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七年前的事了。那天，我听说七十六岁的中国音协名誉主席吕骥来长沙了。他是来参加一九八五年的湖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我想采访他，打电话联系，他说日程安排满了，只能在七月六日的中午两点钟左右跟我聊上半个钟头。半个钟头就半个钟头，采访就这样开门见山。
“现在的轻音乐演唱会上，‘一般化’的‘流行调’比较多，您认为如何?”
“我看不值得称赞。艺术作品至少要有自己的特点。如果没有了特点，不就是‘通用粮票’了么?音乐也应该是这样。现在有些人搞音乐，本末倒置，他们不重视音乐本身，只追求音乐以外的五光十色的灯光，辉煌阔绰的布景，奇形怪状的服装，有人还穿那种紧、透、露的服装，加上过分夸张的动作。如果把这些东西丢掉，让他们唱一首怎么样?真正有特色的音乐，是不靠这些东西的。比如原来的广东民间音乐不是很朴素么?我还记得湘西吉首的‘打家伙’(即打溜子)，就靠那么几样打击乐器表现生活形象，很有点描写音乐的味道。如《八哥洗澡》就非常生动。”
“目前健康优美而具有民族特点的轻音乐作品不多，除了您在七月一日的《人民日报》第七版上的文章所说‘还没有获得多数人的正确理解’外，还有一些什么原因?”
“原因很多。主要是重视不够，引导不够。有些人不但不注意发掘我们民族的音乐宝藏，而且说什么要把当今世界上各种青年生活方式介绍进来。他们就不愿意分析一下，外国各种光怪陆离的生活方式，究竟是怎样一种生活方式。我曾看过一个叫‘威猛乐团’的演出，那种乐团所表现的生活方式，果真是西方进步青年的生活方式么?难道不是西方腐朽的生活方式么?港台有一种所谓‘时代曲’，又叫流行曲，它们所反映的是我们人民的时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几个发精神病式的人声嘶力竭地喊唱呢?又有多少人愿意听那种扭捏作态的病态的呻吟式的歌唱呢?”
“您所指的是哪一类音乐?”
“港台酒吧间那种歌曲音乐。现在很多地方都是这一类。长沙怎么样?”
“确实，来长沙演出的轻音乐团，演唱的也大都是这一类。乐团名称不同，节目却是一套。”
“他们就不想想，就是西方，也不是只有一种轻音乐，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迪斯科音乐。人们的喜好是多种多样的。”
“目前有一些青年音乐家羞于投身到民族音乐事业中去，认为它陈旧。”
“音乐不管陈也好，新也好，主要看它所表现的精神，所起的作用本身是否有价值。比如国画的技法，你说它陈旧?屈原的诗，李白的诗，你说它陈旧?《红楼梦》也看了一两百年了，现在外国还在翻译。日本、欧洲、美洲、澳洲都有人到北京、上海学古琴，学二胡，学琵琶，你说它陈旧，外国人却要学，他们说中国音乐很深，很丰富。我说，中国音乐一点也不陈旧。问题是有些人有成见。在他们眼里，外国人现代的东西就是好的。他们不要贝多芬，不要巴赫，只要一点刺激性，这很难说不是一种精神空虚的表现。”
“关于轻音乐，还有人认为，重要的不是民族化的问题，而是创作、演唱、乐器抓紧现代化的问题。”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你创作的真正是新的，就行。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思想情趣，健康优美，就行。关键是这个‘现代化’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不有利?比如创作，清一色的爱情歌曲行吗?年轻人也不是整天讲爱情。除了爱情，还要讲理想、道德、前途、进步、修养、纪律。他们不是到了娱乐时，就只讲爱情，别的什么都不要了。至于乐器，你也不能说古代的都不好。比如七弦琴，殷商时代就有了，你现在弹一弹，听一听，也是很优美的——如果你不用听迪斯科的耳朵去听。当然，音乐创作，应该根据生活、人民和时代的需要。民族的现实生活音调，是音乐风格的核心。不管你是西洋式的，中国式的，能表现人民生活情绪就行。比如《抗大校歌》，我就是根据当时红军抗日的英勇精神谱的曲，它主要表现一种雄壮豪迈的战斗气概。不然，你就只能创作一些无根之音，更谈不上什么音乐风格。”
最后，吕骥还谈到音乐要纯朴，纯朴才有力，才能打动人。比如黑人歌曲《老人河》，贝多芬的《欢乐颂》，我们的河北民歌《小白菜》，他说着情不自禁地哼给我听，“小白菜呀，地里黄呀;三两岁呀，没了娘呀……”正唱着，省音协的同志敲门而入，我也就只好告辞了。
刘元印
翻开陈旧的采访本，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号，去湖南省展览馆观看了刘元印树根卵石造型艺术展。本想找刘元印谈谈后，再写一篇观后感的，但他忙得很，没约好时间。事后，再一想，不谈也可吧。观后感就是观后感，不是谈后感。
我不知道刘元印艺术创作的经历，不知他是从东方开始逐渐西方再从西方回到东方，还是从西方开始又回到东方，或者处于两者之间左顾右盼踌躇不定?不过，有一点很明显，无论从主题看，还是从表现形式看，他的造型艺术都是中西结合式的。不然，他就不会有《掷铁饼者》和《思想者》，就不会有《后羿射日》和《不肯过江东》等作品了。而他用铝壶嘴和喷雾器把手拼成的鹅，则更像西方达达派“现成品”艺术家，通过“选择”，把工业品提到了艺术的高度。在这里，观察就是一切，发现就是一切。选择是否高明，成了评价树根卵石造型艺术的标准。而选择的重要性又不在于作品本身，而是在于它的标题。有了一个内涵丰富的标题，就能使人们从新的角度去看那些奇形怪状的树根卵石，从而使得它们本身所具有的实质意义在那丧失殆尽的同时却又获得了新的内涵。若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想我们可以说，树根卵石的造型艺术就是一种标题艺术。
刘元印作品的标题大都是写实性的。如《老师：您好》《非洲风情》《黛玉葬花》。这些写实性的标题确定了作品的具体含义，使作品从面的扩张、线的延伸、球的圆满走向历史和现实的形象。这样一来，虽形象了，却也限制了作品的多元性的象征意味。处于似与不似之间是树根卵石造型的特点，这样的作品若加上一个写实性的标题，多多少少是要冒那么一点风险的：像不像?可是，你若根据标题，尤其是写实性的标题，用“商量”余地不多的树根或者卵石来造型，又很难塑造出极其逼真的形象来，搞不好反倒会给人牵强附会的感觉。我这是不是杞人忧天?
树根卵石造型艺术，似乎应该多从稚拙自然而然地引向万象，从至简引向无穷，而要取得这种效果，就要设法使那形象进一步地得到简化，使那标题进一步地走向虚化，简到那个恰到好处，虚到那个恰到好处。因此，我的感觉是：真正能够表现出刘元印艺术力量的，恐怕还是他那些以动物，尤其是以马为主题的造型作品。虽然，有时他也把马的主题同一些人们熟悉的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结合起来，给予一个很实的标题，但正因为人们熟悉，也就能调动联想，运用知识，进行补充，这样也就使作品从精神到形式都是一种野趣的融合，尤其是传统和现代的融合，且潜藏着抽象的意味。这样，你看那些马，不论你看多久，都会始终保持着对实物的距离感，直到你离开了展览馆，那些天然散乱的根须所构成的飘逸马鬃，仍会在你眼前飘拂。于是，这样的形象里面，也就蕴含了更多的诗情以及更多的细微感受。
翻看当年的所记所录，想想时间一眨眼近四十年过去了，如今中西艺术的融合也早已是另番风景，真的可谓“换了人间”。
流沙河
听着闵惠芬拉的《春吟》，看着窗外秋天的树木，心里不禁这样感叹：
日子过得好快呀
树叶又在凋落了
我喜欢冬天
又害怕冬天
这就像我喜欢什么
同时又在避开什么
我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在看见他物的同时
我的眼睛还看见什么
我在看见自己的同时
我的眼睛又看见什么
看见什么，真的很多。想见什么，那就更多。比如流沙河先生，逝去已近一年了。一年，一眨眼，也就过去了。想起离开《书屋》的时候，那是二○○一年，流沙河先生送我一对联：“读书归小屋，玩月弄扁舟。”很多时候真的是你只能够“归小屋”，也只能够“弄扁舟”的。
那么，好吧，“归小屋”就“归小屋”吧，“弄扁舟”就“弄扁舟”吧。当时，我对我自己，说了这么一段话：
如果运气好的话
我会再活二十年
或者三十年
或者更多一些年
那么，我在这些年里
也许还会有点能力
再做一点有味的事情
不然，就只能满足现状
看着日历随风翻过
麻木不仁地耗费时光
为自己而感到心伤
谁又愿为自己心伤?即使只能“归小屋”，我也不愿的，何况还可“弄扁舟”呢?于是，我就写了《刀俎》，接着又是《性比天高》《无法安宁》《老先生》《一个人在书房里》，等等，等等。当然，还做了一些别的，使自己能活得真实，使自己能活得充实。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就是这样的境况吧。
那么，流沙河先生呢?当然还是那一只蟋蟀。无论他在什么地方，他都还是那一只蟋蟀，还是那样满怀理想，“钢翅响拍着金风”，在《豳风》的《七月》里唱，在《唐风》的《蟋蟀》里唱，在《古诗十九首》里唱，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在姜夔的词里唱，在深山的驿道边唱，在长城的烽火台上唱，在旅馆的天井中唱，在战场的野草间唱，在台北的一条巷子里唱，在四川的一个乡村里唱，在你的窗外唱，在我的窗外唱，在你的记忆里唱，在我的记忆里唱。理想使他微笑地观察生活，理想使他倔强地反抗命运，理想使他忘记鬓发早白，理想使他头白仍然天真。理想使他的理想抽芽，榆杨一片浓阴。理想使他的理想开花，桃李结出甜果。理想让他骑上理想之马，挥鞭起程，永在路上。路上春色正好，天上太阳正晴。
尤凤伟
尤凤伟是个日常的人，这是我对他的印象。
读过他的小说《石门夜话》，两个字：佩服。
一九九五年，我曾选编过一套《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争鸣书系》，里面就收有他的小说。
与他见过一次面，那是二○○六年，在青岛，参加一次座谈会，谈的是一本新出的书《藏獒：在都市中嚎叫》。这书是湖南出版集团“兄弟文化”出版的，是一本网络文学争鸣的合集，网友们所讨论的是杨志军创作的那本《藏獒》与城市文化的某些关系。
尤凤伟说这本书：“形式上有趣，另类，在全国少见，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能看出这本书的意义所在。”尤凤伟还认为，现在很多正式的文学批评座谈会存在一个弊端，批评不能深入，附加的东西太多。他说他曾经参加过一个上海的文学批评会，他当时就不客气地说，文学批评不改变的话很难有提高。社会演变让人群的分化越来越大，有发言权的人大多在上层，与底层社会越来越隔阂。作家拉赞助为自己造势也是批评界心知肚明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尽管网络平台有不足不够的地方，但它的优势也是无可比拟的，那就是大家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网友大部分是普通人，他们对生活对社会非常清楚，大家互不相识，没有朋友关系的忌讳，这种批评的价值在于真实。他还开玩笑，说“这本书是个开头，接下来我想很多出版社会群起效仿，也许那个时候很多专业批评家就没有工作了”。
我还记得有个学生，约摸十四五岁的样子，向嘉宾提了一个问题，如何看待流行的“韩剧”。尤凤伟说他喜欢看，现在他就在看韩剧《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一天晚上看三集，看到十二点。尤凤伟认为有些韩剧对生活的表现非常细腻，家长里短的那些事与中国也没有两样。与中国的电视剧相对比，尤凤伟觉得《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这类韩剧表现生活更加真实。他说：“我们的《空镜子》里有个老太太，她的表演非常放松。《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里也有个老太太，而她却是真正的放松，没有表演的痕迹，完全就是一个家里的老太太。”
尤凤伟说得好。他说出了我们的诸多感受。
陈云章
三贵街是长沙一条狭窄的小街，至少现在是这样。
陈云章，字思默，乃一新交老友也，似一都市老狐也，钟叔河先生热情介绍的。
为何称老狐?一是其年龄：生于一九一一年。二是其衔头：湖南文史馆名誉馆长也。三是其经历：曾为湖南和平起义做出极为重要的贡献。人生故事颇为传奇，现在依旧谈笑风生。
叔河先生邀我去，拜访老先生，观其天倪庐，是因其宅曾经是时务学堂之故址。
进门一直往前走，便见一面墙，四块碑刻成一线，整齐嵌入在墙上。首先看见的就是梁启超手书的“时务学堂故址”，接着便是李淑一父亲李肖聃题记，然后李况松的跋，然后就是思默先生自己所写的补记了。
有关时务学堂的情况，我想不须多说的。诸多报刊和书籍均有详细的记载。学堂创办于一八九七年，比起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还要出生早一年，资格不可谓不老。学堂总理熊希龄辛亥革命成功后曾任民国的总理，人物不可谓不大。还有梁启超，还有谭嗣同，还有唐才常，还有黄遵宪，这些晚清的变法人物，都是这个学堂的老师。这个学堂的学生中，有反袁护法的将军蔡锷，有语言学家杨树达，有重工业家范旭东……只要听听这些名字，便知学堂怎么样。就是这样一个学堂，恰恰因其影响巨大，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寿命自然也就不长。有人说是办了一年。有人说是办了两年。据梁启超先生自己说，他只干了六个月。可谓昙花一现也。一现的昙花是异常美丽的，其香也是源远流长。湘楚自有屈原、贾谊奠定湘楚文化的基础，近代湖南时务学堂所宣扬的维新思想，所开展的变法运动，自是对其文化传统又一次地发扬光大。所以，启超先生说：“新旧之哄，起于湘而波动于京师。”所以，启超先生说：“十八行省中，湖南人气最可用。”所以，启超先生说：“予在时务学堂虽仅半年，所得高材生甚多。自我亡命赴日，一班四十人有十一人随我俱去。后唐先生才常在汉口实行革命，十一人中死难八人!”所以，一九二二年，启超先生应邀返湘，重游故址，睹物思人，潸然泪下。当时，学堂已成旅馆，被一言姓老板买下。老板立即笔墨伺候，求了“时务学堂故址”这幅珍贵的墨宝。
后来是抗战，言老板携这幅墨宝举家回到老家湘潭，躲过长沙文夕大火。抗战胜利后，思默先生实业救国，办学校，做生意，创建中原建筑公司，买下时务学堂故址。言老板死后，思默先生又设法寻到言老板之子，用米四十担，购得此墨宝，幻想能有那么一天恢复重建时务学堂。此后，是解放，思默先生被国家调任水利部参事，后又调任至南京，经过各种各样运动居然平安回到湖南，被省政府聘为参事，调任湖南大学教授。回到湖南后，他将此墨宝存入湖大图书馆。正是这一小动作，又使墨宝躲过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劫。总之，此后，此墨宝，虽然又经许多曲折，最后还是失而复得，完好回到他的手中。
居然也像一老狐。
思默先生对我说，他正在为恢复重建时务学堂做出努力，而且目前已有消息：市政府在征求意见，打算将其恢复之后，使其成为古城长沙一个文化交流中心。市政府的这个想法无疑是极智慧的。长沙相对北京、上海以及广州、深圳来说，要想成为国际都市，确实还有很大距离，但它是历史文化名城，却是一个眼前的现实。湖南时务学堂的重建能使它更加名副其实。但愿这个重建的消息，能更快地成为现实。
朱 纯
钟叔河先生的夫人朱纯走了。钟先生很难过，我也是，很难过。
一直想为她写一点什么，却又一直没有写。为什么?说不出。
有些事，不是想说就能说的，就能说得出来的。有些人，也是的。朱纯就是这样的人。
这样说，不是说，朱纯是很复杂的，复杂得我无法说。不是的，朱纯恰恰很单纯，至少在我看来单纯，我能感到她的单纯，正是因为她的单纯，单纯得我说不出。
我是叫她朱纯的。虽然我是五十多岁，虽然她已七十多岁，想想我与她的认识，那时，还只四十多岁，即使是如此，我还是叫她朱纯的。
我叫她朱纯，她总应一声，应得很自然，笑得也自然，一点都不隔。
这就是朱纯。一个能够让我放松，让我随意，让我感到亲近的人。
朱纯是很安静的，我跟她接触，我也变安静。
朱纯是很乐观的，即使得癌症，她也很乐观。看见她，我就想，我的母亲若能这样，是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朱纯得了癌症时，我也问过她，她说不要紧。
每次见到她，我总想问她，问她怎么样，然而，每次话到嘴边，想想，还是打住了。
她说不要紧，就是不要紧。
又有什么要紧的呢?是啊，又有什么要紧的?若是遇到事情时，能够如她这样想，人也就会轻松些吧。
我曾写过一段文字，我想把它抄在这里，作为我对朱纯的纪念：
很多人的死就像一棵树。
这树长在家门口，或者某个角落里，或者某个平常的地方。
天天看见，熟视无睹。
一旦死了，枯干的树身，被人锯倒，被人拖走，有的甚至连那根蔸也被人干净地剜走了。
这时，可能，你会觉得，在你平时的目光之中，突然少了一点什么。
少了一点什么呢?想了想，不明白，究竟少了一点什么。
直到一天，突然看见，原来就在这个地方，就在你的脚边身旁，曾经站有一棵树，一棵不大不小的树。你的心头也许就会拂过那么一种感觉，一种若有所失的感觉。
这时，也许，你就明白，究竟少了一点什么。
朱纯走了，一想起她，我就会有这种感觉。
陈漱渝
陈漱渝是王平的表哥。王平是我《书屋》的同事。王平喊他做三哥。我也就跟着喊三哥了。
三哥在北京，大小也是一个官，鲁迅博物馆副馆长，鲁迅研究室主任。
三哥的个子比较高，身胚也较大，每次见到他，他都一脸笑眯眯的，像尊弥勒佛，颇有南人北相的味道。
三哥在北京，熟的人很多，特别是文化界的朋友，于是，也就自然地成了《书屋》创刊时在北京的组稿人了。
三哥给《书屋》当然也写稿，肥水不落外人田，这是毫无疑义的。
三哥给《书屋》的稿子中，写得最多的，当然是鲁迅，但我印象最深的，还是2001年第2期所刊发的《倦眼朦胧集》自序。
我在这篇自序中，知道了三哥年轻时也曾做过作家梦，但没做过学者梦。不想，事总阴差阳错，他却成了一个学者，而且头上“纸糊的假冠”随着岁月的不断流逝也在变得越来越多，多得甚至有点可怕，多得吓得他的妻子也不知道如何说好：“哇，像你这样的人也是学者呀!也是世界名人?也是杰出人物!”妻子对他的这点怀疑多少还是有根据的，因为她最了解他。
三哥的小学时代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硝烟炮火中度过的。母亲当时在湘西难童学校任教。四岁的他因为无人看管而混进了小学，留下的记忆是头上长过虱子，上课尿过裤子。小学毕业前夕目睹了国民党抓兵拉夫，国统区通货膨胀，真正感受到腐朽到那种程度的政权如不土崩瓦解，实在是天理难容。解放初期，他一边上学，一边养猪卖菜，准确地说，是早上卖完小菜再上学。一身二任，学习成绩自然一塌糊涂，唯一的优点是“热爱劳动”。中学六年倒是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度过的。不过因为穷困不堪，在风华正茂的同学群中是属于“丑小鸭”一类人物。仅仅因为数学几乎年年补考，学文便成了他毕业后的唯一出路。升学考试的作文题是《我的母亲》，而她的母亲当时又偏偏因为冤假错案而被开除了公职，在湖南长沙郊区的马路边锤石头谋生。如果写出一篇纪实性的文章，他升学的美梦肯定会成为泡影。幸而他当时发挥了最佳竞技状态，鬼使神差般地编造了一篇革命故事，把他的母亲虚构成了一位因替八路军隐藏枪支弹药而被日寇活活烧死的巾帼英烈。这篇文章肯定感动和教育了判高考作文的老师，他的语文成绩出乎意料地得了高分，因而十七岁的他顺利进入了古老而又新型的南开大学。
三哥说，报刊采访他的时候，总要他说学术生涯。可是，他却真的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如果硬要说的话，他只想说鲁迅的著作是他整个人生的支点。“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激励着他坚持向前，“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俗语说，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在“四人帮”覆灭的前夕，因为一个偶然的机遇，他被调进了鲁迅博物馆新设立的鲁迅研究室，无意于追求专家美名的他，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成了所谓鲁迅研究专家。所以，他衷心感谢使他绝处逢生的新时期!
三哥的著作，我当然是读过的，比如《鲁迅史实求真录》《宋庆龄传》《披沙简金》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据我所知，迄今为止，三哥已经出版的专著至少也有十多种，而他编选的书籍那就更多达数十种了。这么多的书，如果摞起来，真的可以说“著作等身”。
彭小莲
“能够好死，绝不赖活!”这是你曾说的话。我说你就不赖活，世界又能怎么样?
你说：《请你记住我》(她所拍的电影名字)。
我说：不用“请”，我想，很多人都已记住你。
你说：你总有点慌张。
我说：是，这个你还真说对了。
你问：为什么?你看见了吗?
我说：那当然。
我说：我不但看见了，你现在的慌里慌张，而且我还看见了，你过去的慌里慌张。
那你说，说说看，我是怎样慌张的?
于是，我就说起来。
一条坼缝，黑黝黝的，在那水泥路上延伸。
一个女孩，学着步，不知这是什么情形。
她停住脚，四处张望，没有看到熟悉的眼睛。
嘴唇一扁，开始哭了，却没发出半点声音。
颤动的，发抖的，只有她那慌张的眼神。
你听着，愣住了，问我怎么看见的?
我说看你的电影呀，看你拍的那些电影：《我和我的同学们》(获童牛奖优秀儿童少年故事片导演奖)、《上海纪事》(获中国电影华表奖最佳故事片奖)、《美丽上海》(获得第2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我坚强的小船》(被评为第四届美国洛杉矶好莱坞AOF国际电影节最佳外语片)。还有《假装没感觉》，还有《上海伦巴》，还有你写的那些书：《荒漠的旅程》《记忆的颜色》《他们的岁月》，等等，等等。
无论拍电影，还是写文章，写小说，写散文，她这个杰出的女导演，她这个独立制片人，都那样地得心应手，都是个获奖专业户。
刘运良
五年了，运良兄，一别五年了。还在画吗?画些什么?你留下的“东坡魂”，网上还能看到的。每次想起你，我就到网上搜看你的“东坡魂”。
那天，我写了一点感受，也是关于苏东坡的，这里发你看看吧。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是你的好词了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也算得是名句吧
你这一生，东飘西荡，到底为了什么呢
莫唱大江东去了，莫叹潮连沧海了
蚕欲老，麦半黄，白雨跳珠乱入船
放生鱼鳖追逐着争先恐后浮上来
无主荷花摇曳着这里那里带露开
顺水之舟也知道与那月光共徘徊
活着，抑或还是死去，本是平平常常的事情
不想却被那个王子弄得苦恼又焦心
横看成岭侧成峰呀远近高低各不同
每逢中秋不如意，明月明年何处寻
初次读你，你已老。再次读你，你已病
第三次又翻开你时，你已春梦了无痕
谁说水暖鸭先知呢?故人只能赋《招魂》
魂，能招得回来吗?也许吧。不然，你就不会画那百余幅“东坡魂”了，还有“石之魂”，还有“骑楼魂”。你是相信人与这世间物都有自己的灵魂的。
你是春天离去的，我在秋天想起你，也曾写过这么几句，也在这里发给你：
天亮了
又暗了
烟雨朦胧
毛毛雨
早上起
落到了黄昏
多雾的秋天
思绪万千
雨丝拂动
默念故人
我还记得有一次，你给我念了一副联：“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你问我怎么样。我说非常好。我问谁写的。你说张充和。我说怪不得，原来是“合肥四姐妹”，她是参透了灵魂的。
王大光
今天，忽又想起大光，想起他和我扯谈。他是一个幽默的人，总是逗得我直笑。
大光离开人世的时候，我已不在文艺社(湖南文艺出版社)，好像也没编《书屋》了。他的离开人世的消息，还是在与人说事时，那人随口告诉我的。那人又是谁?我现在也记不得了。
大光姓王，叫王大光。我，有的时候叫他老王，有时又叫他王大光，有时还叫他大光。如何叫，那要看叫的场合了。
大光是我的同事。准确地说，是编《芙蓉》杂志的同事。在《芙蓉》编辑部，他主要看剧本。水远宪的那个剧本，《为了幸福，干杯!》，获了全国剧本奖的，好像就是他编发的。大光也写过剧本的，据我不完全地所知，有歌剧剧本《啊，樱花》(曾公演)、有电影文学剧本《女儿》(曾拍摄发行)、有电视剧剧本《宝山》(曾录制播出)，等等。当然，就是这点成绩，也是二十世纪的事了，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在我一九八五年，那时我刚过而立，从《湖南日报》文艺部调到《芙蓉》编辑部时，他已是个“彻底”的编辑，老编辑，已经什么都不写了。再后来，他就退休了，大约在八十年代末吧。
大光之所以和我亲近，是他退休后，有那么一天，在路上碰上我，说起他女儿，在大学学音乐，现在毕业了，可进文艺社，原来已经说好了，到某编辑室，但那领导变卦了，表示有困难。我说这算什么事，到我编辑室来吧，而且跟她学的对口。他听了很高兴，事情就这样解决了。那时，我在文艺社负责文化艺术室。
大光是个“南下干部”，是有文化的“南下干部”。听人说，新中国成立后，他曾是《湖南戏剧》的副总编辑，湖南省文化局艺术科的副科长，湖南省戏曲研究室副主任。为什么他后来没有继续当官呢?没有往上提拔呢?而是到了文艺社做了普通编辑呢?这事，我没问过他。后来，我也曾想过，即使我问他，他愿对我说，也怕我难以理解吧。再想，能理解，又能如何呢?各人都有各人的命，人都无可奈何的。
当然，他也跟我说过，他过去的一些事情，比如南下时，他曾当过收尸队员。那打仗，那尸体，开始还有棺材板，有老百姓的大衣柜，后来就什么都没有了，只是简单地挖个坑……大光说这些的时候，脸上是带着笑容的，感叹时也带着笑容，毕竟都是过去的事了。
如今，大光也走了，走了好久好久了，走了十来二十年了，也是过去的事情了。
听说，为大光送行时，天上正在飘着小雪，那种典型的江南小雪。
江南小雪比起北方，比起大光家乡的大雪(他是辽宁沈阳人)，当然是不可比的了。
不过，好在——还有雪。
龚湘海
当听到龚湘海不幸去世的消息时，我真的是大吃一惊。
他的身体那么好，而且一直搞健身，练得一身的肌肉。
记得当年在文艺社时，时常看见他跟人家扳手腕。有天，我在旁边看，他说：“实哥，来一下!”我笑了，似乎不太好拒绝。结果，他输了。他又换左手，结果还是他输了。他有点吃惊。他不知道我曾下苦力的，而且打过铁，而且打的是左锤，左手比右手更有力气些。当然，这都是老黄历了，现在的我已老得根本不能上手了。
还记得那一天，他闪进我的办公室，对我说：“实哥，也帮老弟一下!”我问帮什么?他说你的点子多，想个选题，合作一下，也让我赚一点钱噻!我说好，我想想，于是也就有了那本当时颇有点影响的书——《好莱坞的诱惑》。这本书开机五万册，是交给“二渠道”做的。这本书的质量怎样?多的我就不说了，只说它被列入北京电影学院的精品课程参考书也就可以说明了。
这些都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事了，后来我就调走了，调去创办《书屋》了。
然后，就是各自忙，联系自然也少了。
后来，听说他干得好，当了《芙蓉》的主编，还有文艺社副社长，我从心里为他高兴，不想，他却去世了。
人啊人，就这样，意外的事太多了。
今天，我又想起他，记下这么一点文字，算是我对他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