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读武侠小说，最欣赏的不是大侠们的绝代武功，而是他们特立独行的狂狷之气。对那些三脚猫式的不入流的角色，他们不屑于动手，一个白眼便令鸡鸣狗盗之徒屁滚尿流而去。我身上并没有惊世骇俗的武功，但我的自尊使我有勇气轻蔑那些利禄熏心之辈。对那些所谓的“学生干部”——“主席”“书记”“会长”之类的人，我一向是连白眼也不给。擦肩而过的时候，把脖子绷得紧紧的，好像身边窜过了一条狗、一只猫。我洞悉他们如何拉选票，如何分配权力，如何拉帮结派，如何见风使舵，全然是梁山草寇的转世灵童。我的蔑视无遮无掩，痛快淋漓，自然会遭来恨意，不过我不怕。木秀于林，风岂能摧之?
我所说的轻蔑是精神上的轻蔑。至于北京人、上海人、广州人对外地人，尤其是外地民工的轻蔑，我百分之百地反对，并且对这种“轻蔑”示以我的轻蔑。除了拥有“户口”，所谓的城里人并不一定比乡下人聪明能干。而“户口”的获得，显然与他们本人的努力无关，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是城里人，且在城里做爱罢了。这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假如他们诞生在乡下，他们的处境也许会比民工还要糟糕。
要真正让善良成为一种受人尊重的美德，前提就是要对丑恶有轻蔑的勇气。王宝森案件被揭露出来后，对其轻蔑者少，而羡慕者多，“能派专机接港姐来玩弄，能有几百亩地的别墅，死也值得了!”这是百姓们茶余饭后的惊叹。有这样的社会心理机制，恶焉能不泛滥?到头来受恶的折磨的还不是小百姓自己。因此，轻蔑是当下我们最急需的情感——过街老鼠，倘若人人喊打，它不等真的拳头挥上来，早就吓得肝胆俱裂了。
轻蔑那些只应被轻蔑的一切，用你的智慧，用你的勇气。
从容
一个朋友参加学生会主席的竞选，失败后跑来向我诉苦。他讲述了许许多多竞选的内幕，如派遣“间谍”到竞争对手那边去偷窃对方准备的讲演稿，在辩论赛上找好“托儿”提那些事先拟好答案的问题，动用一切关系邀请各方面有头脸有分量的人物去饭店交流感情……而他的失败，并不是个人才华的欠缺，而仅仅是竞选的“技巧”略差一筹。他对失败咬牙切齿，甚至涕泪并下。我没有劝他的心情，因为我的心情也被他破坏得差不多了。“学生干部”还算不上真正的“官”，可学生们对这种“准官”的如痴如醉的迷恋，已经说明我们生活的某些环节出了问题。学生本来是离名利最遥远的一群人，但到了学生也为求名利而不择手段，被名利搞得废寝忘食、心神不定的时候，这个时代便多少显得有些不健康。名利剥夺了我们所有从容不迫的生活乐趣，将我们推上一列没有目的地的、疯狂行驶的火车中。
米兰·昆德拉的新著《缓慢》保持了他以往作品一贯的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力。《缓慢》触及了现代生活中极为严重的现象：现代人为何失去了从容不迫的生活乐趣?外部生活是那么可怕，工具也是那么可怕，人的内部的生理和心理机制已经受到严重的损害。昆德拉认为，在慢速和记忆之间，快速和忘却之间，潜藏着一种有机联系。而慢速与记忆的强度必然成正比——“例如一个人在路上行走，突然想起一件事，但记不清细节。这时，他极为自然地放慢脚步。反之，一个人急于忘记他刚才经历的令他不愉快的遭遇时，必将加快步子以便尽快逃过那一段离他太近的时间。”这里，昆德拉揭示了现代人紧张、快速的生活节奏的本质：是用“忙”的借口来回避生命的本真状态。这样，人被锁定在“现在”之中，“过去”和“将来”都被抽空了，“回忆”和“眺望”也都消失了。昆德拉对“缓慢”的发现，希望能警醒现代人：重新审视生活观，重新建构一座轻与重名副其实的天平。现代人认为重要的东西：汽车、别墅、权势、金钱，真的比宁静的心灵、自由的时间、温馨的情感和从容的境界更重要吗?
一九九六年二月发生在英国邓布兰的惨案，十六名无辜的儿童死于凶手乱枪之下。凶手托马斯是个典型的狂人，傲慢而暴躁，他想获得英雄般的位置，全身心地投入到童子军的组织活动中。心理学家分析他生前的信件，认为他并无任何卑劣的动机，只是想领导、控制少男童男，影响他们身心的发展。然而，家长们不愿把孩子交给他，深深地伤害了这名狂人的自尊。他用拒绝去回答抗争，社区里的人也用与他相同的态度回答他。托马斯绝望了，他写道：“我已尽到一切努力，但我视为生命的事业与自尊仍遭到致命打击，没有生路了。”他感到自己唯一的，也是最后能支配主宰的领域是“枪”。不幸的是，他最后用以毁灭自己与对方的也是它。那天早上起来后，他认真擦干净枪，对每个邻居都投以微笑。他想自己将永远摆脱窘境了，他高昂地抬起了自己的头，然后大步向邓布兰小学走去。托马斯以血腥的屠杀证明了自己能最后一刻控制自己与世界，能向他最需要报复的对象实施最残酷的报复计划——你们不把孩子给我，我也不给你们，我要不到的谁也别想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