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天刚蒙蒙亮，翠鸟叫了几声，陈婆婆睁开眼，看到大儿子站在床边，她忍不住怄气，用手指头隔空戳他：“你哟，渔船卖了九万块钱，也不分给你妈一点，你忘咯，粉刷的三千块钱，都是我出的哒……”儿子没有回答她，依旧站在床边默不作声。然后她真正地醒过来，连忙去蹲在自制的尿桶上，在稀里哗啦的声音里她望向空荡的屋子，才想起来大儿子两年前就得癌症死了。
陈婆婆这一生足够漫长，足够她送走身边所有至亲的男人。漫长的一生之间，阴天落雨，晴日刮风，河边野地的油菜花开了谢了，隔壁檐下的月季开了败了，古镇的新街子街空荡死寂，仿若一座遭受废弃的墓园，往来的鸟雀都不愿落脚。
对于仙市人来说，“陈婆婆”这三个字像是古老的咒语，人们提到时声音会不自觉压低，脸上露出神秘的表情：“就是那个开猫儿店的陈婆婆?”
她实在太矮小了，皱纹和老年斑攻占了她的每一处皮肤，半年前的一场梗阻性黄疸手术差点要了她的命。她也因此瘦脱了相，手臂上的皮肤如同布袋一样，松散地挂在骨架上。手术过后，她不得不整天在腰间挂上一个黄疸引流袋。天气再热，她都会用一件长衣服遮住那个袋子。她长时间地坐卧在躺椅上，嶙峋瘦骨，给人的感觉如同摞在躺椅上的另一张躺椅，但一旦有动静她就会睁开眼睛：“要买点啥子?”
陈婆婆门框上的牌匾写着“渔夫人家”，卖冰棍、矿泉水和塑封的小玩具、不怎么耳熟能详的袋装食品。前些年主要卖茶水，暗地里容留妇女从事性交易。没有人记得住“渔夫人家”这四个字，虽然它们明晃晃地写在招牌上。这里的人们叫的是另一个名字：猫儿店。
“猫儿”，是自贡地区对于性工作者的称呼。
“一辈子有什么难忘的事情?”我问她。
“没有，没有，啥子都差不多，一辈子都为了要吃饭。”她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摸索半天，最后从一个陈旧的木头箱子里掏出身份证，那上面的名字叫作“陈炳芝”。她说上面的出生日期是错的，她今年已经90 岁了，而不是按身份证推算的 88岁。有时候，陈炳芝的一只手会紧紧抓住一根晾衣竿，就像是她衰弱肢体的延伸，收拾床铺，撑着自己，或许对她而言，晾衣竿是比拐杖更让她感到有尊严的依靠。
1990年，陈炳芝通过熟人担保借贷了些钱，租下半边街的一个门面，又去镇上首富高森林家央告，借钱买了台黑白电视机，开了一个茶馆。这年她 58岁。
陈炳芝的茶馆一碗茶水卖五分钱，一天下来，收入也没有三五块钱。据《富顺县物价志》记载，1988年的学费是初中每人每学期八块钱，小学是每人每学期五块钱。但陈炳芝的六个子女没有一个读到初中——“还不是因为穷”，她说。
茶馆开张没多久，从前卖牛的黄居光来给她帮忙，招揽了一群卖牛的贩子，见天在茶馆喝茶、摆龙门阵。90年代的某天，黄居光跟她说：“你这样做生意不行的，啥子钱都赚不到。我帮你想了个赚钱的办法。”那天大概就是“素”茶馆开始变成猫儿店的肇始。但直到现在，若有人问起这事，陈炳芝还是会对自己经营猫儿店的过往语焉不详，她坚称：“是小姐自己找过来的，至于是不是黄(居光)叫来的，我也没有问过他。”
2019年，陈炳芝被“扫黄打非”抓了，判了个“组织卖淫嫖娼”的罪名，因为年龄太大，两年刑期监外执行。陈炳芝比较忌讳谈论这个话题，但并不是因为羞于启齿。“我没得办法的。要吃饭，要养娃儿。”她的一只眼睛总是不受控制地流出眼泪，但是很快，就消失在皱纹的褶皱之处。她唯一担心的是，“将来要影响孙子的升学就业”——在中国，一个人刑事犯罪留下案底，可能会影响到三代之内的亲属参加公务员考试、征兵、银行、国企、事业单位、军校和警校等的政审。而她的一个儿子正在为政府工作。
二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四川各地的乡镇陆续出现了卡拉OK、桑拿房、歌舞厅等场所，自贡开始流行“想逮猫儿，去田湾儿”的谚语。自贡的火车站所在地田湾附近，各种各样的歌舞厅星罗棋布。逮猫儿的意思就是找小姐。仙市镇也有了好几处地下色情场所，陈炳芝开的猫儿店，是其中最简陋的一家。
镇上最开始出现的是卡拉OK。何四娃和楚哥都把各自的地盘装修得富丽堂皇，打门口过，就能瞥见浓妆艳抹、年轻漂亮的小姐。后来何四娃赚到了一点钱，就搬回乡下去;而楚哥因为干这个事，把他老婆气得跳河，送进了精神病院。楚哥的手也在若干年后摔断了一只，现在吃着低保。“做这种事一定会有报应。”正街上的徐四孃说，“好人家没有干这个的。”
“他们两处的女人要周正点，我呢就是捡着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家不要的小姐，就往我这里来。”陈炳芝并不在乎小姐的质量，她提供的是场所，获得的是几块钱的抽佣，“我想管他妈的，进两块钱是两块钱的事。床铺反正又睏(睡)不烂的”。
家里所有人都反对她开店，但是陈炳芝笃定主意：“我说管我的，你们又不给我一分钱。”附近乡镇许多老、弱、残、穷的男人，他们路过装修得金碧辉煌的卡拉OK，那里面年轻漂亮的女人，近在咫尺又遥不可及。然而他们到了陈炳芝的房子里，只要付出二十块钱，甚至十五块钱，就能换来和一位小姐睡觉的机会。
陈炳芝的低价策略非常彻底，她从不曾为了提高猫儿店的营业额而添置任何家具或者装饰。有的床坐上去摇摇晃晃，有的床是板凳垫起来的，她也将就着使用。“很多人喜欢往我这里跑，就是都晓得我收费便宜，有时候三块、两块都在收。”
她现在住的这个屋子实在看不出来曾是个淫窝，就连她自己睡的床，都是用几个木头板凳搭起来的。她说一辈子都没有睡过床铺，早先是买不起，后来觉得也没有必要。房间里光线阴暗，一股潮湿的气息使人疑心墙角长满了青苔。这间房既是客厅也是卧室，既是小卖铺也是厨房。放在门槛位置最显“气派”的透明冰柜装满饮料，然而其实并未插电——“想着好点。”缺胳膊少腿的粗木家具胡乱堆在一起，陈旧、过时，委顿于地。
无论成交价格多少，陈炳芝每单生意都只抽五块钱，如果没有生意她就不收钱，却依然给小姐们提供一天三餐。
陈炳芝一个人煮饭、洗衣、赚钱，五块五块地攒起来，养大所有的孩子，给所有的儿子买房子。她的一辈子跟了几个男人过日子，却没有一个真正可以依靠。
时间退回到 1932年，陈炳芝出生在富顺县鸡公岭。她的父亲陈细蓝是教“鸡婆学”的蒙学先生，学生拿一些谷子就可以跟着学习一年;母亲毛淑芬是个老实巴交的乡村女人。陈细蓝嫌弃她没有生出儿子，就抛妻弃女，和“小妈”一起从她们的生活中消失了。毛淑芬带着四个女儿艰难生活，只能在深山挖一些橛子菜或者砍柴卖钱。卖得一点钱，就买一棵青菜，放两粒盐巴在水里，煮一下就吃;卖不到钱的时候，把盐巴直接炒一下就着米饭也是一顿。
陈炳芝 18岁离家，她没有文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帮工是能换口饭的唯一活路。她先是离开瓦市去富顺县少湖路，帮一个叫何怀壁的人家带十个孩子，后来又在瓦市区里面的黄支书家帮工，再后来去帮一个老师。因为常年没通过信，也没钱回家，妈妈毛淑芬以为她淹死在河里了，就沿着富顺的河坝头走，一边喊一边哭——人家说如果人淹死了，亲人去喊，人就会浮起来。那之后没过多久，毛淑芬就饿死了。
陈炳芝在富顺去茶馆帮工，有天来了个川剧团在茶馆演出，他们唱《柳荫记》，也唱《一只鞋》《萝卜园》《陆文龙》《张羽煮海》《陈三五娘》等剧目。人声鼎沸中，她在干活的间隙偷眼望去，那个唱花脸的也正好看向她。
花脸叫邓修玉，结过婚，有过孩子，那又能怎样?陈炳芝觉得自己没有任何“条件”挑选。他们遇到了，在一起了，但并没有如同当时的习俗那样成婚：如果两个人欢喜，男的要拿一两个大洋去算八字，合适就在一起，不合就算了，当然大洋也不用退。他们就是简单地住在了一起，没有仪式，也没有大洋。
旧时代戏班漂流四方，戏子不仅被划入“下九流”之列，收入也不固定，请的茶馆多，才能挣到一点吃饭钱。稍不留意还会碰上“砸戏台”的厄运。据《自贡文史资料选辑》记载，自贡“品玉科社”有一年在资阳临江寺演出，会首点唱《破单于》一戏，有一位丑角佚名唱道：
“天黄黄，地黄黄，人黄黄。天黄有雨，地黄有灾，人黄有病……”会首认为这几句台词含沙射影，挖苦这个地方，于是叫狗腿子们向台上抛砖头、掷石子，演员和锣钵匠被打得头破血流，有的甚至被打成重伤。
邓修玉随着戏班四处唱戏，一走就是很长时间，也没给老婆留下一分钱。1957年，陈炳芝肚子大了就快生产，通知不到邓修玉。居无定所的她，就在仙市的河边找了间废弃房子栖身，连草席都没有一张，只能把谷草铺在地上当床，所幸尚有一床薄被。邻居罗启看不过，拿来几个瓦盅、两双筷子送她。她自己又腆着肚子从野外搬来一坨石头做桌子，没有板凳就席地而坐。陈炳芝一个人坐在黑暗的房子里，偶尔拿根棉线放在桐油碗里点上灯，等孩子降生，或者等丈夫突然回转。临盆时候天已黑透，身旁无人，她拿着把旧剪刀惊慌失措，隔着薄薄的墙壁，问邻居冯大孃：“这脐带咋子剪嘛?”
冯大孃生过五个女儿、两个儿子，隔着墙壁教她：“剪刀比起磕膝头儿(膝盖)剪起，然后用线来套起。”
“这娃儿落下来，耙嗒嗒(软绵绵)的，咋子包起来哦?”
“莫慌，你拿裙子来兜起嘛。”
她小心翼翼地拿裙子裹起婴儿，抱在身上睡了一会儿。醒来她顾不上痛，就起来打扫、给自己做吃的。
几年以后，生下第二个儿子没多久，邓修玉离家再也没有回来。有人说他死了，也有人说他投机倒把被逮进了监狱，总之这个男人从此在陈炳芝的生命中消失不见。30岁的陈炳芝拖着两个儿子，跟了一个叫作张运成的渔民。
张运成是退伍军人，打过仗，离过婚，性格暴烈，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被打断了左手。那时候还没有退伍转业费，国家能提供给这位残疾退伍军人的唯一福利，就是可以去供销社打招呼，预留他想要的东西，比如肉和酒。
张运成嗜酒如命，每天要喝一两斤酒。看到陈炳芝和哪个男人多说了一句话，拖过来就打。张运成身材高大，即使只剩下一只右手，力气也大得很，身高不到一米五的陈炳芝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他把我按到地上，我躲了一下，他的手敲到咸菜坛上，都能留下很长一条血口。打一次架，我头发都能被他扯脱几攥。”
陈炳芝挨打是家常便饭，他酒喝多了打，推船推得累了就按到河边打，把她的头浸在水里面，直到她气都出不过来，才又把她拉起来。周围的渔民看见了喝止，他才住了手。
“那时候不像现在，可以报官，可以离婚。很多夫妻都那样。”陈炳芝说。
既然“都那样”，日子也就可以忍着过下去。在陈炳芝给张运成生下了儿子小俊和女儿小红之后，她忍无可忍跑掉了。张运成就来找她赔小心、说好话，陈炳芝一辈子也没听到过几句甜言蜜语，俩人就又在一起，生下了第三个孩子小五。
打架之外，两个人便在釜溪河上撒网捕鱼，又上岸到很远的地方卖鱼。那个时候人们没什么钱，改善生活通常是割猪肉，很少有人吃鱼，把鱼卖掉也是件难事。很长时间他们才回一次家，几个孩子在家自己做饭喂饱自己，自己哄着自己入睡。
仙市小学的老师古四和陈炳芝的女儿小红从小是同学，经常放了学去她家玩，却几乎没有见到过陈炳芝夫妇。“她哥哥和她好像永远没人管。每次去她家都没有大人，也没有饭吃。她常年脖子都是黑黢黢的，还是我们去她家给她烧水，督促她洗澡。”
1969年，陈炳芝生下小五，坐月子第七天，张运成喝了酒去鱼洞捕虾，脚在崖上没踩稳，摔下来断送半条命。陈炳芝求两个邻居去帮忙抬，谁料想刚到河边拐弯处，绳子断了，又把他摔了一下。到家后找赤脚医生拿了药吃，转天睡醒，陈炳芝发现男人已经断了气。
第二个男人也死了，陈炳芝又在世界上无依无靠了，张嘴要吃的孩子倒是有五个，其中一个还在襁褓之中，没办法，只好把和张运成生的大儿子让张家领回去养。
“后来张家把张运成抬回玉河坝去埋的，再后来，他兄弟也死了，妈妈也死了，嫂嫂也死了，全家都死光了。”
“他死了，你哭没哭?”我问。
“还在月子头，他就打我，我才没有哭。”
陈炳芝的第三个男人叫袁新历，俩人生了一个女儿，这是她的第六个孩子，也是最后一个孩子。
那个年代没有避孕这个说法，国家鼓励“人多力量大”。袁新历是个跛子，走路一瘸一拐，也靠打鱼赚点零钱。与张运成相比，这是一个堪称温柔的男人。小红回忆说“见他打过我妈”，陈炳芝却断然否认这一点。
在一起没几年，袁新历就得癌症死了，这时候陈炳芝四十出头，在粮站搬运重物养活五个孩子。生活当然仍旧是惨淡的，几个孩子都没有正经衣服穿，一天基本只吃一顿，就是把一点点蔬菜煮进稀饭里。
“那时候娃儿腿裤儿(里面有棉花或者衬裤的裤子)都没穿过一条，布鞋都没穿过一双。”妇女主任郭六孃看不下眼，给政府部门反映陈炳芝的困境，在别人捐助的衣物中分了一点给她的孩子。
这个残破家庭的所有孩子，都是自顾自长大的。小红说，父母从来没有教过她女孩该如何保护自己;二儿子小理翻遍记忆，也找不到任何一道“属于妈妈的菜”——在他的记忆中，童年就是自己带着幼小的弟弟、妹妹，给他们做饭吃。吃得最多的是稀饭，里面放了苏打粉，黏糊糊泛着绿色，时常连碟菜都没有。
最小的儿子小五也最不省心，他对父亲张运成——那个脾气刚烈的退伍军人——毫无印象，生下来才七天也不可能有印象，却把他的脾气遗传得别无二致。那些年在仙市，“小五”这个名字就意味着“能打架”。有次去瓦市看电影，有人占了他的位子，小五和人家打了一架;还有一次他看到有人偷吃别家的甘蔗，挽起袖子就把那人一顿打。这样的事情不知凡几，但陈炳芝从未为此数落过儿子。陈炳芝不觉得小五打架有什么错，她认定儿子就是“见不惯不公平的事”。
“我这辈子，打架都打伤(腻)了。”小五说自己十几岁的时候，和邻居罗聋子打牌，因为欠钱没给，罗聋子就出去到处跟人家说，正好被小五听见了，觉得伤了自尊。那天陈炳芝在家里，看见儿子冲进厨房拎着菜刀就往外跑，她吓得跟出去，就看见罗聋子一边的脸都被儿子砍掉下来了。
“脑壳上五刀，肩膀背上还有两刀，我看到血飙出来，才去自首的。”小五说起自己当年的鲁莽，记忆犹新。那时候陈炳芝在公社挑潲水，四处扯红苕藤，喂着几个肥猪。小五被公安抓走了，她只能把肥猪全部卖掉，凑齐了五六百块钱，拿去医院赔偿了人家。好说歹说，小五才被放回家。
“他后来当了兵之后，才好了很多。”陈炳芝从未从父母处得到任何教育，她自己也不知道如何管教小孩，只拼命赚钱喂饱他们，衣服破了帮他们补，小孩打架伤人，她也就一次次地掏空家底去赔偿。
如今的小五穿着交通辅警的制服，说话和气，满脸都是憨厚的笑容。当兵之前找不到工作，他就给邻居挑水，从湾湾那头挑到街上，几里路，一担水七八十斤，挑一趟五毛钱。
三
袁新历死后，陈炳芝开始尝试做小生意，煎胡豆、豌豆卖，一分钱一勺;卖凉水，一分钱一杯。她守在小学门口的黄葛树下，等放学的时候学生来买。
后来陈炳芝陆续做过各种小生意，她乐于投入，曾经托人花了两千多块买煎花生的机器，一天能卖出去十几、二十斤花生。“可惜现在没人要，只能当废铁卖几块钱。”她也买过绞肉机，一千多块钱买的最后三百多就卖了，还有绞糖机等各种机器。她还特别敢于尝试，但凡听到或者看到可以赚钱的小生意，就毫不犹豫去做。
做生意需要投入资金，镇上的人都靠民间借贷，彼此约定好利息、期限，便可放贷。陈炳芝在这点上极具魄力，她做生意的设备和本金全是借贷而来，只要约定了还钱期限，到期之后即使没有赚到钱，她也会从另外的邻居那里再拆借，多付利息也要履行承诺。这使得她的信用极高，邻居们都愿意借钱给她。
在仙市小学的钟老师心中，陈炳芝做生意敢想敢为，就是“仙市上的董明珠”;媒婆王大孃也把陈炳芝称为“仙市的女强人”。镇上的人都见识过她开猫儿店生意兴隆的“盛况”：茶馆的门敞开着，每个桌子面前都坐满了老头，他们挨着那些小姐，嬉笑放松，叶子烟的味道浓郁呛鼻。茶馆的门廊处，陈炳芝也支了一个摊子，卖些鱼线、渔网等渔具——她不会浪费任何能赚钱的可能性。
90岁的陈炳芝身上，精于算计的女强人形象在打牌的时候就会表现得非常明显。“那是她唯一的娱乐活动。”二儿子小理说。菜市场附近的一个茶馆，坐满了乡镇赶来的中老年人。这种茶馆投入极低：简易的桌子，塑料板凳，几副麻将就行。陈炳芝显然受到了特殊的待遇，她是整个茶馆唯一坐木头靠椅的人，老板还给她特意垫上了棉垫。
陈炳芝坐在一群年龄比她小二十多岁的老头中间，身量瘦小，几乎有点小学生上桌的感觉。她身上穿着明显用于节假日的笔挺外套，白头发一丝不苟梳到脑后，用发夹钳住鬓间的碎发，甚至穿了双干净的黑布鞋。和趿着拖鞋、露出粗糙脚后跟，满不在乎的老头们相比，她的妆扮堪比女王。坐在对面那个浑身印满“Boss”花纹的老头今年也70 岁了，他是陈炳芝第二任丈夫张运成在和她结婚之前的孩子，陈炳芝一言不发，没有一点寒暄的意思。她只死死盯着桌上的纸牌。
这是一种只在沿滩乡下流行的纸牌游戏“猫儿牌”，一副牌去掉一对黑 8 和一对黑 9，保留 2 到 7，再加上四张K，也就是所谓的“金”，一共三十二张，四个人打。打法有点类似于比大小，到三轮后才可以“拖金”，就是出的牌大过于其他家再加上手头的K，就可以直接赢钱。当然最后出的“接牌”也很重要，就是如果手头只剩下两张，一张大过其他家，一张是 K，那也可以稳赢。
老头们嘻嘻哈哈、东拉西扯、出牌随意，陈炳芝目光锐利，戴着手表的手腕不管不顾地在牌桌上翻动，她终于忍不住跟“Boss”花纹老头说：“你是头家，前面出过一条‘金’，肯定还有三条‘金’在外面，你明明有一对，就应该尽量出一对噻!出个这么小的单牌，让他逮住机会拖了三条‘金’，你咋子这样不讲究，不然我们输不了这么多……”
那一刻，好像有另外一个人从她那个弱小的皮囊里钻出来，那是一个经验丰富、察觉一切的猎人，随时可以在变幻莫测的牌局中运筹帷幄。
陈炳芝的茶馆几易其址，最早位于仙市镇汽车站旁边，守着通往自贡市区的公路，本地人和往来客流都可以截住。自从汽车站旁的菜市场搬到更里面一点的十字路口，这个位置才失去了最中心的地位，照相馆、副食商店和一家音响震耳欲聋的垃圾回收站如今取而代之。
兼营猫儿店之后，陈炳芝秉承着成本最小化的原则，除了最初开茶馆就有的黑白电视机之外，并不添置任何固定资产，连床铺都是用竹子砍的——把竹子劈成四爿，排排摆在一起做床板，下面用板凳缠好做床脚，再铺上棉絮，这样一做就是七八张床。
“不像别家都买的是席梦思。我这里的女人尽是四五十岁，一个个很丑的。收费十五块的我就抽两块，二十块就抽五块。最年轻的也就是三十块。做得到，就抽点钱;做不到，就不收钱。不管有没有生意，我都要管她们的一日三餐。”陈炳芝说，她的茶馆都是收留“别人不要的”小姐，仙市上的很多人至今记得那些女人的粗腰和拙劣的腮红颜色。
“比如‘姚排骨’没有奶(乳房)，别个嫖客都嫌，她赚不到钱。可是她要吃饭啊，至少在我这里还可以帮补她点伙食。我说我不抽你的钱，你来吧。我这个人心善，看到人家难过，钱都不要她的。都要吃饭嘛。”陈炳芝回忆说。
在陈炳芝的描述中，她更像是一个“场所提供者”，多过于是一个“组织经营者”。小姐不愿意去打针，她也不会强迫她们;小姐喝酒惹事，她也管不到她们。20世纪 90年代生意兴旺的时候，最多有七八个小姐在陈炳芝的茶馆里讨生活。也有政府部门(防疫或者其他什么机构，陈炳芝记不得了)一年会给她们发两三百块钱，还免费发避孕套。隔一段时间来查一下小姐有没有性病，有病就给她们打针。
90岁老人的记忆有时候并不太靠得住，陈炳芝声称她早就不记得那些女人的名字和事情，叙说的过程中她时常就摆摆手，“记不到咯，记不到咯”。不过有时候个别细节又灵光一现，比如一个叫小梁的，个子也高，头发浓密，“屁股登登的”，很勤奋地做生意，一天接二十来个人，再加上有时候包夜的一两百(“我也只抽十块钱”)，可以赚到四五百。赚到了钱之后，她就在自贡买了门面和房子，然后很快就金盆洗手去做包租婆了。
也有完全不会做计划的小姐，比如那个做了几天就跑了的“新疆姑娘”。“新疆姑娘”是个绰号，她的真实姓名无人知晓，人们都说她是从新疆被拐卖过来嫁人的，实际是哪个地方的人，任谁也不知道。刚来仙市镇的时候她才十几岁，长得就像外省人，鼻子很尖，个子不高，身材一般。她跟着一个所谓的“干妈”在卡拉OK 做皮肉生意，赚到的钱都交给那个干妈。后来年纪渐长，就到了陈炳芝的茶馆继续做。
新疆姑娘脾气不好，喝多了酒就开始闹。陈炳芝觉得新疆姑娘看着就像是傻的，因为她连钱都不会认，十块和一百块分不清。她看到一个人觉得很亲热，就抱着人家亲嘴。“我说你不要对我恁亲热。我帮不到你。”
陈炳芝有一次跟她说，你为什么不让派出所送你回老家呢?她回答说派出所也没办法——她太小离开家，压根就说不清家里的位置，没上过户口，更没有身份证。
2022 年 3月的一个周末，新疆姑娘路过“渔夫人家”，拖出张板凳坐在门口，喝了两瓶啤酒，又和别人要烟抽，有一搭没一搭地和陈婆婆聊着天。那也是新疆姑娘第一次跟陈炳芝提到自己的身世，她现在的男人姓赖，“他骂我卖×，但他自己又打牌又好色，我手头好不容易攒了一千块钱，都被他拿去输了”。
陈炳芝说：“前些日子我生病你都不来看我。你有个装娃儿的背篼在我这里放了两年，你不来拿，我要是死了，娃儿伙可能就拿去丢了。”新疆姑娘说：“那就不要咯。”
坐了一个多钟头，陈炳芝开始赶她走：“你快走，我这里出了名的。一会儿派出所看到，又说我在做生意。”
新疆姑娘摆摆手，摇摇晃晃回家去，陈炳芝目送她的背影，就像无数次目送其他人离开一样。
过了几天，就有人顺口告诉陈婆婆，那天喝了点酒的新疆姑娘打算横穿高速公路——她家住在姚坝新湾，绕着走很远——她冒险穿这条捷径看来不是一次两次了。一辆小车把她撞到地上，车上的人下来刚打算去拉她，后面刹不住脚的一个大车又撞了过来。新疆姑娘头都给撞没了，只剩下两个脚杆。本来是她自己的错，不用赔钱，最后车主还是给了三万块。她留下了四个孩子：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早就送了人，一个女儿，还有两个小一点的儿子，由政府帮忙抚养。
陈炳芝到最后都不知道她到底叫什么名字，只知道两年前猫儿店生意关了之后，新疆姑娘说她也失业了两年，算起来今年应该是三十来岁。
“她在我那里也没干过几天，喝酒就骂人，有的嫖客和她对骂，她就拿刀挥来挥去。因为总闹事，(小)五儿还把她赶走过一回。”陈炳芝叹口气说，“死了也好。她这辈子，也造孽得很。”
四
每攒到一万块钱，陈炳芝就买下一间房子。她倒未必有什么高瞻远瞩的投资眼光，或许只是出于从小就居无定所的不安全感。随着古镇的开发，那些房子升了值，除了抱出去的张家老大，三个儿子每人都分到了一套，就连她现在的这间店面也是许给了大儿子的。“等我将来死了，就留给大儿媳。”
陈炳芝一辈子跟三个男人生了四个儿子、两个女儿——感谢老天爷，他们全都被养活了。邓家的两个儿子和她感情亲密一些。邓家老大从小跟着父母打鱼，十几岁交了女朋友就出去自立门户，凑些钱买了条渔船在河上讨生活。好不容易，他年纪大了，生活条件好转起来，就赶上古镇禁渔，两年前又得癌症死掉了。
邓家老二小理，被其他孩子公认是“妈妈最爱的一个”，2022 年也已经 62岁。据说陈炳芝唯独分给他两套房子，这个决定让其他孩子觉得“他就应该多照顾点妈妈”，尽管陈炳芝否认了这个传言。而小理自己觉得是因为他脾气好，老人家不免啰唆，他耐得下性子而已。他个头不高，身材敦实，说话的同时就能瞬间组织好脸上的笑容，不管外人说什么，都是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他指给我看河边的旧房子：“以前过的日子，说艰苦都不足够。”就像镇上大部分的子女，陈炳芝叮嘱的事情，他会照做，没有什么抱怨，却也没有特别地亲密。他离婚之后一直在努力寻找第二春，每天早上过来陈炳芝这里报到之后，就要立即回家洗衣服、做饭，伺候新交的女朋友和孩子。
早些年，小理一直都以开摩托车载客为生。2001 年 8月，一天晚上酒后送好朋友古华回家，到田湾那里瞥到条狗，鬼使神差就摔到旁边那条很小的河沟里。古华没什么大碍，小理不仅摔断了肋骨，手臂至今都弯不过来，手术过后的伤疤触目惊心。他因此被评了个残疾，现在一个月拿着两百多的低保。
陈炳芝和张运成生的大儿子被抱回张家养，因为父母都不在身边，他从小在外面流浪，自己养活自己。古镇有人说他学坏了，从仙市到火车站跟着人家做“撬杆儿”(小偷)。现在他就住在离陈炳芝不到一里地的仙市中学附近，据说他恨他妈，母子之间基本没有来往。
女儿小红的境遇在六个孩子中算是比较顺遂的，19岁和邻居家孩子结了婚，婚后生了个儿子。丈夫是做老师的，她在古镇开了个“红姐餐馆”，虽然经营惨淡，好在丈夫的工作稳定，儿子成年后也早早结婚生子，后来离了婚，又再结再生。
小儿子小五做辅警，每个月一两千块钱，媳妇一直在家，最近才去找工作。他的孩子生得晚，每月工资除了他自己要抽烟喝酒，还要供儿子上高中。小五每天早上上班，开着电瓶车“嗖”一下就从小店门口飞过去，母子二人也不打招呼。他说跟母亲一见面就吵，“说小声了，她听不见，大声了，她说我在吼她”。
90年代中期，随着最小的女儿远嫁泸州，陈炳芝的“人生任务”基本完成。虽然没了压力，她依然将猫儿店经营下去，谁都没想到，它会成为仙市镇维持得最久的卖淫场所。
她一生中只去过小女儿家一次。面对牢笼般的楼房，她百般不自在，不能敞开门窗通风，也不认识楼上楼下的邻居。早上六点，她就起床到附近的菜市场转，琢磨那里的母鸡多少钱一只，小菜多少钱一斤，烟多少钱一盒。后来回到仙市的时候，邻居笑她：“怎么弄回一大堆扫把?”因为泸州的扫把才三块钱，仙市要卖十块钱，她就带了一堆扫把放在门口卖，把路费赚了回来。
除了泸州，她没有踏足过其他城市，她人生后几十年的活动范围，就是从出门左转二十米的河边，到出门右转的电线杆，然后回到那间光线阴暗的小屋。精神利索的时候她会去看看附近的广场舞，为了省电，电视机一年也难得打开一次。
陈炳芝在第三任丈夫袁新历死后，再也没有跟过任何男人，或者说她原本对任何男人都没有什么指望，问她如果她的男人也出去嫖，她怎么办。她说：“看每个人咋个想，反正我觉得只要他把家庭照顾好，拿钱回来用，让家里有得吃有得穿就行。”
开茶馆的时候，牛贩子黄居光来帮忙将茶馆转型做猫儿店。“他卖了牛或者做生意赚了钱，也会时不时帮补我一点。而且他是一个特别喜欢讲道理的人，嘴巴很来得，一五一十地把事情跟你分析清楚。”
镇上的人都说黄居光是陈炳芝的情人，但她断然否认：“人家有婆娘的，不要去惹，闹起来很恼火。”没过几年，黄居光得了肺病死了，她原来想去看看，祭拜一下，最后也是作罢。“人家家里有大娘，我这样子去不太好。”
黄居光死后，陈炳芝再也没有找过帮手，始终自己一个人经营茶馆。
生命中的最后一个男人出现在她 80岁那年，只有在提起这段感情的时候，她的脸上会出现一丝温柔的表情，男人的名字也是张口就来：“他叫张明辉。”
张明辉是庙里的一个居士，比陈炳芝小十几岁，做完事喜欢来茶馆喝茶。他性格内向，是个老好人，哪个邻居屋顶的瓦漏了，跟他说一声他就爬上去帮忙，偶尔得包烟抽亦是欢喜。
张明辉有一身好力气，给庙里挑水，一百块钱一个月，后来用水量大，庙里就给他涨到了一百五十块。在陈炳芝漫长却乏味的感情生活中，张明辉是对她最体贴的一个。“他会把饭煮好，舀到桌子上放好，洗澡水、洗脚水都给你放好。”她停顿了一下说，“可惜就是没得钱。”
俩人好上刚一段时间，张明辉开始吐血，隔几天又吐。因为没有钱，就没去医院，后来转成了肺气肿。他有个儿子，就把他接回家去照顾。从那之后，陈炳芝再也没有见过他，等后来得到他儿子通知的时候，张明辉已经死了一段时间了。“他才62 岁，如果早点医，其实是医得好的，就是没得钱。”
张明辉死了，陈炳芝又重新过上了一个人的生活，每天摆摊、守摊、收摊，每周去自贡市里进一次货。小理要叫她一起生活，陈炳芝说：“我一个人生活惯了，算了吧。”
五
陈炳芝每天早上六点醒过来，撑到八点开店，小理有时候给她代买点油或者急需的生活用品，帮她清理头天的便桶，然后就要匆匆赶回去给女人孩子洗衣服、做饭。她坐在店里守着，卖点小东西出去，如果需要搬运重物，她也会拜托过路的行人帮一下忙。下午五六点，小红过来帮她收摊，遇到她打麻将赢了钱，她就让小红给自己买一袋苞谷粉。
一个人的生活如此安静，简单到连一只猫都容不下。隔壁养的母猫生了小猫，她只喜欢小的，不喜欢大的，因为“小的不乱跳桌子，也不会拖走吃的”。木质房子容易招老鼠，一到入夜，它们就会在房梁上肆意奔腾，这种时候她就会去借一下猫。那种对猫的喜欢当然也是有限的喜欢，她甚至不曾伸出过手抚摸一下猫，或是轻声呼唤它们——在她眼中，猫和猪、马、牛的作用本质上差不多，都算是家畜。
她每天都盼着天亮，也许就是单纯地沉迷于做事，从表面上看起来，她是一个连掏出一块钱都要哆嗦半天的人。去年开始，为了游客的方便，她的小卖柜上也开始立起微信支付的二维码，那其实是她长孙的。卖出去十块钱，她就往墙上的塑料袋里放入一颗大花生;卖出去一块钱，就放进去一颗小花生。到周末再根据花生的总数统一跟孙儿索要现金。
有天来了一个年轻女人——“我把她认错了，以为是我的幺女从泸州回来了。我问她，你回来了?她答应我说，啊我回来了。”——女人买烟，拿了一张一百块钱的，陈炳芝补她八十五。“那会儿我有个钱箱箱，里面有八百块钱，她跟我说，你把钱搁回去，我说要得嘛，结果后来钱箱里的钱全都不见了，手镯、两个戒指也被她摸走了。最后发现就连收的那一百块都是假钞。”
陈炳芝清醒过来，那个女人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隔壁老太婆说记得这个人，监控器也找出来这个人，二十来岁，圆脸的，牵着个八九岁的娃儿。陈炳芝却不知道自己为啥整个人都是迷迷糊糊的，完全不记得当时的具体状况。
后来陈炳芝承认，那会儿还干着猫儿店的生意：“年轻女娃儿说明天再来。我说要得，想着她长得漂亮，看她的意思，要来做个把儿生意也可以。等我醒过来才觉得，不对……”
那不是陈炳芝第一次上当受骗，毕竟年龄大了，她被假钞骗了无数次……这都还只是小小的损失。再后来陈炳芝把小五的房子给卖了，赚了十二万，给了小五七万，留下了五万。2016年，又凑齐了十二万借给了江平。
江平也是仙市本地人，比新河街的黄茜高一个年级。读书的时候在仙市中学并不起眼，后来摇身一变成了个包工头，开个车整天晃来晃去。不知道从哪天开始他也参与到放高利贷的行列当中，江平揽储能给出五分利(在民间借贷中，几分利就是月利率百分之几的意思，五分利就是月利率5%)，也就是一万块钱一个月能拿到五百块钱，比银行高出不少。也有些人着实在他手头赚到了不少的利息，比如小红，借出去十万，一年就能拿到六万块钱的利息。
于是那些年仙市有钱的人都争相把钱借给江平，住在陈炳芝对面的邻居，也就是黄二姐的前夫松伯也借给他八十万，就连卖猪肉的笑平都凑齐了二十万借给他。
陈炳芝借出去十二万，刚刚收到三个月的利息，江平就失踪了。
债主们去乡下找他，才知道他早就和老婆离了婚。那些钱被他赌博全部输掉，于是他又不停地借，企图翻盘，又输，又借，直到累积到五百万这个天文数字，实在还不起了，就四处躲藏。
他唯一剩下的一辆车被先找去要债的人当了，松伯气不过找人去打他，还倒赔了四十万医药费。他们也打不了官司，借出去的钱连个起码的借条都没有，而且他也没说他不还。
就这样，陈炳芝手头的一点养老的钱也泡汤了，她自己倒是显得无所谓的样子。“多聪明的人都被骗了，狗日的(江平)死没死都不知道，拿不回来还能咋子办?”
陈炳芝将手头的最后一套房子卖掉，几个孩子想把卖房所得的三十万分掉，小五说留着将来给妈妈住院、办后事。
一天三餐她自己煮给自己吃，因为“娃儿些吃得淡、吃得硬，我吃得咸、吃得耙”。偶尔隔壁“徐大姐餐馆”客人吃剩下的菜，她看着可惜，要过来也是一顿。对面酒厂扔掉一坨塑料袋，黄二姐跟她说是冰箱里放的猪儿粑，时间太久了，她也从垃圾桶里捡回来热一下，又是一顿。
她不记得什么“自然灾害”，但她记得年轻时吃过“白善泥”，把长在石头上的白色的颗颗锤下来，和着灰面烙粑粑，吃了以后便秘到都屙不出来屎。她大概因此一辈子都对食物匮乏有种不安全感，做生意就是为了要吃上一口饭。
偶尔她也会伤感起来，抱怨孩子们周末吃的好肉好菜也不给她端一点过来。这种时候多半她也要和自己强烈的自尊心作战，毕竟她独立了一辈子，没靠过男人，没靠过孩子。第一次动完手术，有天小红扶着她，慢慢走在回家的路上，遇到派出所的一位领导(后来知道是所长)亲切地问她多少岁了。她说：“快90岁了。”所长吃了一惊：“婆婆，等些天我去看你哈。”果然过了些日子，所长送来了二十斤米、一桶油，还有一根拐杖，前两样她舍不得吃拿去卖了，至于拐杖，她小心翼翼放到了一旁，够不着的时候宁可使用晾衣竿——她可不愿意用这根看上去就是拐杖的棍子。
“拿那个多让人笑。”她说，似乎完全忘记自己是一个刚动过手术，已经有点颤巍巍的老人。
六
直到 2019年，猫儿店依旧在营业。有个姓王的女人找到陈炳芝，她家住在瓦市那边的村里，四十几岁，老公生了病，有两个娃儿，上面还有个八十几岁的老婆婆。她是从很远的地方嫁过来的，和男的打工认识了就跟了过来，也是刚刚出来做，只收二十五块钱一次。“看着就很造孽。”
客人们都说她很温柔，无论说话还是做事都是个靠谱的人。
那个时候派出所已经开始严打，一开始他们就在门口骂：“喊你莫做了!赶紧走!”把小姐们都吓走了。陈炳芝也没太在意，以为还像原来那样只是做做样子。
那天早上六点多，门没关。陈炳芝还躺在靠大门的床上，姓王的女人和那个嫖客在里面的床上，突然，警察破门而入，据说是有邻居举报，就这样他们被抓了现行。
陈炳芝被判处管制两年，姓王的女人被派出所审问了一天，送到乡下去了解家里情况，发现她的情况确实很困难，就没有处罚她，但是需要随时听通知去派出所报到。
陈炳芝也需要每个月去派出所报到，和很多人一起开会，有的时候陈炳芝还会忍不住就哭起来:“早晓得这样赚不到什么钱，又怕小五的孩子受影响。”直到生病了才没有继续去报到开会，而猫儿店也就此彻底停摆，警察也不再上门来吼。
陈炳芝从来都不懂也不了解她的猫儿店“是否违法”。她只知道自己要吃饭，而且仙市也开了好几家，此前许多年没有人来找过她的麻烦，个别的领导问起她的情况，知道她靠这个养孩子，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她一辈子连报纸都不懂得看，又怎么会察觉到时代的变化，也不知道新上任的领导要狠抓狠打，不懂得新闻媒体上提到的“扫黄打非”，更不懂得“完成任务”这四个字的含义。
她的低保也因此被取消了。大儿子刚刚死的时候，陈炳芝去找过一回社区的罗主任，他说我帮你反映一下。后来他就跟小五转告说不行，你妈妈毕竟有几个孩子。
“他们就是针对我。”以陈炳芝的自尊，问了一回被拒绝了，也就不会再问第二回。
那一年什么都不太顺利，年底的时候武汉暴发疫情，即使整个仙市都没有出现过一例，古镇却封闭了一段时间，几个入口都有人把持，居民凭借出入证进出。
听到几个过路人闲聊疫情，她完全不懂，“以我这么大的岁数来说，只有猪瘟鸡瘟，没听过还有得人瘟的”。
陈炳芝一生都活在自己的螺蛳壳里面，她从不关心政治，只能认出自己的名字和简单的数字，除了自己那条街道上的老街坊，连多走出去两步距离的仙市老人都认不全。晚上收完摊偶尔打开电视看看电视剧，座机或者手机都没有一部，更别说像古镇的孃孃们去录那些抖音视频了。
偶尔，对门的黄二姐过来坐个几分钟，两人扯一点闲篇，这就是她新闻的主要来源。黄二姐给她说哪个国家又打赢了。她插嘴说打得赢啥子嘛，毛主席都解放几十年了，打得赢啥子嘛。她关心得更多的是听说米也涨了价，油也涨了点价。
陈炳芝的记忆库里面，只有“毛主席”，她并不知道现在的国家主席是哪个。她觉得现在的日子挺好的，因为过去“一个人造孽(可怜)就一辈子造孽(可怜)，没得一个月的一百多块钱的低保，而现在田土占了的，还拿养老保险给她。哪里又不好了嘛”?
她一天书都没读过，不懂什么叫作“文化大革命”(得说“文革”)，也不知道当年的“红卫兵”“造反派”，她没有听过周璇的《天涯歌女》，也不知道阮玲玉、邓丽君，她唯一耳熟能详的歌曲就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她只是凭借升斗小民的简单生活来感受大环境，一旦提起某些那个年代的专有名词，或者“批评”政府时，陈炳芝就会像那个年代的许多过来人一样，压低了嗓门。
唯一让她惴惴不安的，是从前衣服破了，补了就接着穿，现在随便一件衣服都比那会儿的好，却穿一件丢一件。而好好的饭菜，吃不完就那样倒了。“看着心痛，浪费太严重了。”她说。
2020年疫情肆虐的时候，政府号召大家打疫苗，瓦市的一个老姐妹，坐着车专门来接她，说打一针新冠的疫苗能得两百块钱的补贴。她没想到还有这么好的事情，完全不考虑自己快90 岁的身体有没有副作用，并且一直对此念念不忘，打完之后还盼着，直到听说第二针没有任何补贴了才作罢。
在人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病魔大概已经顾不上她了，她就连感冒发烧都不曾有过，就如同鸡公岭的一棵野草，风吹雨打都影响不了它的野蛮生长。如果说她有什么养生秘诀，那就是从不让自己闲下来。卖东西给别人的时候，她说话的声音都是生动而活泛的，即使没有生意，她也会挑出来一条围裙、一条裤子，一针一线慢慢缝制。
“你帮我一个忙行吗?”那天她小心翼翼地说，“娃儿们都说忙，没一个愿意帮。”她从床铺的最里面翻出一个掉漆的红木盒子，里面是各种黏糊糊的陈旧硬币，她想去银行换钱，又担心被银行的人嫌弃。
第二天当她拿到五十块钱的纸币的时候，整张脸都笑开了，她说这两年收入锐减，一个月能赚个几百块钱都算大钱。这间房子早就划给了大儿媳妇，每个月还需要向她额外支付房租。
不管怎么说，这半年她的生活似乎过得比之前更好，有一天不认识的一个游客非要给她两百块钱。“这是哪里来的菩萨哦。”她把纸币小心翼翼收藏到了红木盒子里，里面还有一张70 岁时领到的免费乘车证和一张旧身份证。
“你要啥子?”她突然站起来，走到门口的柜台前。一个期期艾艾的老头站在那里，躲躲闪闪的目光扫射进来，他穿着陈旧，一看就是久居乡下，没有和时代接轨的那种老年人。“你赶紧走，你走。”陈炳芝突然强硬起来，也不解释为什么，挥着手，如同对方是个讨厌之极的人。
“早都不做那种生意了……”看到老头走出去两步，还在恋恋不舍地回头看看，陈炳芝嘟嘟哝哝地抱怨说，“哪个不晓得我这里出了名的……”又伸出手来摆摆，“你快点走，你走。”
坐下来又歇了一会儿，一如之前每天那样，她都要自我总结一下：“今天又只卖出去一包烟，一下雨，冰棍一支都没有卖出去，还有那个玩具不好卖，人家宁可去陈家祠那边的广场去买，回头再也不进了。”这一天是周末，门口一共过去了十个游客，其中有两个去对面酒厂打了瓶酒，其他的人都只是匆忙地经过了而已。天很快就黑了，有的时候躺在床上，听见房间里窸窸窣窣的动静，她一点都不害怕。不管怎么说，只要不是冬天，日子都比较好过一些。这间房子没有空调或者暖气，每年一月份的时候四面漏风，只能用三床旧棉絮压在身上保暖，晚上睡觉就会被压得喘不过气。
她也有自己夜晚的小快乐，比如，头天晚上做梦看到死人，和死人摆龙门阵，拉屎在茅房，或者看到红色的东西，她早上起来就喜滋滋的。果然当天生意就会好一点，烟都多卖两盒。
“拉卡拉到账，五元钱。”——这就是 90 岁这一年她认为的“人生意义”。
七
2022 年 4 月 16日，因为胆道感染，她再一次入院治疗。这一次和四个月之前的手术大同小异，并不是什么大手术，她购买过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报销了八千多，只需要再支付四千多块钱。然而她对整个过程稀里糊涂的，只知道把手指上的金戒指，耳朵上的金耳环都委托孩子们卖了，大概一万多块钱，她手上抓着一把单据，嘟囔着“我又不认字”。
1 月和 4 月的这两场手术，把“陈炳芝”彻底地打成了“陈婆婆”。她如今苍老、衰弱、无助，一无所有。
作为古镇年龄最大的女性，陈婆婆很有可能随时离开这个世界。在镇上，几乎所有的老人都信奉土葬，认为保持躯体的完整，才能保持灵魂的完整。他们离开之后，子孙后辈也往往要通过“做道场”来表达对亲人的不舍和孝顺，否则就会被邻居朋友们数落，某种程度上，那些仪式复杂的道场几乎就是做给活着的人看的。
她一直觉得活人比死人更重要，“人死了和猪儿狗儿有啥区别，人家战场上战死的不也没有埋的?所以哪天走了就走了，烧成灰，装进坛子里扔河里就行了”。
她是如此透彻，却又活得如此具体。2019年沿滩开庭审理她的案件那天，两个法警站在陈婆婆两旁，几个子女就坐在旁听席。审判长刚喊出一声“开庭”，陈婆婆就晕了过去，后来她跟小理提起此事：
“丢死个人，简直感觉像很多年以前的地主审判……”陈婆婆因为“组织卖淫嫖娼”被判决了两年监外执行，罚款三千元。
“知道她的气性很大，我们几个子女就和法官说好，把这钱分摊了，也没有告诉她。”小理说。此后每个月，作为判决的结果之一，他都需要替陈婆婆填写一份“深刻”的思想认识报告交给检察院，表达她改过从新的态度。“还好，两年很快就到了。”
我就是这个时候认识陈婆婆的，好几个邻居都很不以为然地和我说，“她有钱得很，好几套房子”“不要可怜她，她比哪个都更有钱”。他们对于陈婆婆的评价比较极端。大概他们并不觉得，在这一个人人收入都不怎么样的地方，这样一个瘦弱的老太婆需要什么特殊的照顾，或者换种说法，这样一个有那么多儿孙环绕的老太婆，需要外人的什么照顾?
在她的少女时代，有天晚上在蚊帐上发现一条菜花蛇，她吓得连连作揖，“你走吧走吧，莫要来找我”，从此她生命中再也没能出现任何与众不同的东西。
那段时间我时常去看她，每次都买瓶水，买些小吃冰棍，于是从不相信什么“人生启示”的她居然想起来：“早就有人算过，我老了以后会出现贵人。”有个周末我比往常的时间去得更晚，她居然在半边街的坡底下望着，细微的身影弯成了一个圆点。
她没有任何信仰，尽管整个古镇最崇拜信奉的观世音菩萨供在离她咫尺之遥的河边。每年菩萨的三个重要日子(诞辰、成道、出家)，河边的善男信女络绎不绝，几乎整个仙市镇的信徒们都会经过陈婆婆的屋前，赶去那里为菩萨进香烧纸钱。陈婆婆却一次都没有去过，她只是记得那会儿庙子里面(南华宫)，正堂都不止这些菩萨，都被造反派销毁了的，打烂了扔了。现在的菩萨都是后来做的，“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些菩萨了”。
这一年的 3 月 21日是观世音菩萨的生日，也是镇上孃孃们的大日子。据说乡政府还是哪个政府部门看不惯河边那里长年香火过于旺盛，年前出钱，让镇上的傻子陈二娃把那里给推了……不料善男信女们很快又悄悄把菩萨请了回来，甚至还有一个聋子孃孃义务在那里守护着，进香磕头的人群依旧络绎不绝。
陈婆婆对此甚为不满：“那些人和文革时候的造反派比起来有啥区别……”她摇摇头，“你相信就相信嘛，不相信就算了，何必做这些讨人嫌的事情?想做啥子就做啥子。农民哪有这么大的权力，多半是政府、派出所才会做这种讨嫌的事，依我说，(他们就是)换汤不换药……”
除此之外，她真的就像镇上大部分的女性，只把眼光和精力注意到最微小的和自身相关的事情了。然而人生真的没有什么欲望了吗?她和熟人打招呼，最关心就是对方吃过了没有，吃的是什么。有一次听我提起镇上的羊肉汤，她后来忍不住抓住我的手说，晚上馋到睡不着：“汤啊，煮过新鲜羊肉的汤啊……”提起小炒猪肝的做法，她也是津津乐道：“把猪肝裹一点点豆粉，放葱、姜、蒜、辣椒、花椒、郫县豆瓣，一定要记得放一点料酒去腥味，爆炒一下赶紧捞起来，又香又辣又入味……”
手术过后，她反而把自己的饮食调整成了一天四顿，一两左右的米饭，配一份干胡豆就可以，或是一份辣椒拌皮蛋，一小碟红辣椒拌青海椒也可以……按照医嘱，她那个悬挂在腰间的胆汁引流袋要一直挂到死，她再也不能吃那些油腻的食物了。可她似乎完全没有什么禁忌——奉劝各位最好不要观察她吃饭的模样。她会缓慢而又郑重地把一块兔肉塞进嘴里，下嘴唇赶紧跟着向外兜一点，再慢慢咀嚼，眼睛眯缝起来，脸部的皱纹都在发力，这世间的美味啊——似乎她生命力的来源都在手中那小小的饭碗里了。
前些天陈婆婆问女儿今年多少岁，她说 57 岁了。这把陈婆婆吓了一跳，在她越来越衰弱的记忆中，女儿好像还应该是个年轻人，“人家都说她，小时候你妈妈拖起你，你才造孽哦，你妈妈去挑鱼哦，你跟着撵哦，拉你转来，你又朝坡上爬，拉你转来，你又朝坡上爬，憋得没办法，只好把你在肩膀上挑起，跟着一起走”。她认为大概是听了这些话，女儿这些年和她才愈发走得近了些。
她并不像大部分的老人，喜欢沉潜于往事之中，提起那些过往的买卖，她像个真正的生意人一样理智、客观。“我认识的那些老头，就是那些嫖客，死都死完了咯。小姐也死了很多个。”她掰着手指头说，“有个叫王丽的，身体很好，又高又胖，想着自己长得不好看赚不到啥钱，就开个场子请人管，她整天去打麻将，一来一去欠了不少钱。她在市里借了高利贷，回家的时候，家里人听说她借钱的事就骂她，一时想不通就上吊了……她还不到30 岁。还有一个叫作李梅的，40岁左右，也不晓得是得了病还是啥原因，下面大出血死了，还有得病死了的姚排骨，出车祸的新疆姑娘……”
那个猫儿店或多或少应该是她一生最深的烙印。“沿滩桥洞里都有七家，自贡波密湾还少了啊?到处都是，但都没得我们这里管得紧。我听嫖客说满世界都有，这里变成了古镇，就不让做了……”她最接受不了的就是这个，“为啥子别个可以做，我就做不得?”
因为在派出所被教育时，被指着鼻子吼来吼去，陈婆婆压根不敢提出心里的这个疑问，只是一直哭……她这一生，当众丢脸，就是那一次。而2022 年 1月份，她人生当中第一次发病住院，就是因为又急又气，倒在了派出所里。她这一生是否为做过的这件事情有过反思?她很倔强地不肯正面回应，两只手把一张草纸拧成了麻花。“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会有这样一天。”她说，一只眼睛又习惯性地分泌出泪水。
前两年路过青岩洞的时候，有个算命的人跟陈婆婆说：“老人家，你最少能活到 96 岁。”她走了几步又找了一个算命先生，这位说“你能活到104岁”。说到这里时她难得嗓门提高，眼睛弯成一条缝的时候。她一生中曾经有过幸福的时刻吗?她说并没有，“都差不多，都造孽”。但是这次因为生病住院，“第一次躺着不用干活，吃得还比原来好一点点。这就已经活够本了”。
这一辈子她送走了父母亲、四个老公、兄弟姐妹，甚至自己的儿子。除了第二个男人，没有为任何人建过坟墓，送上过山，同时代的人当中只剩下一个妹妹还活着。2021年妹夫去世，她大老远找到富顺县的小溪庙，四处向人打听“陈炳芬”。她和妹妹见面的时候，彼此压根就认不出来了：“这么多年大家都各顾各，哪里有时间见面?”
端午节到了，路过“红姐饭店”，陈婆婆和她的一大家子人在一起吃饭，完全没有长辈的那种威严和“啰唆”，不给孙辈们搛菜，也不需要他们给她搛菜，她一言不发，默默地吃完一小碗饭就着急着回去看摊子——干脆、利落得仿佛是这个家的过客。
最近这一年，尤其生病手术以来，医院开的消炎药有副作用，会不断拉肚子，她的夜晚被分割成无数碎片，梦境也接踵而来。过去的故人频密地出现在陈婆婆的梦里——指导她生孩子的冯大孃、捏着小额钞票的嫖客、被癌症带走的大儿子……陈婆婆甚至还梦到过鬼魂来索命，可她一点都不怕，和它们激烈地对打，力气不够的时候，陈婆婆就喊人来，合力掐住鬼魂的脖子，直至胜利着笑醒。
她从来没有梦到过自己的母亲，早在七十年前，毛淑芬在走之前跟她说：“你这辈子太不容易了，我走了也不会找你的，你好好活着。”
妈妈的话似乎成了她和这世界不可废弃的“盐约”，她一辈子都在拼命，让自己和家人好好活着，为此，她在梦里都不能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