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校里的游击队员
1975年3月的一天，人民北路小学的领导突然给我工作单位上打一个电话，要我马上到学校的办公室，说有紧急的重要情况和我商量，我只好和工段长杨师傅简单汇报说明了情况，就骑着自行车很快赶到了学校，
我把自行车存放在小学校的收发室旁边，急急忙忙地走进了学校的大办公室。校领导迅速把我领进了大办公室里的一间小套间办公室，无须说半句客套话，他们万分焦急而开门见山地说了一件大事。
原来学校里有几个在校学生突然失踪了，有一些学生向老师反映，说我的小弟弟石喆可能知道他们的去向，但是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从我弟弟的嘴里什么也没有问出来，他什么也不说，只好把我喊回来，要我做我弟弟的思想工作。我回到家，看到他正在家里玩儿。我就把学校老师跟我说的事情简单扼要地叙述了一下，问他是否知道那几个学生的去向。果然，他也是这样回答我的。
他说：“这是他们之间事先商量好的秘密，决不能告诉任何人。”
我只好反复动员他，从家长找不到孩子心情如何焦虑等多方面给他做工作，他还是坚持不说。只说是为朋友讲义气，任何时候决不出卖朋友。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晚上，那几个失踪学生的家长纷纷找到我们家来，向我弟弟打听那几个学生的大致方向。大概是那么多家长苦口婆心地问他，我小弟弟实在是推托不过去了。才说出那几个人从西门走了，原来打算是上西昌，又是我小弟弟为他们在地图上用(学生专用的)塑料三角板计算出来，出西门往西的方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算的，我想我的小弟弟可能是把地图上的比例关系搞错了。
计算结果也是令人哭笑不得的：从西昌到成都的距离只有20公里，20公里等于40华里，按每小时8华里的步行平均速度计算，就可以徒步在5小时之内赶到西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为什么他们非要到西昌去呢?因为是上课的时候他们几个淘气，受到任课老师的严厉批评，任课老师还说过，要课后的今天晚上必须要做家访。这几个学生想到老师做家访，一旦老师离开家，学生肯定要挨家长的打，
因为怕挨打，所以他们就准备出走。
他们几个人当中有一个人的父亲在西昌工作，所以就决定到西昌去打游击。要上山当红军游击队，要同学们耐心地等待着他们再打回来。他们具体怎么走的，真正的目的地是什么，走哪条路线，我们一点儿线索都没有。这些小游击队员娃娃们也真是太淘气了。
第二天，我找到当时解放军成都警备区当兵的老朋友，他当时在摩托连当连长，二话没说，他就专门给我调派了一辆摩托车，一个解放军战士开着摩托车。
在这一天，我就坐在摩托车旁边的偏挎斗里，和这位解放军战士一块儿，跑遍了成都市东西城区所有的派出所和大街小巷，整整奔波了一天，一点儿线索都没有。
当天晚上，那几个学生的家长到我们家来打听消息，我们没有得到这几个孩子的任何一点新信息，也无法向家长们提供这几个学生的任何线索。我怀着愧疚的心情送走了这几位学生家长，嘴里不停地说着大话安慰着他们，但是我心里的确一点儿底儿也没有。
一个非常难熬的夜晚终于熬过去了，早上七点左右，我刚要拉开房门准备去上班，正好房门响了。
房门外面有人在轻轻地敲门，我顺手打开房门，发现两个十来岁陌生的男孩子站着门口，突然间我意识到，这正是我们这几天要找的那些孩子其中的两个。
我马上用两只手分别抓住把他们各自的一只胳膊，赶紧把他们拉进房门，生怕他们又飞了，经过我们短暂地盘问，这两个孩子有气无力地说出了另一条消息：楼下篮球场上还有三个。
我赶紧跑下楼把那三个男孩子都带回我们家里，随口向我父亲说了一句：“人都交给你了，你帮我看着他们，要看住他们，千万别让他们跑了。我马上到学校去找老师。”
说罢立刻跑下楼骑上自行车赶到人民北路小学。找到了学校的负责人，简单地交换了情况，他们赶紧分头到这几个学生家里通知学生家长，告诉他们：“学生都找到了。要他们到学校来接孩子。”
我和学校的负责人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我们家，我父亲已经到楼下的机关食堂买些馒头和稀饭让给这些孩子吃，这些小游击队员可真是饿坏了，四斤粮的馒头不够他们五个人吃，吃完饭以后我和学校的负责人一起把他们都带到学校，把他们交给了各位家长……
事后经过询问，我大致了解了这些孩子两天来的基本经过：
这五个孩子前天下午还在学校上课，打第一遍铃的时候他们还大大方方地坐在教室里，打第二遍铃的时候这几个小家伙就一起逃出了教室，他们溜出学校大门以后，真的就往西门车站出发，一路上他们经过万担仓粮库、白马寺街、西北桥，到达西门车站，再从西门车站继续沿着向西面的方向，途中经过营门口、茶店子，一直向西沿着公路边步行走到土桥。的确有些走不动了，于是他们站在土桥场的街口四处观望。
此刻看见一辆机动三轮车停在街边，他们便不由分说都爬了上去。不一会儿机动三轮车的司机回来了，他也没有问一问车上的这几个人要到哪儿，二话不说就把车开走了，但是这车并没有继续向西行驶，而是调转车头往进城方向急速行驶，一直开到市中心的人民南路广场前才停车。
这一趟这几个孩子算是白跑了。但他们实在不甘心这次行动就这样失败。于是便在人民南路广场旁边的回民饭店里，他们每个人吃上一碗面条，然后继续出发。
这一次不走西面，改走了朝南的方向，他们彻底改变了原来的行动路线，这样一来无论是谁，任何人都已经无法和他们取得联系了。
这几个孩子沿着人民南路广场朝南面一直步行走下去，在当接近火车南站的时候，他们没有进入火车南站，而是下意识地在火车南站附近的一个乡村竹林里蹲了一个晚上。事后我特意问过他们，为什么要躲在火车南站附近的竹林里过夜，他们的回答是担心和害怕有人会找到他们，同时更重要的原因也是为了节省钱。
真冤枉啊，那天晚上我和那个解放军战士的确也还真去过火车南站，还真的就在车站内外反复找过他们好几次啊。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这几个孩子竟然会蹲在那个乡村竹林里挨饿受冷，在那里度过整整一夜呢?
第二天天刚亮，孩子们就赶到了公路旁边，路边正好停着一辆卡车，他们悄悄地钻进了这辆后车箱盖着棚布的卡车，司机发动卡车的时候没有发觉，便顺着公路一直向西南方向开去。
当卡车刚进入到双流县境内的一个小集镇，大概是司机想下车去买东西，他在关车门的时候以习惯性的动作往车后扫视了一眼，正是这一回头便看见了汽车尾部的车箱棚布被掀开了一角，整整齐齐地露出一排五个孩子的小脑袋。
这一下可把这个司机气坏了，他大声地怒吼着，把这几个孩子统统都赶下了卡车。这几个孩子只得继续沿着公路漫无边际，毫无目标地往前走。已经到了中午时分。他们才走到双流县城。
这几个孩子在县城边上吃了一顿饭，饭后一算帐，所有的钱(他们出发的时候五个人所有的钱全部加起来不超过两块五角钱，在外面已经坚持两天了)都掏干净了，仍然凑不够饭钱，小饭馆里跑堂的伙计急了，便当场强行收缴了他们其中两个人的书包当饭钱才算放他们走。
下午，他们已经是饥寒交迫，又困又累，实在坚持不住，都不想走了，就在县城边上一个背静街道的角落里找到了一家小旅店，只登记了一个床位，五个孩子挤在一个床上休息。
这些异常的举动立即引起了旅店服务员的怀疑，不大一会儿工夫，他们请来了负责维护片区治安的民警，把他们都带到了派出所。
在派出所里，民警通过询问很快就查清楚了这五个孩子的基本情况，马上把他们带到公路边，拦住了一辆军车。请解放军帮忙，把这五个孩子送回成都市区。
这位解放军司机大概也是一个马大哈。当把汽车开到成都进入市区以后，就把车上的这五个孩子给忘了，军车一直开进了成都军区司令部。
在成都军区司令部停车以后，一个解放军干部模样的人满脸严肃地问这个司机：“车上拉的什么?”
司机回答：“什么也没有，是空车。”
干部模样的人立即反驳道：“什么空车，我是在问，车上的那几个孩子是从哪儿来的?”
司机回答：“我确实给忘了，对了。是有几个孩子。”
于是他把途经双流县境内，民警要他把几个孩子带回成都的事情叙述了一番。
干部模样的人对这位司机说：“反正你也没有吃饭，就把这几个孩子带着一块儿到食堂吃饭去吧，吃完饭把他们都送回家。”
这位司机向着车上的几个孩子摆了摆手，把他们带到部队的机关食堂，这一下，几个孩子终于可以敞开肚子，狼吞虎咽地吃上了两天以来的第一顿象样的饭。
饭后，这位解放军的司机要开车送他们回家，他们七嘴八舌地说：“我们家就在附近不远，可以自己回家，谢谢解放军叔叔了。”
离开了成都军区以后，这几个小游击队员仍然不死心，还想继续走。但又确实是走不动，就来到了当时府南河边，万福桥头的金华街内中国西南建筑工程设计院，混在该单位放学回家的学生人群中间，走进了大门，趁着天黑，悄悄地溜进了设计院大楼的地下室，在这个地下室里度过了一个寒冷的夜晚。
成都三月的夜晚是寒冷的，地下室里的气温就更冷。好不容易熬到天亮，等到了七点钟，这几个孩子估摸着，该上班的都走了，他们这才来到我们家，想找我小弟弟搞点吃的东西，打算吃饭以后再出发，未曾想到刚一敲门就全部当了我的俘虏。
不管怎样，这几个小游击队员总算是返回大本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