自己的床都没有。
她没有文化，只能做一些小生意：卖过胡豆、凉水、花生、茶水，最后受人指引，把茶水店变成“猫儿店”，因为她觉得“反正床铺也睏不烂”。我记得她翻开厚厚的垫絮，给我看属于她的床，那就是几根木板凳，她也跟我说之前小姐和嫖客们睡过的床给扔了——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下意识地觉得自己“不配”拥有一张真正的床。
有饭吃有床睡，能被人珍惜和重视，这不过是身为人最基本的要求，而她们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橘猫、黑猫、山羊没什么区别，她们只是活着，这也就是托举她们在这块土地上的，唯一的意义。
那天早上起来，从北走到南，从东走往西，最后停留在码头，看着100多米宽的釜溪河和古镇对面的村庄。最后的摆渡人吴长生还在河上，两只桨相互交叉，每天早上6点一直到下午五点半，一个月20天，来回摆渡，把河对面的村民送往镇上，把镇上的村民送回村里。
我去过一次摆渡人的家，普通的两层小楼，只有厨房安装了几片透光的亮瓦。屋子外面，被村里仅剩下的农田包围着。
吴长生是45岁来做摆渡人的，退休之后又被航运公司返聘。冬冷夏晒，从此岸到彼岸，如此生活二十年。他肯定不知道西西弗斯，如今河上有桥，桥上有路，只是要绕很远。“有些老的又不会开车，如果不摆渡，他们怎么办?”
我站在不知来处的田地里，头一次感受到四季的分明，大自然轮转的颜色，甚至是味道的差异。
在镇上的一年多，我和数百人聊过，请她们吃饭，参加她们的婚宴坝坝宴，看她们做葬礼的道场，甚至和她们一起去请仙婆，尽一切的可能成为她们当中的一员，感受她们的感受，并从中“打捞”出来十二位女性的故事作为切口，90岁的陈婆婆(1932年)、63岁的王大孃(1959年)、59岁的钟传英(1963年)、50岁的童慧(1972年)、40岁的黄茜(1981年)、37岁的曾庆梅(1985年)、35岁的梁晓清(1985年)、35岁的陈秀娥(1987年)、26岁的詹小群(1996年)、17岁的黄欣怡(2005年)。她们的生活细节几乎涵盖了几十年以来整个小镇的历史，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是如此惊心动魄，以至于我在写作完成之后，感觉耗尽了自己全部的心力，写下这些竟是如此费力。
这方圆几里之内，我已经见识到了那么多形态各异的生命，不分高低贵贱地活着，在盐镇，人们拥有的，只有这条命。
夜幕降临了，透过家家户户敞开的大门，能看到小镇的人围坐在木桌前，拿起筷子，认真吃饭——那就是我这样的人在遇到生活的重创之后，最不擅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