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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行渐远的“年味”

时间:2024-09-08    来源:馨文居    作者:郝志远  阅读:

  在记忆中,过年曾是很隆重的事。在我的少年时代,在春节前的一个多月,就开始一天一天地数,计算离过年还有几天。那种心情,用迫不及待来形容是再贴切不过了。这个等待的过程中,也是充满各种实惠的。年是逐步走来的。随着小雪、大雪节令的到来,我那地处黄土高原的家乡就可以杀羊、杀猪了。选这两个节令,是由于那时的农村,冰箱还是人们连梦中都没见过的东西,宰杀猪羊后要靠严寒的气温来冷冻的。从杀羊、杀猪后,有了肉吃,就开始有了年味了。到了腊月,就开始磨豆腐,一般家庭做上大约五六十斤的一锅豆腐,用凉水泡在水缸里,要吃半个腊月,整整一个正月。临近过年时,还要蒸馍馍、加工一些油炸的食品,从过年到正月里基本上就是通过加热来消灭这些食物的。对于当地的农民,对于小孩子们,这段时间的生活是最奢侈的了。这是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光。多少年之后回想起来,那种虽然原始、简单但却真实的幸福感却会强烈地涌上心头。从除夕晚上起到大年初一一整天,成群结队满街乱串挨家挨户拜年的孩子们,震天动地的鞭炮声,家家户户燃起的旺火,构成了生活中最精彩的时刻。

  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过年的感觉也在变化。特别是在经历“文革”中破四旧立四新浪潮席卷之后,年味也淡了许多。到后来,是鞭炮在一些城市的退出。过年对人们感官上的影响大为减少。随着食品紧缺这一历史现象在中国大陆大部分人口中的结束,以集中时间大吃大喝为主要特征的年味也在消失。按照困难时期过年的饮食标准,现在人们可以说是每天都享有过年时的生活,所以也就无需等到过年时再去享受了。

  我所在的城市禁止燃放鞭炮之前,燃放烟花爆竹曾经达到相当大的规模。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在数量和品种上都达到了高峰。从晚上12点开始,噼里啪啦、叮叮咚咚的鞭炮声响成一片,各色礼花布满夜空,此伏彼起,连绵不绝,蔚为壮观。禁止燃放鞭炮的制度曾有反复,第一次禁了几年,人们本已习惯,不知什么原因又放开了,第二次是2015年春节起又禁止的。我对禁止燃放鞭炮的看法是:有利有弊,利大于弊。禁炮的代价是,不热闹了,年味少了。得到的是:消除了由放炮引发的火灾事故和爆炸事故以及空气污染、噪声污染。

  拜年,曾是过年的主要活动之一。正月初一黎明时分,先放开门炮,然后人们穿戴整洁开始探亲访友,相互拜年。有家族内部的拜年,也有邻里之间的拜年。以我的经历,更熟悉的是党政机关人员的拜年活动。拜年的人很累,接受拜年的人也很累。后来官方倡导开团拜会,希望取代拜年,收效甚微。直到2008年以后,上级关于开过团拜会后不要再拜年的要求比过去更为明确,我本人很赞成,随即从春节放假期间给上级领导人拜年的行列中走了出来,每年春节都在家休息。或者写一些贺年卡寄给各界人士。就整个社会来说,拜年的方式也在逐步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人山人海到处跑的拜年方式,悄然之中已被电话、短信、微信所代替。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属于过年范畴的时间逐步被规范,人们逐步地把这几天宝贵的假期用于休息、旅游,而不再是到处拜年、探亲访友。

  随着行政干预的介入,曾经风靡一时的贺年卡也退出了历史舞台。从1988年起,到2013年,我把贺年卡当作主要的拜年方式,省时、省力,但却是非常认真地写出每年数百份的贺年卡,用小楷毛笔,写给每一个人合适的、想说的话,一笔一画传递真情实感,从内页到信封每个字都出自本人手笔,糊信封、贴邮票,都是自己完成,内心中觉得这是必须自己做的一件事。实际上也看到了贺年卡行将退出的征兆,有不少人已经不是自己写,从单位统一购买,工作人员代为打印、发出,已经和发卡人关系不大了。接收的一方,有的人也已经不大在意,尤其是某些大机关,索性就把寄给领导人的类似贺年卡的信件截留下来,扔到废纸堆里。与领导人的交往,无论是关心、尊重,还是巴结、讨好,居然是这种结果。其实,贺年卡的遭遇也能说明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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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对联,也是过年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在最困难的年代,最贫穷的家庭,也要买上大红纸,如果自家没有人会写,就请人写。除夕那一天,把对联贴到门上,就算正式过年了。记忆中,我从十来岁还是小学生的时候就开始为自家和邻居写对联了。从那时至今,家里的对联一直是自己写。近些年来,流行单位发放从市场上买来的对联,大多数人家是张贴这种买来的对联。贴这种买来的对联,少了写对联的环节,是年味的又一种流失。

  随着人们居住条件的改变和节能、消防意识的普及,在城市,点旺火的习惯已经没有了。在农村和小县城,居住小院的人家还保留着这个习俗。旺火,是对新的一年平安顺利、兴旺发达的祈祷,据说,围着旺火烤一烤,可以保证一年不生病。在长期缺医少药的环境下,依靠祈求上天获得幸福是最方便的选择。

  还有糊窗户、贴窗花、贴福字、贴年画、守岁(俗称“熬年”)、吃年夜饭等许多内容。各地有不同,经济政治地位和文化品位不同,过年的方式也有“豪华版”和“简易版”之分。

  值得一提的还有压岁钱,这是诸多过年习俗中最强劲的一个习惯,非但没有淡化,还不断强化。在我幼时,过一个年能够得到的压岁钱一次也就几毛钱,每年总数不曾超过十元。后来我的孩子在十岁前每次过年得到的压岁钱总数不超过百元,家里人也就给一二十元,偶有亲戚朋友给五到十元,就是很重的了,一般为一两元。再大一些,每当家里有了客人,就把孩子支开,以孩子已经大了为由不让给压岁钱了。整个幼年和少年时期,他得到的压岁钱总数不超过四五百元。家里人给儿子压岁钱,随着工资的调整和社会物价水平的变化,逐步增长,直至儿子成家之前,父母和奶奶、姥姥姥爷每次给一百元,孩子自己也没有管理过这些钱,只是在家长手里流通,可谓“羊毛出在羊身上”。到了我的孙女、孙儿出生后,家里的经济条件比过去好多了,在孩子的亲属圈里,老奶奶、爷爷奶奶每人每年大约一两千、三五千元不等,实际上也就是给他们的生活补贴。孩子的爸爸妈妈给的不多也在百元以上,还有我家和姥姥一家各种称谓的近亲,都会给。总之是一代比一代环境优越。至于社会上,压岁钱一度曾受到不良风气的侵蚀而变味。我是保持了对压岁钱这一圣洁名词的尊重和敬畏的。在自家后代之外,给朋友、同事的后代压岁钱,在不同时期,有过一两元,五到十元,一二百元,五百元,没有超过千元的。不曾在压岁钱里掺杂政治等超越礼尚往来的因素。

  在古代,以农耕为业的祖先为了庆祝丰收,祭神祭祖,祈求上天保佑风调雨顺的活动,时在岁首,称为春节,成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延续数千年至今。春节实际上是一个系列活动,从腊月初八的腊祭、腊月二十三的祭灶开始,一直到正月初一的过年达到高潮,还有正月十五元宵节、二月二龙抬头,甚至整个春天,有一系列的祭祀活动。核心是祭神祭祖,迎喜接福,除旧布新,祈求平安健康和丰收。旧时,差不多家家灶间都设有“灶王爷”神位。每一天都有其说法和讲究。除了家庭团聚、亲朋好友的联络,也有村庄、城市、社区灯展、社火、扭秧歌、唱大戏等各种文化活动,表达人们庆祝丰收的喜悦,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不能主宰自身命运的人们,唯一崇拜的对象是神,是上天,向神和上天祈祷、许愿,是他们安慰自己的一味良药,是贫困潦倒中的力量源泉,是苦难中的希望之火。“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王安石的这首题为《元日》的诗,高度概括地反映了春节的喜庆景象和精神内涵,描绘了我国人民欢度春节盛大的喜庆情景,是众多以春节为题的古诗中流传较广的一首。

  在人类社会演进的漫长历史上,各种习俗、文化的变迁伴随其中。年味由浓变淡,也是经济、科技、社会、文化进步带来的必然结果。人类社会向现代化迈进的每一步,都会从行囊中放弃一些过时的物品,以利轻装前行。每一种曾经流行的生活方式,都是阶段性的,而不是永恒的。我们有理由怀念渐行渐远的年味,有理由为之惋惜,同样,我们也有理由为人类生活方式每一步的新陈代谢而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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