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最黯淡的日子里,父亲和母亲的爱情
我的父亲是五十年代中期湖南医学院的高材生。1959年,因为他能言善辩锋芒毕露,因为他有一个姐姐在台湾,他被划为右派,劳改了两年。大学毕业后,他被发配到了湘西一个偏远的麻风病医院。
那是真正的穷乡僻壤,山中严重缺水,有时候一桶苞谷才能换一桶水。父亲每天只能分到一大杯水,用水,喝水,都要精心算计。父亲每天接触的,便是那些神经无法指挥肌肉的麻风病人。
这一年父亲27岁了,在学校时,他的优秀曾吸引了不少女同学的关注,然而现在,她们谁也不理他了。这是父亲生命中最黯淡的日子,在那个封闭而落后的穷山沟里,我的父亲,他如饥似渴地企望着爱情的滋润。
有一天,父亲回乡探亲,偶遇邻村的乡村女医生,年轻貌美的女医生令我父亲一见钟情。我父亲在当地的才气远近闻名,再加上他对女医生的追求几近狂热,她很快被深深打动了。但她的母亲极力反对,因为我父亲是个右派。
某天早晨,女医生打开门,看见我父亲头缠毛巾,形容憔悴,靠在她家门前睡着了。显然,他在门口守了一夜。那一瞬间,女医生被彻底感动了,不顾一切嫁给了我父亲,成了我的母亲。她没想到,从此起程的苦难比她意料中的要深重得多,久远得多。
父母婚后日子的艰涩可以想见。父亲远在千里之遥的湘西,我们兄弟三人都是在母亲的呵护下长大的,都有过不认识父亲的可笑经历。1970年,奶奶去世。父亲不能回来,而仅有的伯父又以他没有读书没有用家里的钱为由,不愿承担起码的孝道,无助的母亲只好拆下家中的一副大门,制成棺材埋葬了奶奶。
祸不单行。1971年,父亲患上了严重的肝炎。四处求医问药,均告无效,挣扎在死亡边缘的父亲,有一次无限伤感在对母亲说:“我要是能活到40岁就好了。”夫妻俩因此痛哭了一场。
那些日子,母亲竭尽了一个妻子的全部关爱与温柔。一面暗里饮泣,一面却强颜欢笑,努力维持着一种若有若无的希望。
父亲最终死里逃生,健康地活了下来,似乎得力于一位民间老中医的祖传秘方,只有我父亲最清楚,妻子的爱给了他怎样的力量。
70年代初,父亲终于从湘西那家麻风病院回到了故乡。但他依然是右派,依然不得志,而他的倔强与清高也依然故我,这使他在好几家单位都难以立足。最后,父亲落在了一所与母亲所在的乡卫生院相隔六十里路的乡村医院里。
事业上的不如意,使偶尔回家的父亲脸色很难看,他甚至无理地将一腔怨气发泄到了母亲身上,经常无事生非地殴打母亲。有一次,被打得鼻青眼肿的母亲一气之下喝了农药,幸亏同事们及时发现,才拣回了性命。
身为长子的哥哥,也时常遭到父亲的责骂与痛打,致使生性聪明的哥哥在沉重的家庭氛围中,渐渐畸变。后来,哥哥在18岁那年高考落第,终于引发了精神分裂症。
而母亲,仍然日复一日地用她全部的心血维系着对丈夫的忠贞,对儿女的钟爱。
2、一心要追回青春年华的父亲,被他深爱的“情人”葬送了
1977年,父亲平反,调回了县城的医院,我们三个儿女也跟随父亲来到了县城。我们尚未成人,而父亲天生不谙家务,母亲每个星期六从几十里路外的单位回来,摆在她面前的便是一大堆的琐事一大桶的脏衣服,星期天晚上,把一切料理得井井有条之后,母亲又披星戴月匆匆离去。
1979年,父亲面临高级职称考试,母亲面临中级职称考试。两人都要复习,而家庭的重负又使他们无法分身。母亲主动放弃了自己的考试,当父亲临考之时,她请了假,默默地演绎了一出现代版红袖添香。
父亲考试通过了,他以不容辨驳的实力证明了他是全县最优秀的医生。深埋了近20年的梦想重新焕发出夺目的光芒,他的威望日益提高,腰板也挺直了,走在街上,少不了好意或不怀好意的称许之声。
多少年后,我回忆父亲,他呈现给我的总是一张坐在藤椅上或苦读或笔耕的剪影,眉头总是紧锁着,我不知道那是过于专注的沉思,还是难以解脱的郁闷。
我10岁那年,父亲与一女病人关系暖昧,外面传得沸沸扬扬。我在医院门口贴了一张小字报,以一颗童心的幼稚对那女人进行声讨,父亲知道后,愤怒地打了我两个耳光。这两个耳光让我第一次觉得,父亲不是一个好爸爸。
我11岁时,母亲终于调来了县城,我总算拥有了完整的父母之爱。
我13岁那年冬天,是我生命中最寒冷的一个冬天。那些阴冷阴冷的日子,我隐隐地感觉到父母间出了什么大事。当时父亲不在家居住,母亲常常黯然神伤,我经常看见她把父亲的兄弟姐妹们叫过来,在房间里长久地低声谈话。
一天中午,我放学回家,路过父亲上班的医院,看见门口挤满了人,钻进去一看,只见遍地是横飞的血肉,惨不忍睹。一个同学问我:“你爸爸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了他。他一阵发怵,说:“你赶快回去吧!”我心中一沉,赶紧往家中跑。
我家也挤满了人,母亲被几个亲戚搀扶着,眼睛已哭得红肿,她饮泣着对我说:“孩子,你爸爸不听话,他死了,你不要急。”
父亲的死,是因为他与某厂的一个女医生关系不正常。近几个月,父亲一直住在旅馆里,母亲曾去找过一次,感觉那屋里有个女人,但她在门口便被父亲轰了出来。父亲还威胁她:“你敢再来,我就打断你的腿!”
母亲没有对父亲的行为怎么愤怒,但那女人的丈夫愤怒了,他手持雷管、炸药,要在家中与不贞的妻子同归于尽,那女人,我父亲准备抛弃妻儿携她远走南方的女人,痛哭流涕:
“你不要炸我,我要养孩子啊,要炸你就去炸他!”
厄运就这样降临到了父亲身上。次日清晨,那女人的丈夫来到我家,将父亲叫了出去,一起到了我父亲的办公室。那女人眼见一对情敌走在一起,也知道将要发生的悲剧,但她若无其事,什么也没有说。
我母亲永远记得那天早上的心悸,她隐隐地察觉到了一大早来找丈夫的陌生男人脸上流露的杀气,坐立不安。这一天母亲没有去上班,而随后来到了父亲的单位,他要向院领导反映情况,提醒他们注意。就在她下楼的时候,传来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从来没有什么如此震撼过母亲,那一刻她只觉得天旋地转,一下子跌倒在地,折断了双腿。后来的日子母亲常常想,这是不是应验了父亲要折断她双腿的威胁?
我的父亲,一心想追回被虚掷的青春年华的父亲,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就这样被自己深爱的情人葬送了。几年之后,母亲在街头与依然生气勃勃地活着的那女人邂逅,她依然嬉皮笑脸与母亲打招呼,气得母亲浑身发抖。母亲想不通,两条人命背负在身上,她为什么竟能如此坦然?
3、我不恨父亲我恨谁?
父亲去后,对父亲又恨又爱又怜悯的母亲一度万念俱灰,她几次想自杀,都是好心的同事们挽救了她。为了正在成长的孩子们,为了这个摇摇欲坠的家,母亲挣扎着活下来了。
父亲生前没给家里带来多少欢乐,死后很长一段时间,他的阴影仍笼罩着我们。父亲的死,成了当年县城最热闹的新闻,他的故事被添油加醋,编成民谣,在各类大小宴会上传为笑料。一些人在开玩笑时,动不动就说:我要炸死你!当时为了减轻家中负担,年仅16岁的姐姐招工进了医院,刚上班那阵,姐姐受尽了欺负与白眼,常常回家向母亲哭诉,说着说着,母女俩就抱头痛哭。万般无奈,母亲便挨门挨户到姐姐的同事家赔笑脸,说好话,最后,弄得那些最刻薄的人也不忍心起来。
这时哥哥也在医院的食堂上班(还在试用期),他的精神本来还不很稳定,父亲惨死的打击,少数人肆意的嘲弄与欺凌,使哥哥的病情迅速恶化,他不愿意再上班了。母亲很焦急,惟恐哥哥被医院辞退,一次次地去医院为他说情,有时,母亲还挤出时间去医院洗碗、做饭,替哥哥干活。然而,试用期满后,哥哥还是被医院辞退了。
失去了工作的哥哥,渐渐变得有点狂乱。有一次,他竟然砸烂了家中唯一算得上高档商品的电视机,又逐个将家中成员痛打一顿,最后竟将母亲也打倒在地,头上起了好大一个包。
不久,哥哥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从此,可怜的母亲,每逢休息日,便匆匆赶往几十里路之外的精神病院探望儿子。艰辛的母亲愈加艰辛。
母亲在磨难中日渐苍老,年少的我则在磨难中过早成熟。我读书一直很努力,极少和同龄的孩子们一起玩乐,因为我知道,我只有倾注全部精力于学业,才有可能出人头地,才有可能报答我受苦受难的妈妈。
但父亲不祥的影子一直困扰着我,每次听到或看到父亲这两个字眼,我的心总觉得被隐隐撞痛。记得有一次,学校要集资办学,要求学生家长单位捐款,当时同学们都围在报名处,忽然听到老师叫我的名字:“你父亲是哪个单位?”我垂下头:“死了。”我没敢看周围的同学们,但我知道他们的眼睛里全是同情和怜悯。我哭了。那一刻,我恨极了我的父亲。
我在忧郁和苦闷中挣扎。15岁,我得了严重的失眠症,终日神不守舍精神恍惚,去省城医院求治,医生诊断为偏执型强迫性抑郁症。那段时间,母亲怕加重我的心理压力,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内心却心急如焚,惟恐我步哥哥的后尘。她多次带我去省城治疗,耗尽了财力和精力。那时,我才知道,多少年来,母亲她也一直在靠安眠药维持正常睡眠。
还算庆幸的是,虽然我的精神状况一直不是太好,但最终我还是考上了一所专科学校。
我接到通知书的那一天,妈妈的脸上绽露了一丝难得的笑容。
那些漫长而苦难的日子,终于随着我们的成长如潮水般渐渐退去。
20岁那年,我进了一家机关上班。阅尽许多人和事之后,我终于走出了少年时代苦难的沼泽地。
如今,母亲退休几年了。她所在的卫生院效益不好,退休金只有200多元,为了每月只有90元生活费的我哥哥,为了减轻我的经济与心理负担,年近60的母亲拖着因长期紧张与劳顿而落下高血压、心脏病等多种疾病的躯体,又去了30里路外的一家诊所打工。因放心不下生活还是不能自理的哥哥,母亲便早出晚归,疲惫地来回奔波。
太多的苦楚使我一直怨恨着父亲,但苦难最深重的母亲却从来没对父亲有过怨言,好多年我总是固执地不愿为父亲上坟,母亲总一个劲地敦促我:“孩子,去吧,他毕竟是你的父亲啊!”直到今天,她依然保存着父亲生前的衣服,保存着她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情感和记忆。
但我还是不能原谅父亲,每当我看到面色苍白头发干枯的母亲,为生活奔波踽踽独行的身影;每当我面临哥哥的痴狂——他将成为母亲终生的负累,而且还将是我必须继承的负累。我不恨父亲我恨谁?
不久前,我偶遇父亲的一位生前挚友,一所高等学府的宣传部长。他静静地听完我对父亲毫不隐讳的尖锐批评,叹了一口气,说:“我和你父亲都是悲哀的一代。”我愣住了,痛惜地看着那张被酒精毒害了的苍老而枯槁的脸。他是父亲同年北大新闻系的毕业生,也遭受了那场“政治风波”毫不留情的洗劫,和父亲一样,虚掷了生命中最为灿烂的时光。在困顿中,他选择了一个乡下姑娘,至今因没有文化而无法找到稳定职业。多少年来,这位北大的高材生一直靠喝酒来麻醉与发泄,迷迷糊糊打发着光阴。
那一刻我突然不知道自己该恨谁了。他和我父亲都是那段悲哀历史的牺牲品,不同的是,他选择了忍耐,而我父亲却选择了可笑可怜的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