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初夏，刚从山西回到河南老家的爷爷去世了。消息是通过电报发到乡里邮局，又打电话辗转告知村里的。炭火熊熊的铁匠炉旁，父亲正在紧张地打制镰刀。度过了春荒，饥饿的人们早就盯着田野里由青转黄的小麦，准备挥镰收割了。听到消息，父亲猛然把手中的铁锤砸向地面，一下子瘫坐在板凳上，双手托着头，半天没有抬起——这是我熟悉的父亲极度痛苦时的样子!几年前三哥突然病逝，父亲就是这样。
爷爷是春节过后来山西的。年前二叔来信说，河南连年闹灾荒，家里已经断粮了。年轻人都瘦得皮包骨，快撑不住了;单身汉大马牙好几天不见，后来发现死在一堆麦秸秆里，浑身浮肿，皮肤发亮，肯定是饿死的。八十多岁的爷爷，本来多病，饿了一冬，连路也走不动了。父亲自然心急火燎，马上让侄子把爷爷送了过来。在那天灾人祸不断的年头，山西也好不到哪里。记忆中，人们整天就是想着吃东西充饥：到地塄上收集荆条树籽炒了吃，那绿豆大小的颗粒，放到嘴里，像铁一般的坚硬，咬不动，嚼不碎，只能囫囵着往下吞;交了公粮的空玉米棒粉碎后，拌了麦麸子熬粥喝，这种粥，越熬越稀，虽然喝到肚子发胀，尿两次后肚子就又空了;冬天里，学生们周末都有任务，到山上扫柿树叶子，送到学校食堂里泡软、磨碎，掺了米糠做窝窝，这窝窝，吃到嘴里“沙沙”作响，粗糙得难以下咽。看到有文章说那时的农村，没有狗叫，没有鸡跑，榆树白花花的，没了皮，根也被刨光了。确实是这样。多亏了父亲有铁匠手艺，他好几次偷偷背着打制的农具，夜里到沁水的山村换粮食，才使我们家的人不致过于挨饿。
9岁的我第一次见到爷爷，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他的样子：一个黑皮肤的小老头，深陷的眼窝，松弛的皱纹，焦黄的胡须，干枯的手指，外露的肩胛骨处是凸起的骨骼和凹陷的皮。说实话，这初次的见面，我虽然也感受到了他目光的慈爱，却有点怕怕的，因为我压根没有想到人能瘦成这种样子!
在父母的精心照顾和调理下，爷爷的身体和精神慢慢好了起来，脸上也渐渐有了血色。他耳朵聋，听不清我的名字，一张口就叫我“同莲”，在反复纠正毫无成效之后，也就接受了。妹妹和侄女还小，爷爷有了需要跑腿的事往往是我来做，比如到屋子给他找拐杖，帮他盛饭，还常常给他端热水，让他洗脸，泡脚。时间长了，爷爷很是喜欢我。每天看到我放学回来，爷爷就会笑眯眯地从他口袋里掏呀掏，有时掏出一个柿饼，有时会是一块水果糖。这些父母专门给爷爷准备的零食，爷爷总要节省一些给我。
爷爷在山西住了三个月，身体逐渐复原后，提出要回老家去。尽管父母反复劝说，他只认自己的道理：“这里毕竟不是老家，我怕有一天回不去。”拗不过爷爷，父亲只好让徒弟把爷爷送回了老家。徒弟回来说，老家小麦开始发黄，可以做捻转(一种用青麦子炒熟后，在石碾上压成一截截旋转样子的食品)了，爷爷不会饿着了，父母才放心。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刚刚走了一个月，爷爷就去世了。
午饭后，父母匆匆收拾了行装准备回河南老家。临出门，母亲有点不舍地看了我们一眼，对大嫂说：“她们还小，家里全靠你了!”
太阳渐渐西沉，等最后一缕光线从院里的老椿树上消失，天完全黑了。大嫂伺候我们吃过晚饭，还不到睡觉的时光，就忙不迭地关了院门，插上门闩。灶台上如豆的煤油灯照在空旷的院子里，昏黄而静谧，似比平日黯淡了许多。是啊，父亲的铁匠炉哪一天不是夜里八九点才熄火?红红的火苗，呼呼的风箱，丁当作响的铁锤声，院子里总是那么亮堂而热闹，如今，却是如此的冷清!我们也都失却了以往的活泼热闹，乖乖地坐在小木凳上，静静地依偎在大嫂身边。
该睡觉了，大嫂再次检查了大门是否插好，前后屋子的门也都统统用搭扣扣好，连卧室的木板窗户也闭得严严的。我明白，在我们几个人之中，大嫂这个唯一的“大人”也才二十五岁，她肯定也害怕这黑黑的夜晚。大嫂在宽大的砖炕上并排铺开三床被子，可是，临到睡觉时，我们几个谁也不愿独自睡，争论的结果，所有人睡到了一条被子里，妹妹和侄女睡在大嫂左右，我睡在她脚头。我的这头紧靠着窗户。
在大嫂轻轻地拍打侄女的声音中，我逐渐迷糊起来，很快就沉沉地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被一种声音惊醒了。侧耳倾听，声音来自窗外，细细的，低低的，像是一个人在轻轻地诉说。但是说的什么内容，却无论如何听不清。我奇怪起来，这深更半夜的，外面怎么会有人?又是个什么人?会不会是老人们故事中说到的鬼?想到这里，我十分害怕，用被子紧紧地蒙住了头，不敢动，不敢喊，只能静静地听。外面的声音还在说，我忽然清晰地听到他在叫“同莲”“同莲”，这外面的是爷爷吗?因为只有他一人这样叫我的名字。可是，爷爷不是已经去世了吗?啊呀，这肯定是爷爷的魂来了呀!是的，肯定是，我分明还听到他在说：“爷爷想你，爷爷来看看你。”我仍然不敢动，不敢喊。很久，外面的说话声没有了，只听见风吹动着木板门，发出“咣当”“咣当”的响声，村头飘飘忽忽偶尔传来的犬吠声，院里椿树枝头像哭一样的猫头鹰叫声……一切，都让人惊怵害怕，让人恐惧万分。
很久，远处传来了公鸡打鸣声。窗外，又有了声音，但却只是“哎呀”了一声，再无动静。
天亮了，我把夜里听到的告了大嫂，后来，又告了父母，他们自然不信，但看我郑重其事的样子，他们不吭声了。父亲后来几次跟我说：“爷爷是真的喜欢你。”
几十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那天晚上的经历。有时候也想，是孩童时的梦境吧?但是，我又没理由怀疑自己的记忆，因为那情形，那声音，确实是真的!
斗地主
小时候，“地主”这个词在我的脑海里一出现，就是小人书《刘文学》中偷摘生产队的海椒，被发现后，用魔爪恶狠狠地掐死了勇敢少年刘文学的坏人;再有，就是电影《罪恶的地主庄园》中横行乡里、无恶不作的恶霸刘文彩。后来，“文革”开始，为了提醒广大贫下中农“防止阶级敌人破坏捣乱”，各村时不时地要斗地主，我终于见到了两个：一个是我们村里的，一个是我初中学校的。这时，我对地主才有了直观的印象，只是，这两个地主一点也不像书里和电影中那凶神恶煞的样子。
村里的地主姓栗，四十来岁，皮肤白净，长得瘦瘦小小的，说话也温文尔雅。我曾听人悄悄说：唉，他哪里能算地主?连一天好日子也没有过上。土改前，他祖父的油坊就不开了;爹妈多年有病，几十亩地都陆续变卖着吃药了;剩下一座四合院，土改时，也分给了几户穷人。他们说的，前面那些我不清楚，后面的应该是真的，因为村里的栗家院住着几户杂姓，他和妻子一直住在村西的破庙里。他们有一个儿子，从小就外出上学，长大后也在外地工作。大概因为运动频繁，怕受牵连，极少见他回村。
没有运动的日子，这个地主也像一般社员一样，扛着锄头上地，挑着扁担送粪。逢年过节，村里演唱上党梆子，他就装扮成小姐或丫嬛的样子，手里拿着彩绸扇子，在台上扭着，扇着，唱着。村人就陶醉地看着，欣赏着。不仅如此，他手工也极好。他设计和裁剪的窗花纸样，多姿多彩，好看极了。有松鼠偷葡萄，凤戏牡丹，喜鹊登梅，事事如意(画面是一对柿子和如意，取二者谐音)，等等。每逢春节或村人娶媳妇，嫁闺女，那贴满窗户的花花绿绿的窗花几乎都是他剪的。当然，他也会做枣糕。我曾在一篇《枣糕的故事》中讲的柳娘的那一套功夫，他几乎全会。因此，二百多户的村子，很多家都少不了让他帮忙。这时候，他是高兴的，虽然这些活都需要他在于完生产队的活计后，夜里点灯来做，也需要付出很多的耐心和细心。但一碰到运动，他仍然要挨斗。这时的他，就成了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阶级敌人”。
农民白天要忙农活，批斗会一般在夜间举行，会场是村子中央的大庙，这时，栗姓地主往日演戏的戏台就成了他的审判台。我家离大庙不远，遇到批斗会，也会好奇地和小伙伴们爬到月台上看。台下是黑压压的村民，台上是主持人和他。有时也会有一个女人陪斗，这个人是他老婆，当时人称“地主婆”。当然，主持人是坐在太师椅上的，而地主则弯腰九十度规规矩矩地站着，脖子上还吊着一块厚墩墩的四方木头牌，上面用毛笔蘸足了墨写了他的名字，并用红笔打了叉，很像那些年村口布告上即将被枪决的犯人的样子。会议程序和电影里的基本相同，先由主持人(有时是村支书，也会是大队长或民兵营长之类)讲开场白，比如马上要开展春耕播种了，大家要防止地、富、反、坏、右破坏生产，我们一定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能让他们捣乱破坏等等。接着就有人举拳头，喊口号，“打倒地主栗××!”“只许栗××老老实实，不许他乱说乱动!”台下的所有人也都跟着，喊着。如果批斗会在秋后或农闲时举行，还会加上一些内容，比如，叫几个老贫农上台忆苦思甜，控诉地主的罪恶。一次，上台忆苦思甜的是六十多岁的许大妈，解放前她曾在栗家当过保姆。开始，许大妈还连声嚷着“解放前，地主太坏了，压迫得咱穷人没法活”，“如果不是新社会，我们还得受他折磨”等等。可是不知为什么，她说着说着，意思变了。她说有一次自己得了重病，发烧抽风人都晕过去了，如果不是主人栗××派人赶马车送到县医院，她就没命了……说着，许大妈声音也变了，鼻涕眼泪也出来了。正当大家奇怪之时，主持人醒过神来，急忙把她轰到台下了。
地主就这样一直弯着腰面向台下站着，偶尔会稍微挺直一些，应该是困得太难受了。马上就会有两个年轻人跳上台，一人拉住他一只手，狠劲地高高地扭到背后。这时，他就有点撑不住，脸痛苦地扭曲着，双腿“嗵”地一声跪在了地上。接着又是一轮众人高高扬起的拳头和此起彼伏的口号声。
我和伙伴们看过一两次批斗会，就不愿意再去了，因为实在害怕那会场的阵势，想不明白这地主到底有多大的罪恶，让全村的人齐声怒吼和批斗。那地主着实让人恨不起来，他平日不是和气热情的吗?大家不是也总让他帮着做事吗?也就不管大庙里如何热闹，回家睡觉去了。有时，睡梦中也会被声音惊醒，那是散会时从窗外走过的杂沓的脚步声，人们高高低低的说话声。有几次，还听到了女人抽抽噎噎的哭泣声，男人压着声音低沉的劝解声，问母亲，原来是地主和他老婆。
后来，我上学走了。再后来，听说地主的老婆受不了批斗会的折磨，和地主离婚了，嫁给了邻村一个又馋又懒的老光棍，她终于可以不再顶着“地主婆”的帽子陪斗了。可是，她却不喜欢现在的丈夫，终日寡言少语，没过几年，患了绝症，死了。不久，地主也死了，是上吊自杀。现在想来，他该是因为老婆离婚了，死了，彻底没有希望和牵挂了吧。
至于我初中学校的地主，虽然他是数学老师，我却不大熟悉，因为我1966年上学时，他已经不上课了。他姓赵，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地主，只是地主成分而已。因为学校是乡镇中学，他的批斗会也就和村里的地主不一样，除了在学校斗，还要挨着村子游斗。平日，他干的是学校马车夫的活，白天到后沟拉煤，到南留拉粮，到村里拉菜，夜里几次起床喂马。运动一来，他就成了红卫兵和造反派批斗的对象。记得他被红卫兵学生押解着到我们村游斗时，正是数伏天气，他头戴高高的纸帽子，脖子上挂着沉重的大木牌，用铁丝吊着。铁丝被汗水粘住，无法滑动，深深地嵌入脖子里，汗水在他脸上流淌，血水一滴滴地落到地上……
赵老师后来怎样，我不清楚，大概不会是村里栗姓地主的下场吧?毕竟，他是有知识的，心胸该宽广一些。不过，也难说，各种政治运动中，想不开的知识分子大有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