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羊的二秃子不是村里受敬重的劳作者，他懒散的营生，再加上无法治愈的癞痢头，还有村里人毫不避讳的耻笑，使他的窝囊、沉默、无能，充满了颓废的流浪气质。要不是他妈把他时刻挂在嘴上跟婶子们念叨，提醒着他的身份，村里人怕是很快就能把他忘记。当然，他放的那群羊是无法忘记的。如此，放羊的二秃子虽然更像过客，人们还是无法忽略他的存在。
在冬天，二秃子跟邻村千奇百怪的放羊人带着各自的羊群聚合在一起，他们之中，有聋子、哑巴、缺手或胳膊的残疾，还有游手好闲的懒汉，二流子，反正，在村里，羊倌永远是村里最差劲的人，是村人所不耻又不想与之相处的人。当他们赶着羊群上山入坡，叫骂着羊，或者含着烟袋晒太阳的时候，村里更多的人们在细心地播种、耧除、收割，或者盘坐在炕上，剥出一笸箩又一笸箩金黄的颗粒。村里人天生对于粮食的热爱和尊重要胜过任何事物，他们不希望这些天生带着不祥的人来伺弄庄稼。羊倌们孤独、失落、带着野味和情绪的歌声在收割过的、空荡荡的田地中尖利地响起，像刀锋掠过布匹，这声音跳过山坡上的石头和枯草，渡过即将封冻的河流，被风带到很远的地方。
这是放羊人最受人欢迎的季节。羊作为庄稼的制肥师，使放牧它们的人成为宾客。通常是下午，穿着皮袄的羊倌们被请到了村里，村里垒起火灶，用白面招待他们。他们蹲在窑洞前面，端一大碗面条，贪婪地吃着。每年冬天的这段时间，二秃子和羊群不只在村还要被请去邻村“卧地”，在半个月甚至二十多天时间里，他天天吃白面，使小孩子们羡慕。我们围着十几个羊倌，亲眼看着瘸腿的装妮大爷在大案板上擀出长长的面条，然后左右手架着，一拐一拐地将它们放在滚开的锅里，香味便在风里散开。二林不停地咽着唾沫说，大了也要放羊，不为甚，就为每年冬天能吃一碗白面。他说这话的时候，正好他爹也在旁边，脱了鞋就砸来了。但他初衷未改，来年好几次，偷偷跟上二秃子去了野地里放羊，这是后话。放羊人吃好几大碗后，拔起面前插着的羊鞭，土坨被羊铲带起来，湿润而清新。他们吆喝着羊们有序地，迎着橘红而冷静的夕阳，慢吞吞地走向村外，身后，留下大量的黑色的小粪球。
村里指定的田地里，已被他们沿地边拉起了绳网，几百只白天吃饱喝足的羊们，会安静地卧在地里度过漫漫长夜。这块地被羊群整夜的呼吸、拉粪拉尿滋养过后，为来年的庄稼提供了充足的肥料和地气，使之长势茂盛。在夜里，偶尔有羊会挣脱绳网独自出走，在黑暗的世界里，饥饿的狼群会嗅着羊的气味对它下口。还有的羊侥幸逃脱狼的捕获，而不小心掉到沟里，或生或死。生的必定残了，能治好的就回群里了，治不好的跟死了的一起被二秃子抬回村里，杀了，给村里人分肉吃。
聋子后来就跟着二秃子放羊去了，二秃子有了帮手，每天也不好好放羊，就是唱小曲子撩逗邻村上地的女人们，后来大着胆子到人家地头上蹲着吃烟，色眯眯地看，遭了人家老汉一顿打，才灰溜溜地转回来。
但二秃子也不是一无是处，村里小孩差不多每个人都会跌倒脱臼，有的甚至脱臼好几次，每当此刻，二秃子都会亮出他的绝活。他每天跟羊在一起，羊们走的是崎岖山道，临边临渊的，骨头又脆，稍不留神就崴了足脱了臼，久而久之，二秃子就有了一门手艺。只见他左手握着小孩的手，右手轻轻抖点，口里还问，这疼?这疼?小孩还在哇哇哭，见他问，便住了声答，抬眼看他的当儿，听得很微的叭的一声，再问，疼不?小孩无限惊奇地看看自己的胳膊，不相信地动了动，眼里挂着泪，却笑了。大人们此刻更是像端神一样敬着他，又是烟卷，又是留饭。二秃子那个高兴，整个癞痢头都喜灿灿的。出了门，耳后别着烟卷，背着手，得意地哼起小曲。但夜黑，路窄，调起得再高，唱得再好听，除了忠心的羊，怕是谁也听不见。
敲钟人
结巴三娃作为时间的掌控者，每天，他都会用一块青石敲响槐树上吊着的那个瓦光锃亮的犁铧，提醒人们出工和上学的时间到了。这种在当时绝少人和人家拥有钟表的年代里，他更像一个提醒者，根据日光切割墙壁的阴影部分来判断时间的准确性。每次看戏，看到挂了胡子的更夫敲着锣喊“天干物燥，小心火烛”时，我们小孩都会指着台上那个人喊，结巴，结巴!引得台下哄堂大笑。
全村人无比信任这样一个敲起钟来都结结巴巴的人，他作为时间象征，提示和指引着整个村庄的次序。他的准确性从不引人质疑，他对时间的掌控使他自己的生活处于一种有序的行进中：
起床时间——鸡叫第三遍。
担水时间——窗户透亮。
吃饭时间——日头印到窑顶一尺。
敲钟时间——日头把院墙的第三片瓦分成两半。
下午敲钟时间——吃完饭三袋烟。
相对于村里其他人，时间好像成为他的亲信，他对它了如指掌。但时间并没有给结巴三娃特权，允许他更改或者怎么样，也没带给他一些特例，诸如不去劳作之类。他作为一个正常的劳力，执行时间不过一个义务，更多的时间里，他跟庄稼和土地在一起，他活在人们对他某一技能的肯定中，以此来抵御结巴这一缺陷带给他的困惑和自卑。
他已经50多岁了，黑红脸，结实，一顿吃三碗饭，可惜还是光棍，一直跟老父一起生活。据说钟敲了好多年了，原先还指望敲好钟能讨个媳妇，后来年月久了，便也不想了，只敲钟。有一回他在五道庙吃饭，拿着个空碗听众人说话，有年轻点的人跟他说，三娃叔，你把敲钟这营生让给我得了。他摇头。年轻点的又说，又不多给你一个工分，你也没敲到个老婆，快歇了吧。结巴三娃急得，脑门上直冒汗，话也说不出来，只一味地摇头。他又说，三娃叔，不就看日头吗，我又不是不认识，我也能干了。结巴三娃一下子站起来，指着他说：王王王……巴……的。坐着的人看笑话，七嘴八舌地说，三娃，你就让给他吧，你也敲了这么多年了。他急得抓耳挠腮，不知如何是好，嘴巴张得大大的，眼看一句话就出来了，却又噎回去了。后来，他高声叫着，把声音拉得长长的，唱起来了：我敲钟敲得好，你们黑眼了?爹爹们就不让给你们，气煞你们活该。要想叫我不敲钟，除非日头倒着走。大家本也是存心逗他的，看他急得都唱起来了，笑得前仰后合。
某人笑岔了气，咳嗽了半天，抬着一张红脸，对着结巴三娃说：日头倒着走?受用死你，那你不返老还童成了老不死了，哈哈哈。
后来村里有了喇叭，就挂在老槐树上铁犁铧的上方，喇叭里一到点，好听的女声就会提示，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几点整。俊杰当兵回来，买了个小鸡吃米的闹钟，羡慕的人们，都托人从外地往回捎，一时村里差不多每家都有了钟表，说早上八点上工，大家齐刷刷地抗着农具就出门了，那铁犁铧在树枝上挂着，因为不用敲了，结巴三娃也不拿灰渣擦洗，没几天，就上锈了。敲钟的石头，也被人拿到五道庙垫洋灰板去了，结巴三娃老了许多，他像一个被丢弃者，在失去时间的同时，也失去了自己。
好在侄儿是村书记，又给了他个开会时在大喇叭里喊名字的营生。村里会也多了。娶媳妇也不吹打了。老人故去，儿孙也不披麻戴孝了，胳膊上裹个黑布条，也不哭，木木地跟在塑料棺材后面。好像一夜之间，世界就变得跟以往不同了。
通常队里开会的时候，喇叭就会响，里面许多时候在唱歌，我记得最深的是那句：热腾腾的油糕，哎哎哎哎哟，摆上桌哎哎哎哎哟……突然，喇叭里传出噗噗的声音，然后又是喂喂的声音，接着，结巴三娃的声音就出现了，刘……改花……，啊……赵先……先……弟……声音中充满焦急和不安，那个啊啊的回声，被喇叭四处扩散，仿佛要穿透村庄的每一个角落，却又那么恍惚、空洞、无力。
剃头匠
一直要等到正月二十五“大填仓”，村里才算过完年。
这一天，在院子里或者打谷场上，用筛过的炭灰撤出一个个大小不等的“粮囤”，放些五谷杂粮进去，将一鞭小炮点燃，用手提着在粮囤上爆响。一时村里炮仗齐鸣，此起彼伏。我们小孩都站在一边，各自歪着身子捂着耳朵眯着眼，那炮仗渐渐四分五裂，红皮碎屑爆了一院，飘的飘落的落，好似就要被炸到。二林胆大，就跟大人们站在一起，非得等大人们把炮焾点燃，推他一把才离开。毫不犹疑的虔诚喜气，使神无怨怼地赐予村庄五谷丰登、粮食满囤的好收成。占槐大爷家这一天比别人家更热闹，作为村里唯一的剃头匠，他的手艺姑且不论好坏，但是被承认了的。特别是一些老人们，拄着拐，戴着毡帽都来“安”占槐大爷，专等二月二吃了面人，煮了鸡蛋，挑了龙头，然后剃头。做父母的更是，远远地在门外就喊：他占槐大爷，提前安下你，二月二给咱侄儿斩斩贼毛。刚刚放完炮在炕上吃“包裹”(饺子、包子之类)的占槐大爷大声地应着，腰杆不自觉地挺直了。
占槐大爷家的剃头手艺已传了四代。可惜的是，到占槐大爷这辈，人寡，无兄弟姊妹。本想多生几个儿子，却事与愿违，老婆连生了五个闺女，他唉声叹气地在五道庙跟人说，上辈子不知造下什么孽了，老天爷在惩罚我呢。村里人背地里都说，可惜了他的好手艺，怕是要失传了。
他最小的闺女有弟每个月都要被他剃一回头，有弟妈虽有怨恨，但又不敢多言，人前人后，低眉下眼，活得不舒展。占槐大爷喝了酒，都要打她一回，她忍气吞声的样子也遭人小看。有弟常年戴着个帽子，帽檐下能隐约看到新长的青茬。她出街上来，看到小孩子们，总是躲得远远的。二林吉祥他们撵在她后面，大声的喊：二尾子，假小子。那是夕阳时分，夜色正在快速地掩盖着村庄，羊迈着小碎步跑着回圈，大人们也早已把牛赶回饲养处。晕红的暗色中，二林吉祥从地上捡起土坷垃朝戴着蓝帽子的有弟身上砸，嘴里肆意地叫喊着，二尾子，二尾子。有弟眼里的泪光在夕阳中一闪一闪的，悲伤的表情中带着愤怒和仇怨，她飞快地向家门跑去。刚刚担水回来站在黑洞洞门前的占槐大爷看见一股风在饲养处打着旋，后来旋上了五道庙，旋到自己家的门前就不见了。
有人在那天晚上听到了占槐大爷家的哭声，先是女人低低的啜泣，后来是男人的号啕大哭。据说那天晚上占槐大爷又喝酒了，照例打了女人，完了自己坐在院子的石头上，哭了一夜。这传说倒教村里人对他生出几分可怜。从那天起，有弟再也没被她爹给剃过头，不久头上长出长发，又多又黑又亮，都说是她爹的剃刀给剃出来的。她站在街上，跟我们玩，常常会把手放在头发上，生怕它们不在了。
日子飞快地走进二月，占槐大爷将发乌的裹刀布一层一层解缠开，取出家伙什儿，从大瓮里舀一葫芦瓢水，在梨树下的磨石上细细地磨，黑水从刀口处不断地流下来，浸到树根里。直到一瓢水用完了，占槐大爷的脑门上沁出一层水汗，再舀一葫芦瓢水，把磨好的刀刃冲洗干净，早春的阳光里，刀刃发出亮白的光。
村里人憨厚实在，作为村里唯一的剃头匠，占槐大爷所承担的绝对不只是将头发剃掉这么简单，村里人寄予他更多的希望，他锐利的刀峰，将驱除每个人生命中的所有失败和不祥，村里人一年的好运，亦交付于他的手和他的刀，更甚者，一个孩子将来的好歹，亦是他和他的刀所要赐给的。老人们都说，村里从未出过偷盗等事，这得益于占槐大爷和他的先祖们的好手艺，他们不惜代价地为那些初生和尚长的小子们一年年清斩着不洁的毛发，使他们平安有德地长大，度过一生。
二月初的这一天，占槐大爷把凳子拿出来，把白洋布围布拿出来，把刚买的一块新胰子放到石头上，脸盆里放了清水，手里拿着剃刀站在梨树下，村里的老人们便坐在凳子上，将戴了一冬天的毡帽摘掉，露出一颗花白苍老的头颅，安心地聆听着剃刀锋利的声音从自己的头皮划过，发出噌噌的声响，脸上的微笑，像风里的花，一点点地绽着。这样的情形一直要延续两三天，直到俊林家老婆生产，占槐大爷被请走，浩浩荡荡的剃头浪潮才渐渐偃旗息鼓。
每年春天，村里的男人们都顶着一个个光洁明亮的头颅迎来令人期待的播种季节，就像一个崭新的生命从寒冷的冬天脱壳而出，一切都散发着新鲜而纯粹的味道。这时候，占槐大爷也会跟他们一起出现在田地里，他的头发同样锃光瓦亮，跟别人不同的是，他的头上有很多被刀划伤的痕迹，人们知道，这是他闺女的杰作。
裁缝师
快过年的时候，供销社里的花洋布被扯成五尺、六尺的样子，叠得齐整整的，转移到了水草家。她家的炕上铺着一块墨绿的油布，被热炕腾得软沓沓的。水草妈把一块花洋布展开，用木尺一尺一尺量了，然后把花布里朝外折叠一下，在油布上刮得平展展的，左手拿木尺，右手拿一块淡蓝的画粉，仔细地在布面上画出两道衣服的样子的雏形，再拿起剪刀，将布剪开。剪刀跟棉布之间发出沙哑的嚓嚓声，在我跟禾苗、田园、以及水草听来，是世上最好听的声音，像雪落，像清风摇曳树枝。而她手里那块桃型的画粉，亦是世上最好的画笔和颜色，让人惊讶现实之外的美丽的来到。
水草她爹在铁厂上班，每月好几十块工资，是村里第一个买缝纫机的人家。在没有缝纫机之前，水草妈的针线话就好，补衣纳鞋，针角细密，是村里有名的巧媳妇。现在有了缝纫机，一个针头带着线不断地压下去，一会儿工夫，一件衣服就做好了，村里人都觉得这真是件好事。于是，水草妈就成了我们村的大裁缝师，谁求来也不会拒绝。
通常在午后，禾苗就喊我去水草家玩了。常遇到来送布和线的人，蓝布是蓝线，黑布是黑线，花布是白线，有男人，有女人，都是很真心地托付的样子，像自家要去河里洗衣服了，或者去地里干活了，把孩子送到一个可信赖和托靠的人手里。水草妈话寡，总是笑，笑着收下，听对方说完话，笑着送人出门。
我们亲眼目睹了一件衣服成型的样子：布上画出衣片、袖片、兜子，或者裤腿片、裤腰片、甚至裤绊……将它们按照形状一丝不苟地剪出来。水草妈总是裁两件才开始扎缝纫机，先缝衣片，衣片反面对着反面临边缝一道，然后反过来把刚做的那条线包进去，再扎一道。(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第一道工序其实就是锁边的意思，水草妈真是心灵手巧的人，自创了一种最好的方法)最盼望的是，把两个前片和后片扎好后，水草试穿的情形，水草穿上那个没袖子的半成品，喜滋滋地转来转去，一脸的骄傲。炕火正旺，低头，能看见红红的火苗。而屋外，大风正烈。那种喜悦，传递到我们每个即将穿新衣的小孩脸上，似乎那就是另一个穿着新衣的我，在另一个地方转圈。
天渐渐暗了，冬天的白昼是短暂的，花布上的花，渐渐地失却了鲜艳，跟周围的物体们陷入到枯燥的黑暗中去了。我们摸着缝纫机光滑的台板，偶尔触碰到闪着亮光的机头，鼻息里嗅着木头和布匹的味道，在交织着失望和盼望的心境中，走出了水草家的门。门外，冬天的村庄，灰暗，寂静。
水草家夜里的缝纫机在煤油灯下噔噔地响着，全村的人都能在她辛苦的劳作后穿上新衣。因为有她在，村里人，村里的那些牲畜，甚至屋檐下卧着的犬，都睡得舒坦而安详。
令人叫绝的是，水草妈能将花布上的花在衣服上毫无罅隙对在一起，明明是被分割开过，却又似它们从未被裁开过，圆满的样子让人欢喜。穿衣的人，身上是成片成片的花，一朵一朵，从前胸开到后背，再从后背簇拥到胸前，那些花，毫无顾忌地盛开在寒冷的风中，而她走动的身子，仿佛花茎、花骨。远远看，那簇花，像整整一个春天，被神端在，飘浮在人间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