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场景总在岁月的幽深处，以记忆的形式盘着它遒劲的根，日月在延伸，它也在延伸，有关这个场景的记忆，在风雨的飘摇中，于心野的偏僻一隅，愈加清晰而疯狂地象野草一样生长。
那时的天很蓝，风很轻，云也很白。小村西头的一片冬疏夏密的泡桐林，旺盛地抒发着它们的葱郁，和它们一样葱郁的我们，把茁壮成长的快乐，肆无忌惮地洒在这成片繁茂着的绿荫里。
于忠是我的邻居，也是我的发小。所谓发小，在故乡带着泥土气息的方言里，是指从小就光屁股一起长大的。关于他的记忆，因为年代久远，许多已被时间滤去，留下的便是一念掠过，也不知怎么的，就浮现出那片泡桐林，好象一切的记忆只能从那片泡桐林开始。
是啊，那片泡桐林，在我记忆的依稀里，与我和于忠的童年是如此地亲密。我们年龄相仿，又是近邻，时常一同上学。小学的一二年级，我们还不懂读书的深刻含意，只知道每天好不容易盼到放学，又几乎是每天都提着镰刀，背着草篮子，相约着一头扎进了属于我们的世界——那片泡桐林里。
我们的任务就是非常自觉地力所能及地帮大人们干些小活儿，要么割一篮猪草，要么捡一篮树叶，反正在落日的余辉里，我们总是尽情地以我们特有的方式欢闹之后，又满载而归。回家后，哪怕只得到大人们的一句夸奖，就会十分满足地沉浸在沾沾自喜里。
那时，我们对几乎天天见面的泡桐，并无太多的认知，只觉得它们比我们长得快，一年前我们还比它们高，一年后我们就不得不仰视它们了。而关于泡桐的知识和记忆却是经过了漫长岁月的积累，才随着一腔悠悠情愫，渐渐地丰满和完善起来。
一个晚上，忙了一天的大人们，端着各自的饭碗，蹲在院门口的胡同里，迎着习习的风，戴着柔柔的月，左邻右舍的人们就这么一边吃饭，一边交流絮语。在我的家乡，这是一种习俗，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大人们谈论的内容对幼小的我们来说，既铺天盖地，又不着边际。可是就在这样的谈话里，我们开始了对人生对世界的朦胧感知。关于泡桐的最初认识就是这么获得的。话题是于忠引起的，因为他不明白村里为什么植了这么一大片的泡桐，种它们有什么用呢?于忠问的，当然也是我时常疑问的，所以就特别关注大人们是如何回答这一问题的。
于忠的妈妈，我叫于婶的，一个朴实无华的农村妇女，身体粗壮，秀眉大眼，厚厚的唇，琅琅而又淡淡的声音，给了我们这样的解释：“还不是因为你们这些小崽子们太多了?将来，妞要办嫁妆，孩儿要盖新房，都要用到木料的，是给你们种的，你们以后可要小心啦，要护好那片林子。泡桐长得快，五年八载就成材了。”
那是第一次听说这片树林竟然是给村里的孩子们将来嫁娶用的，我们虽不甚明白，但从心底里，已把那片林子当成我们自己的，对里面的每一棵树都倍加爱护和怜惜。第二天，我们又去了那片林子，林子里的空气温润、熟悉而亲切，我们象枝头的小鸟，腾挪跳跃，无边无际地想着我们并不明晰的未来。
于忠突发奇想地说，要找几棵自己喜欢的树，刻上自己的名字，留下一个印记，以便将来自己娶媳妇时，这树就能做房梁或是桌椅。于忠在几棵胳膊粗的外皮还泛青的挺拔着身躯的泡桐上，刻下了歪歪扭扭的“忠”字，他把这个字不仅留在名字里，还留在了几棵小树上，想和树一同养育着这个字。可是，我俩谁也不曾想的一幕出现了，每个刻下字迹的小树，从那不规则的笔画里，流出了清亮的液体，酷似人们伤感时流下的眼泪。
我们惊愕地瞪大了眼睛，不明白树为什么也会哭，幼小的我们认为是树知道了痛，伤心地流下了泪，又联想起大人们讲的，树精树怪的故事，树也象人一样是有灵性的。我们手足无措地惶恐地逃离了那片树林，而树林中的枝叶拍打出骇人的声音。
我们找到了于婶，述说了我们的惊恐，于婶温和地笑笑，又一脸严肃地说：“以后不许这么淘气了，怎么能在树上刻字呢?树也是有灵性的，那也是一条命!”
我们听了于婶的话，更加确信树有灵性之说。这个观念，直到我们读了初中，学了一些植物学的知识后，才知道那不过是泡桐体内的汁液。但滴泪的泡桐，和那一刻滴泪的场景，却不可磨灭地印在我的脑中和心里了。
于忠与我一同进了乡里唯一的重点初中，他学习很努力，可家境的贫寒成了横在他面前的难以逾越的壕沟。那个年代，农村是拼劳动力的，他家的顶梁柱当然是他的父亲，可他的父亲却在打捞村上一头落井的驴子，被冰冷的井水泡过之后，便一病不起，后来竟至不明不白地送了命。于忠耽误了近半个月的课程，等回到学校时，他一下子憔悴了许多。他跟我说了处理父亲后事的全过程。那时，我知道，我们村西的那片泡桐林里，又筑了一座坟茔。而那片泡桐也多已成材，村上有人家需要的，就开始砍伐那片泡桐了。于忠父亲的棺材，就是伐了几棵泡桐做成的，用泡桐做棺材，在乡下是贫穷的象征，但有什么办法呢?
于忠的天就这么塌陷了，没有人为他补天。生活的重担在他没有任何准备时，就落在了他单薄的肩上，让他提前承担起生活的重负，并飞快地向成熟狂奔。初中毕业那年，于忠还没能完成学业，他求学的路子却不得不中途停止了。他在家人的鼓励下报名参了军。全乡兵员的初次体检是在我们的学校进行的。于忠进去了一会儿，就紧张地出来了，跟我说体重差两斤，我俩赶紧跑到学校的自来水管前，接了两大瓷碗的水，让他咕嘟咕嘟地灌了进去，那水足足超过两斤了。
于忠又进去体检了，不一会儿，就又跑了出来，说是憋得受不了，直奔厕所，象去抢黄金似的。后来，于忠说，体检的时候，体重过关了，身高却差半厘米，医生让站好，他便站好，医生测量时，他就掂起脚跟儿，医生看他想参军的心情热切而又诚恳，便没有特别难为他，他就这么踩着体检标准的边缘过了关。
于忠出发的前一天，去了我家，一脸的幸福、自豪感，从稚气未脱的娃娃般的眼神儿里流溢出来。我陪他去了那片泡桐林，在林子的一角，矗立着长了野草的他父亲的孤坟。于忠跪在坟前，哀伤地与父亲作别。那一刻，我分明听到，泡桐林在和他一同哭泣，硕大的桐树叶在西风中猎猎作响，绿油油的叶面滴着泪雨。
于忠带着大红花光荣地出发了，我们从此别离。后来我上了高中，我们偶而也通一两封信，知道他在部队发展很好，他的家庭也因此减轻了负担。他的每一封信都会提到记满我们友谊和回忆的泡桐林。而我的脑海里，也一再地重现那片泡桐的美丽。
就在我进入我梦寐以求的大学时，却传来了于忠不幸遇难的消息，我被这消息击中之后，脑里一片空白，直到许多日子过去，想起这个逝去的生命，我还只能回忆起那片美丽而哀伤的泡桐林。我对他的记忆，象一块墓碑一样被定格在泡桐滴泪的场景里。
后来听说，于婶接到部队的电话，只说于忠出了点儿情况，需要家人去一趟。于婶卖了家里唯一的一头毛驴子，筹够四百多块钱，一路风尘一路担忧地来到部队，见到的却是儿子冰冷的容颜。于婶回来的时候，步履蹒跚地抱着于忠的骨灰盒，号啕的于婶已没有了眼泪，她的眼泪早已流干了，只剩下有些呆滞的眼神儿。
村西的泡桐林里，就这么又多了一座新坟。按照家乡的风俗，村里人还是给于忠打了一副棺材，仍然用了已经成了材的泡桐。据说当时得到的抚恤金加在一起，还不足四百元，于婶还要供应于忠的弟弟上学，只能就地取材还用了泡桐。后来才听说，于婶用儿子的抚恤金终于再也没有买回一头毛驴子。事情的来龙去脉，已不重要，也早已被岁月淹没了，但我还是常常想，给于忠做了棺材的泡桐里，有没有他刻过“忠”字的泡桐呢?若有，那泡桐就已经为他提前落泪了。
泡桐，在我的家乡，是最为普通的速生树种，也被称作皇后树或紫花树。春来大地的时候，泡桐那成簇的淡紫色的喇叭花，便先于叶子着满枝头;盛夏时节，它以宽大的叶子为歇息的人们遮挡阳光，制造了一树绿荫的凉爽。我的家乡并不是什么泡桐之乡，但老人们对这一树种还是充满了特殊的感情，因为在那个物资匮乏的时代，它为许多的人家救了急，不仅是制作各种家具的材料，还用于起房造屋的顶梁，当然，偶而也用在象于忠这样的人家，成为庇护灵魂的棺材。
据说，泡桐花在国外还有着优美的故事和传说，比如它的拉丁名字，取自俄国沙皇保尔一世的女儿荷兰王后安娜?保沃罗夫娜之名，人们用泡桐花表达对她永远的喜爱。在日本，传说谁家生了女孩，就在屋前种上一棵泡桐树，待女儿出嫁时，就用它的木材为女儿打家具做嫁妆。因此有人便展开丰富的联想，把它的花语敷衍成对爱的期待。
而我，越是知道了这样的说词，心里越是升起一种说不出的哀伤的滋味儿。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在闲暇时，也会偶而想起那片泡桐林，想起泡桐林里静静的长眠的人。前些天，我跟一位老家的朋友闲聊时，才知道抚恤金长了，我想晚年的于婶应该不会那么凄苦了吧。可我哪里知道，于婶已在早些年就病逝了，我的那位朋友平淡地跟我说。
这让我又伤感了一阵子，面对这伤感的来袭，我总是控制不住自己，象一部古老影片的镜头，一幕烟雨的氤氲里，总浮现出树树滴泪的泡桐。
也许，这将是我一生也不会消失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