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考试完后，我便上山开始挖药草挣学费。暑假快结束时，有传言我考上了中专。那时中专很吃香，因为这意味着跳出农门，毕业便可以直接吃国家饭了。这个消息传到我的耳里的那一天，我正好顶着烈日与父亲在田里薅秧锄草。不知什么时候起，在山上露水杂草中曾无数次跑来跑去的我，身上碰到秧苗就过敏，一下田腿上便痒的不行。我父亲还认为我偷懒，忍不住开口就骂：“你是吃这碗泥巴饭的，多痒几次就习惯了。你还以为你有公家命呀。”我忍着泪，蹲在秧田中扯草。这时，田埂上有一个邻村人路过，看到了我，就高兴地对我父亲说：“大哥啊，恭喜你啊，你儿子考上中专了!”父亲不信，再三确认。邻村人走后，父亲回过头，看我的目光瞬间便变得温柔了起来。他对我说：“原来你果然不是吃这碗泥巴饭的。既然你身上痒，那就回去吧，我来干就行了。”
回到家，我看到母亲眼里闪烁着泪光般的喜悦。一家人，坐在灯下，大家都不说话，静默许久。母亲说：“伢啊，终于苦穿头了啊，好啊好啊!”母亲说话时，抚摸着我的头。我便低下头，看到父亲与失去上学机会的姐姐，都用特别高兴而又复杂的眼神看着我。
但几天后，真正的消息传来，却敲碎了全家的希望。我们班不仅没有一个考上中专，而且连高中都上不了了——因为我们自己的乡镇没有高中，其他乡镇的高中，原则上只招本镇的学生，这导致我们乡镇的孩子上高中的名额很少，而且录取分数还很高。仿佛在寒冷的冬天浇了一盆凉水，我一下子掉进了冰窖。我们全家都掉进了冰窖。一家人又重新坐在家里，全部保持了沉默。深夜里不时有母亲的叹息声传来。而我，同样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想不开。推开窗，村庄一片漆黑，窗外弯月如刀，仿佛在我心头一点点割肉。
母亲披衣坐起来，问我怎么了。我强忍着泪，说没什么。母亲说：“伢啊，人的命，天注定。不要急，明年再好些来。”母亲坐着床头，我突然觉得愧疚溢出了胸膛。在那个夜里，我第一次对人生产生了绝望的感觉，甚至想到了死。
为了能上高中，父母开始托人漫无边际地找关系，最后几经周折，只能去百里之外的一个镇上职高。由于离家远，为节约车钱，我一般是一个月回去一次。除了每个月初背一袋米来，还得带上更多的咸菜。
“既来之，则安之。”班主任说。班主任姓彭，是一个好老头，教我们的化学与无机土壤等。那时，我开始真正静下来，读书、写诗、写散文、写小说。像往日那样，我在新的学校里还是被大家推选为班长。与初中的快乐学习不同，那是我见过的失败情绪最厉害最严重最泛滥的班级，也是对人生抱着失望感最沉最重最绝望的学校。虽然同学之间温暖而团结，但几乎没有人想到以后可以跳出农门。那时，身边好多同学开始谈恋爱，开始自暴自弃。而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漫无目的开始写作，每天待在一个角落里，不停地写。作为班长，我偶尔在晚上自习时，组织大家讨论人生。但无论大家争得如何面红耳赤，最终谁也无法说服谁。我甚至觉得每天的生活都了无生趣。我们班主任——那个胖乎乎的中年人，脸上一直带笑——却常常鼓励我们要积极向上，要在广阔的农村田野里干出一番不凡的事业。他相信事业与成功的存在，正如我们相信失败迟早会来。我确实又经历了一次失败。因为我唱歌不错，一个来选苗子的老师推荐我去参加县楚剧团的招生考试。我当时信心满怀，骑着一辆借来的自行车在寒风中出发，经过一个多小时到了县城，但进去唱了几分钟，人家便把我淘汰了。回来的路上，下起了雪，我觉得那些雪都下在了我的心里。
心情如此，学习如此，生活也是艰难。最难忘的事是偷菜。偷菜一般以班级宿舍为单位，大家轮流去镇上菜农的菜地里偷一些白菜、萝卜，再偷偷用电炉子放点盐一煮，滴上几滴油，便是佳肴了。轮到我去偷菜了，我却不敢去。我们班的张同学说：“你胆子小，我陪你去吧。”借着朦胧的月色，我猫着腰跟在他屁股后，进了农民伯伯的菜地。刚摘了几根黄瓜，有两个人打着手电，从公路那边的岸上向菜地里跑来。同学张跑的快，一下越过了河岸，“扑嗵”一声跳进了河流。而吓得大脑一片空白的我跟不上同学张的速度，只有选择往菜地那边比较深的高粱与玉米地中跑，竟然一脚踩空，跌进了种菜农民挖的土厕里。我在农民的脚步声中瑟瑟发抖。等两个人的确走远了，我才从粪坑中爬出来，向河边跑去。张同学在河里等我。我哭着说：“打死我再也不会偷菜了，从明天起，我也不吃你们偷的菜了。”回到宿舍，在同学们的哈哈大笑声中，同学张说：“以后不能再让他去偷了，我们也不要去了，这迟早要出事的。”大家想想也是，便集体研究决定，每个人轮流从家里背一些能存放的菜来。
这个问题解决了，大家还是高兴不起来。因为每个人觉得在这里读书，就是混个高中文凭，考大学的希望非常渺茫。于是，我们中有不少人开始退学，特别是我最要好的兄弟程同学跑到广西去当了兵，让我每天伤心得死去活来，比失恋的感觉还强烈。
我终于像许多人那样，选择了离开，在村里一位老师的帮助下，去了另一所大家认为更有前途的普通高中。离开时，我站在陡坡向镇上与河流望去，天空阴沉沉的，我的心里像灌满了铅一般的沉重。大家知道我要走，许多都站在身后送别，祝福声此起彼伏。许多年后我回故乡，听说这所学校被拆掉了。我找了好多人打听当年班主任的消息，想去看看他，结果却是不幸的：他因为心梗去世了。
新的学校在一个叫大赵家的地方，属于“二程镇”，也就是著名的宋代理学大儒程颢、程颐所在地，离我家有一百多里地。每次上学，我都是照例先走几公里的山路，来到我们附近的镇上。从那里坐车到县城，再从县城转车去学校，来来去去，几乎都得一天时间。因为没钱，我很少回家。每隔半个月，我母亲便托人把菜和米带到县城我堂兄的单位，我再从学校这边坐车到县城去取。实在没有钱的时候，便找一个理由请家在县城的同学顺便带过来。
那是青春期我另一次生命的开始。普通高中的氛围跟职高完全不一样。班上的同学们都很活跃，非常努力。难受的是到了周末，本镇的同学们都回家了，只有我们几个外埠的回不了家，便在校园里晃荡。由于放假，学校食堂不开火，每到周末我都是应付着吃，有时就吃上一天剩下的。这样时间稍长，我便得了严重的十二指肠溃疡。每天上课时，腹部痛的受不了。特别是到了晚上自习时，往往痛的坐不住。看到同学们都在学习，我又不方便打搅，就经常一个人跑到学校边的山地上去唱歌。天地之下，四顾无助，我不禁常常为自己的命运自艾自叹，又为自己的境遇自卑自伤。但这一切无人得见，大多数同学都在挣扎。大家每天奔忙的，一切都是为了高考。语文韩老师说：“考上与考不上，就是穿皮鞋与穿草鞋的分水岭。”母亲总是说：“伢啊，我不能供你别的，只有自己种的大米;而这个家，以后就靠你了。”母亲一说，我的心情更加沉重，仿佛背着一个家族的希望去读书，去摆脱过去，成为我最崇高的使命，这让我心头上像是压了一块大石头。
从此时起，考虑到家里的困难，我认为自己也该担当了，基本上就再没有用过家里的钱。除了上山采药卖钱或砍柴卖钱，遇有难得的假期，我也偶尔跑到麻城县去采茶。而且，我还不满足于仅在山里挣钱了，新学校的第一个暑假，我便与高中同学汪一起，跑到汽车城十堰去打工了。
那是我第一次独自出门远行，也是第一次见到火车。到达十堰后，工地上的工头——同学汪父亲的朋友，怕我与同学汪两人在一起打工，会贪玩偷懒，便把我们分开在两个不同的工地上干活。由于没有技术，我们只能当小工，做些和沙、拌水泥、抹墙、搬东西、修房子的活……虽然我在农村干过所有的农活，但这里的劳动强度，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十堰的夏天很热，我们也没有一个正式的休息地，常常是哪里方便就睡在哪里。我受不了蚊子的肆虐，就经常一个人跑到工地一个水塔的顶上，坐在露天中。对着浩瀚的星空，我常常一直在想人的命运是什么，未来在哪里，哪里能看到希望。现实永远是残酷的，谁也不会在意你是不是一个高中生，在工地上你必须干活，一切的日子都是在不停的劳动中和永远的疲乏中度过。有天上午，我一个人下了整整两辆东风车的水泥，最后瘫倒在地上，全身看上去像个泥人。再后来，腿上不知怎么长满了水疱，又痒又疼。一抓便破了，破后流出的水流到哪里，哪里便又会长出新的，多少年后才知道那是带状疱疹。有天，一个年轻的姑娘，听说我还是个高中生，为了挣学费出来打工，心生同情，让我到她们的空调屋里休息了一会。我感动得无以复加。我们工地上的吴老四一直对我很好，一再鼓励我回去要好好读书，考上大学。他憨厚的样子至今仍在我记忆里，有一年回故乡，我去他所说的村子找过，但没有人知道他。多年的农民城镇化改革与中国社会巨大的变革，已经让曾经的许多熟人变成陌生人。
那个暑假，我一共挣了六十六块钱。这在1987年的夏天，也算是一笔巨款了。在回家的火车上，我与同学汪不停地唱歌，一首接着一首，让火车上人对我们另眼相看。由于一个月的风吹日晒，我整个人看上去又黑又瘦的，身上还四处都是伤疤。我母亲看到后，一下子便搂着我哭了。但哭过之后，她还是很欣慰，因为她不用再为我的学费发愁了。
在大赵家这所全新的学校里，尽管日子依然苦逼，但我在这里收获了知识，也收获了友谊。许多同学看到我回不去，经常在返校时多带一点菜来分给我，还有一些关系好的同学，偶尔也把我们带到家里去吃个饭打个牙祭。有一次，由于放在集体宿舍的饭票不知怎么的被人偷了，我又不好意思对人讲，饿了一天。好朋友李直同学听说了，偷偷地把饭票夹在我的书里。他知道我自尊心强，以这种方式悄悄地帮助我。我当时一直不知道是他做的，老以为是哪个女同学同情我。他不说，照例在晚自习后和我一起压马路，空谈理想，发泄不满，倾诉不顺。如今，我所有的中小学同学，只有他和我通过种种奋斗生活在北京。他悲天悯人、宽厚待人、与人为善的性格，让我们成了一辈子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每遇我在单位值班，他就到我的办公室喝茶，聊到深夜才回去。
可以说，至今与我来往最多的朋友，都是这里的同学。我们仿佛是前世注定了，要在此相逢。此后，无论时光怎么改变，社会怎么复杂，我们这种感情一直到今天都是纯洁的，纯粹的，值得信任和依赖的。特别令人欣慰的是，尽管大家都费尽周折，拼命挣扎，但时至今日，同学们都各有所成，生活幸福。
在那里，我也获得了一些老师的帮助。由于全校都知道我喜欢写作，很多老师都拿我当朋友，总是从精神上安慰与鼓励我前行。当年教语文的韩老师，他是班主任，特别较真。他会在饭前要求我们背文言文，背不下来就不准吃饭。无论哪个同学收到来信，他都要求同学当面念给他听。他说这是为了杜绝同学们恋爱。韩老师讽刺人也从来不留情面。有一次，他曾当着全班的面，训斥一位男同学说：“你这个状态，要是考得上大学，我上山捉个猴子给你看!”当然，这位同学果然没考上。但他后来出去当了兵，上了军校。有一年回老家，年轻气盛的他非要上学校找韩老师去捉一只猴子给他看。但听说韩老师已经不在了，他才真诚地对我讲：“其实如果没有他那样刺激一下我，我还真的考不上。”另一位特级语文老师宋先生，虽然没有教过我，但看了我写的长篇小说《角逐》，写了一篇长长的评论，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我只要坚持写下去，将来一定会成为一名作家。还有我们的化学与物理老师，以及两位年轻的英语老师，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虽然都是师范学校刚毕业便来教书，但是特别理想主义。比如一位姓朱的英语老师，说话非常幽默，经常在课堂上把我们逗得哈哈大笑，让我们知道英语并不是那么难学和枯燥，至今我们还有联系;还有另一位教英语的刘老师，为人很有个性，很有能力，英语顶呱呱的，他曾在我精神上特别崩溃时，给予了我特别的关心与抚慰，让我至今想起来还特别感激。
在此，我要提一下我们的历史老师对我的影响。在我们那里，女老师很少，而有文化又长得漂亮，还有亲和力与接地气的女老师，那更是难得一见。而她，却是大家公认的才女和美女，温柔、大方、知性、优雅——仿佛什么样溢美之词，放在她的身上都适用。可以说，她在全校师生中非常受欢迎，不管是老师还是同学。想追她的老师成群，喜欢她的学生更众。很荣幸，她对我也给予了特别的关照。有时与我聊天，谈到历史与生活之外的许多问题，让我懂得人生追求的意义之所在。有那么一阵，她令我内心非常迷恋，朦朦的情愫与苍白的青春交汇，令人不敢想得更多。但她更像一个知心姐姐，把慈爱的目光投到每一位学子的身上，还不时关心特别困难的同学。至今，大家提起她来，仍然是膜拜的神情——女神啊。我后来回去，请老师们聚过几次，但每次她都不能到场。因为那时她嫁到武汉去了，读了博士后到武汉大学当了老师，开始关心乡村孩子的教育，还经常去做社工，是一个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榜样。有一年，她到北京来，我陪着她参观故宫，说了许多许多的话。其实有一句话我一直没有当面表达出来，那就是如果时光回流，我会像所有的同学那样，告诉她一个内心的秘密：我们爱她，而我更甚……
但当时的日子，我们甚至没有爱的能力。因为日子像教科书中的历史一样慌张与匆忙。学习、试卷，自习、考试，把每个人折腾得焦头烂额。偶尔放假回去，父亲都要我去田地里帮他干活。父亲说：“你是什么样的命，都注定了。迟早都会回来干。”我看到父亲从早到晚侍弄他的庄稼，对庄稼的关心绝对超过了我们。我又看到母亲眼里堆起的哀伤，自己只有默默地盛满她的哀伤去学校寻找渺茫的希望。
高二下学期的春节，发生的一件事对我打击很大：家里没有钱买肉过年了。那天是腊月二十九，下了大雪，外面的世界沉浸在雪野里。母亲几乎是命令父亲，必须到镇上去找杀猪的赊点肉回来。我们全家都坐在家里翘首以盼时，希望能够发生奇迹。但最终父亲在雪中提着一个空篮子回来。姐姐就哭了。她一哭，全家都在哭了。我一个人跑到雪地里，走了好久好久。好在后来，一个久未登门的亲戚听说后，送了一个猪头;还有其他的几位亲戚也多少送了一点，才度过了年关。前面那位亲戚一生未婚，性格怪异，一般不与人来往接触，但在关键时刻，此举让全家人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许多年后，我返乡时，曾专门去看过他，并悄悄地在他枕头下压了几百块钱，算是当年的报答。
正是这一次，从心底与父亲一直对峙的我，忽然理解与原谅了他。他相信命中注定，说：“一个人一种命，怨也没有用。”他没有想到我有一天会走出去。他只想把我培养成一个像他那样的庄稼好手。我承认，我那时的野心高得让父亲害怕，他认为我的思想大得没有边际，所以对我充满了恐惧。为了镇压我这种想法，父亲常常用耳光扇我，但我从来未向他求饶过。即使泪眼汪汪，用一种怨恨的目光盯着他，也不屈服。
高中几年的生活，几乎都是在这样一种阴暗的心情中度过的。我对前途充满了恐惧。那时我自尊，敏感，脆弱，自卑，多情而又多愁善感，几乎看不到一点所谓优秀青年的影子。那时，我已有严重的胃病了。遇到天阴，胃部受了刺激，便痛得几乎坐不住，严重地影响了正常的学习。面对无穷无尽胃痛的折磨，我开始相信一个人的命就是天生注定了的。但我不甘，当我从学英语同学手拿的收音机中听到，东北有一个专门治胃病的于医生，效果宣传得特别厉害。我鼓起勇气给他写了一封信，问他能否给我寄点药，等我以后有了钱一定再报答。意外的是，他真的回信了，但提出买药必须交钱。没办法，自己只好忍着，挨过一天算一天。我也就在这沉甸甸的希望中，延喘、挣扎。在经历了漫长而苦闷的三年后，我以九分之差，与大学失之交臂。那个分数，可能放在其他的省份或地区，上个一般大学不成问题，但我们生在黄冈，那里的录取分数线比其他地方高。当我看到历史万老师与英语刘老师失望的眼神，像刀子一样在剜着我的心。特别是万老师，有一天，我去学校取东西，看到美丽的她从远处走过来，我甚至不敢与她对视，躲在墙角悄悄地走了。
高考这个巨大的气球突然破裂，彻底击溃了我们一家人的梦想。在当时的情况下，农村的孩子要想改变前途，就是两条路，一是考学，二是当兵。于是，我跑到乡里去报了名。我特别要感谢帮助我的武装部一位周参谋的爱人胡阿姨，她看了我的作品，觉得我将来到了部队上一定有前途，因此在体检过程中倾力帮我。等待体检与政审等一切通过、全家高兴不已时，我却在去乡里领服装时被拒，原因是指标只有一个，还有一人要去，我去不了，而官方理由是我的视力偏弱。母亲在家再度大哭起来。得知我由于指标与视力稍弱的原因走不了，胡阿姨深为叹息。许多年后，我在外地当兵并考上了军校回来，曾专门去找过她表达谢意。又是多年过去后，遇上新冠暴发的时刻，我接到她在美国工作的女儿打的微信电话，说联系不上去乡下过年的父母，让我关心一下。我把电话打过去，才知道他们发烧了，连忙让他们去医院，并托人照顾，最后确认为新冠，好在救治及时，躲过一劫。
受不了入伍走不了的打击，天天看着流泪的母亲，我决计出走。于是在那年九月一个霏霏雨夜里，我离开了没有任何希望的故乡，去他乡寻找自己的梦。我在半夜爬起来，在大家熟睡之后，背起自己过去写的诗和文稿，背着好友们写给我的信，在那个无休无止的雨夜里轻易挥别了故乡与村庄走了……
那几年里，我流浪了几个省，经历了万千磨难，最后辗转到了新疆。在那个陌生而广阔的地方，我差点因疟疾死去。结果，命运就在那块陌生的土地上发生奇迹，我在新疆东不拉舅舅和舅妈——也就是在初中周同学的哥哥嫂嫂帮助下，在边疆入伍当了一名光荣的汽车兵，在守了三年之久的风雪边防后，又以高分考上了天津的一所军校!由于是异地入伍，特别是东不拉舅舅怕自己老家亲戚攀比等种种原因，我没有告诉家里;考上军校后，由于实行淘汰制，我害怕自己军事素质不行被淘汰，也不敢告诉家里，生怕竹篮打水一场空。直到军校第一个学期什么考试皆过，正式注册之后，我才回到故乡。
那时，我离开故乡已四年之久了。
回故乡的那天夜里，正好下雪。当我在空荡荡的夜里，突然敲自己的家门时，我几乎没有勇气。我把自家的大门敲了几次，才听到里面有动静。母亲问：“谁啊?”我说：“是我啊，大。”——我一直把母亲叫“大”，这一声“大”之后，屋子里面突然无声，估计是母亲被吓住了或是被怔住了。当她迅速打开门看到我时，我穿着军装就站在门口。母亲呆住了，她手里拿着的灯掉了地上!她万万想不到，她的儿子，那个寄托了这个家族和她全部希望的儿子，居然在几年后，这样活着回来了!借着家里微弱的灯光，我看到母亲的头发白了一半，她瘦弱的身子站在门口直打哆嗦。我又轻轻地喊了一声“大”。结果话音刚落，那个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突然嚎啕一声，猛地扑了上来，紧紧地搂着了我，不停地拍捶打着我的背，吼出了一串更撕心裂肺的长哭……
那么多年，我无论在外受什么样的苦，从来未曾哭过。但在拥抱母亲的那一刻，不知为什么我突然也嚎啕大哭了起来。母子俩的哭声，惊醒了整个村庄的人，让他们从此相信了传奇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