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纸大师
朱晓坤，金坛农民，做过私塾先生，当过生产队长，会种田，会唱民歌，会扎宝盖，还会泥塑。茅山道君，天灵寺大佛，普陀山观音，九华山地藏王，他都参加过塑造。他塑的神像，佛家、道家都交口称赞。
但这位老人最拿手的绝活是剪纸、刻纸工艺。金坛是我国南方著名的刻纸之乡，扬州剪纸艺术大师张吉根就是金坛人。朱晓坤和张吉根有一面之缘，他将一本他自己的画谱送给了朱晓坤，朱也算得上是张的“半个弟子”。
朱晓坤的剪纸作品，刚开始时是一些花鸟虫鱼，吉祥图案，作为宝盖中的装饰品。后来他剪刻戏曲脸谱，山水风物，十二生肖以及现代人物，如种田状元、货郎、拖拉机手，电工，紧跟时代步伐，反映现代生活。
改革开放后，朱晓坤作为画师进入金坛文化馆，进入一个新的天地。他学习现代绘画知识、摄影知识、文艺理论，参观油画、版画、国画、漫画各种画展。
他虚心向专业画家学习，使他的剪刻纸艺术更上一层楼。
朱晓坤和年轻人一起，用朴实的刻纸语言，经过夸张变形来表现农村的新人新事，如《祖国繁荣富强》《采莲》《采桑女》《采茶舞》等等，很富有生活情趣和诗意。
1982年，金坛刻纸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朱晓坤的《春牛图》《群仙祝寿》《千手观音》获得一致好评。他的《千手观音》中的飘带，用了五种刀法，刻了1800多刀。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院长陈叔亮为展览题诗：“出自勤劳双手，来自刻纸故乡，雨后野花怒放，风前泥土飘香。”为此《北京晚报》记者作了专题报道“农民艺术家朱晓坤”。他的作品，还被对外文委收购，作为对外文化交流礼品，传到五湖四海。
朱晓坤被人称为“美髯公”，有一部花白胡须，是一位人见人爱的慈祥老人。他知识面广，是金坛老县城的“活地图”，也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民俗专家，特别对节庆民俗、婚丧习俗、宗教民俗、农耕民俗，宗谱祠堂、农时习俗以及民歌、农谚如数家珍。我的一点农耕、农时知识，大多是从他那里学到的，我的《更房》《金坛试院》就是根据他的介绍写成的。
根据他的学识、学养，我多次推荐，让他进入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领导的视线，聘他为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每月给他增加了120元收入。
朱晓坤当参事也是名副其实的，他先后整理了“茅山道教史话”“金坛乡村四时八节习俗”“关于金坛的秧歌灯”关于“登冠龙灯”“金坛民歌民谣”等十几件专题报告，上报给省市县档案文物部门。朱晓坤还给金坛刻纸留下了上百件作品。他在临终前，还拖着病体，用一年时间，完成了《梁山一百零八将》大型刻纸作品。作为文化遗产，他给金坛儿女、金坛子孙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也为金坛地方文化增添了新的一页。
很可惜，他的肚子里还有许多文化知识没有被人重视，如民间文艺、民间故事等等，就随他烟消云散了。
私塾先生
我童年启蒙，是读的私塾。
当时我的家在扬州邗江县的洲上，那是个四面环江的冲积平原，日本人未涉足这个江心的绿洲。
圩子里没有学堂，只有私塾。所谓私塾，就是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称之为“书塾”的。
得妈妈送我开蒙的那一天，先在学馆里“大成至圣先师”的牌位前燃香点烛，磕了三个头，然后再行“拜师礼”，最后把“束修”，也就相当于如今的学费，两块银洋钱交给了先生。
我六岁进私塾，正是国难当头之际。
教私塾的朱先生30多岁，清瘦脸，八字胡，戴黑色眼镜，总爱穿件或黑灰色或蓝色的长袍，他威严的目光透过镜片射过来，很令小学生害怕。
他进过“洋学堂”，在大城市里读过教会办的中学，讲一口京调，他的教学方法是“中西合璧”，既教“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也教ABC。
因为我从四岁就在家中读过“字块块”，所以就用不着过“认字”这一关。我当时最高兴读的是古诗，跟着朱先生摇头晃脑地唱“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凉月如眉挂柳湾，越中山色镜中看”……读起来如诗如画，再加上他那一口的京腔，有一种音乐节奏感，特别有韵味，有时一天能背七八首。
虽然当时不完全懂得什么意思，但这种死记硬背也有好处，就像吃进去“冰块”，能慢慢地融化吸收。
我的这位启蒙老师很凶，吃醉了酒就用戒尺打学生的手心。这戒尺是用红木做的，沉甸甸，朱先生打手心特狠，让学生把小手放在台角上，戒尺打在手心上，麻疼得直往肉里钻。
我因背书背不出，也曾被打过两次，小手很快肿得像馒头。
妈妈见了肉疼死了，就到私塾里来骂先生，说了不少难听的话：“你嫌我们家管的饭不好，也不要拿小把戏出气。”朱先生气红了脸，急腔腔地说道：“妇人之见，妇人之见……”
正因为这个先生老是打学生，我们几个调皮鬼也就常常和先生捣蛋，在背书时竟哼起一条声来：“赵钱孙李，先生家里没得米;周吴郑王，先生家里坏了床”，把朱先生气得直跺脚，并追查幕后策划者。
更有调皮者，把田鸡捉了放进先生的便壶里，半夜三更朱先生方便时，竟吓得把尿壶都打碎了。从此，朱先生一改“猛烈”的方式，对学生采取怀柔政策，师生关系也便逐渐和睦了。
其实，这位朱先生既有才气，又是位热心肠的人，正像妈妈讲的那样：“这人像只暖壶，外壳子冷，可内心却热得烫人。”
他经常在课堂上给我们讲岳鹏举、文天祥、史可法、林则徐，记得最清楚的是他曾在黑板上画过一只报晓的公鸡，然后又将“鸡头”，慢慢擦去，心情沉重缓缓地对我们说，这雄鸡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地图的形状，这“鸡头”就是“东北三省”，如今这“鸡头”被日本鬼子吞吃了……说完，他又道，我就是东北人，是流亡学生。然后和我们一起唱起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一曲歌声未完，朱先生已泪流满面，伏案痛哭起来。
小呆子打铁
我家对门有家“小呆子铁匠铺”，小呆子并不呆，他姓李，是位身大力不亏的铁匠师傅，祖传的好手艺。别看他抡起铁锤来快如流星，干着挥汗如雨的活，在镇上的业余剧团里，却是位操琴手，拉一曲“高山流水”，听得人如醉如痴。
我经常有事无事看小呆子开炉、打铁，只见小徒弟拉起风箱，炉膛内炉火熊熊，火苗直窜，一会儿工夫，炉中的铁块已由黑变红，再由红变白，小呆子快速而准确地夹起铁件，放在铁凳上，用小锤敲打，就好像乐队的指挥发出指令。两个小徒弟则抡起十几斤重的打铁锤，上上下下，轮番敲打，快时如流星赶月，慢时像雨打芭蕉，“叮叮当当”如一首交响乐。在小呆子的指挥下，铁块或打成扁扁的厨刀，或铸成弯弯的钉耙，或成锋利的铁锹，铁件在小呆子的手里，就像揉面师傅揉面一样，坚硬的铁件在他手下柔顺、听话，要尖就尖，要圆就圆，要方就方，要扁就扁。最好听的当然是铁件“淬火”的声响，只听“吱”地一声，铁件入水，冒起一串串白烟。
我问小呆子，为什么挥大铁锤的出大力，流大汗只拿小工钱，而挥小锤的却能拿大工钱?
小呆子说：拿小锤的是干的技术活，拿大锤的干的是力气活。
拿小锤是“指挥”，他能看火候，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要用重锤，要用流星锤;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要用轻锤，用细锤，用慢锤;什么时候铁件要“淬火”。
小呆子家祖传的手艺是“淬火”，是“安钢”。俗话讲：“好钢要安在刀刃上”，什么时候安，要安多少，这就是秘密。
小呆子家生产的农具、厨具，钢活好，越用越锋利。农民用他们家的锄、锹、刀、叉、钯等等的铁质农具，得心应手;厨师用他们家刀具虎虎生风。
“大跃进”时，城乡到处竖起了小高炉，大炼钢铁，乡政府派人将小呆子请去炼铁，小呆子说：我只会打铁，不会炼铁，更不会炼钢。乡里的领导说，你会看火，小炉子和大炉子是一个理。
各个村将农民家的废铜烂铁都搜来了，又是铁锅子、铁矛链、铁戥子，又是铜脚盆、铜手炉、铜盆子，还有锡制的香炉、蜡烛台，都一股脑儿投入小高炉，火力不够，就浇汽油，浇柴油，没日没夜地炼，结果炼出了一堆一堆一团一团的铁团子、铁饼子、铁疙瘩，小保子说：这不是铁，不是钢，也不是铜，是一堆“四不像”。
乡里干部问，这些东西能派出什么用场，小呆子如实相告，一堆废物，什么用场也派不上。
乡领导说小呆子右倾，和大炼钢铁唱反调，就将他发配到大运河水利工地上，和农民一起挑土方。
小呆子上了三天河工，第四天夜晚，他找到大运河工地指挥部的领导说：“这样开河，费力费时，也没有工效。”说着拿出他画好的几件图纸，这是他为工地绘制的“半机械化施工图”，他说：“要用绞关，要打铁轨，要用滚珠轴承，将土方从河心运上来。”领导一听高兴了，问道你是干什么的，小呆子说，我是铁匠。
工地上的领导立刻就将任务交给了他，说：“要钱、要人、要物资你尽管开口，这事你说了算。”
小呆子要来了五位铁匠，五位木匠，运来了木料、铁料，连夜动手砌铁匠炉，安木工间，铺枕木，打铁轨，买钢索，添轴承，制作运载工具，也不过五六天时间，小呆子就在大运河工地上实施了半机械化运土方。
开工那天，镇江地委在工地召开了现场会，只见一辆接一辆的运土车，安上轮盘，都停靠在铁轨上。车上放着一筐筐土。只见小呆子一挥小旗，堤岸上的绞关立刻启动，牵引着“四轮运土车”，顺利爬坡，将二十多米高的土运上堤岸，再用人工倒入指定的堆土线。
小呆子的发明创造，大大减轻了农民的劳动，使开河的工效提高了一倍。大运河工地给他发了奖旗，评他为“治水模范”。
船娘
俗话说，世上三样苦，开船、打铁、磨豆腐。我认识一位开班船的老板娘巧娥。
巧娥开的是夜班船，俗称“两头红”，当红日西下时，从乡镇起航，搭载客人和货物，经过夜航，于次日红日东升时到达县城。客人在床上舒舒服服睡一觉，等于住了一宿“水上旅馆”，就能进城办事，夜晚，再搭“夜班”返回。
这夜班船原先是巧娥的丈夫经营的，谁知这个赌鬼，将货款卷逃还了赌债，不知逃到哪里去了。没办法，巧娥请了“铺保”，挨家挨户上门求情，打了欠条，按了手印，决定“夫债妻还”，接手了“开夜班”的业务。
巧娥的夜班进城后，按照乡镇商贩的要求，跑县城的酱园、槽坊、南北货店、布店、山地货行、瓷器店、茶叶店、花席店、五金五洋店，将乡间要进的货一一打理，交给搬运的“脚班”，在太阳下山前送到船上，送进货仓，第二天早晨到乡镇后，再送给各家各户。做这项交易，是十分辛苦的，费心、费力、费精神，一个班次来回，巧娥一夜只能睡半夜觉，得到些辛苦钱，大部分用来还债。
巧娥为人和善，见到客人总是一脸笑，一双黑溜溜的眼睛，一笑两个“酒塘”，乡里人都叫她“黑牡丹”。
开班船，巧娥既是老板，又是伙计。撑篙、摇橹、背纤、扯篷、落帆、抛锚，搭跳板，苦活、重活一点儿也不比伙计少干。白天人们见到她，总是脚步匆匆，心事重重。她管账目，上家和下家，都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从来都不错一笔账，不误一件事。
解放前夕，我在县城读中学，每逢周末就坐夜班船回小镇度假，第二天晚上原船返回。
巧娥家的木船用桐油罩得黄澄澄，能装20吨。它吃水浅，船底阔而平。除了船头露天，其余分做头舱、中舱和后舵三部分。
头舱和中舱中间铺了木板，上面睡客，下面载货。后舱是船家摇橹的地方，左右各有一把橹，每把橹有两个人服侍，一个摇橹柄，一个“吊帮”，这就是“双桨双橹”的“快班船”了。后舱下面，既是巧娥的卧室，又是船上的小厨房。
在夜班船上过夜，是温馨的事。
客人初上船，巧娥就客气地每人送上一杯大麦茶，还有瓜子、花生、蚕豆等等的小吃。船舱里有栀灯，愿下棋的，可以下棋。其余的客人就聚在一起讲故事。
船上讲故事，大多和水有关，但不管怎么讲，不能犯船家的忌，“倒茶”只能说“上茶”，“盛饭”只能说“装饭”，“翻身”只好讲“转身”，要避开“翻啊、沉啊、撞啊”这些不吉利的话。
故事开头总离不开“精”，鲤鱼精、黑鱼精、河蚌精、虾子精、白蛇精……说着说着就说到“鬼”了。
这“鬼故事”是越讲越怕人，越怕人还越要听，特别是小孩子最想听，也最怕听“淹死鬼”的故事，故事越讲越慢，孩子们急着问：“后来呢后来呢”……再后来就是鼾声一片……
有人讲“鬼”，这巧娥的船上真的“闹”起“鬼”来了。中舱的后面有个小舱，本来是为了照顾带家眷的旅客的，有钱的老伴也能享受小舱的待遇，现在没人敢住了，大家都挤到大舱来。
可是我们家的账房先生偏是个“不怕鬼”的汉子，他自告奋勇一个人睡小舱，第二天醒来说“一点没事”。
有次坐夜班船进城，我也壮胆要和他一起住小舱，他吓唬我：“你不怕鬼?”我说：“你不怕我就不怕。”
半夜，我在被子中好像听到一下铃响，碰一下，竟是只滑溜溜、软绵绵的小腿，脚上好像戴了银镯，我假装睡得死死的，打起了呼噜。
吓得发抖的魂魄在“心口塘”里飞进飞出，一夜汗毛直竖，浑身惊汗湿透。
第二天早上，看见巧娥正抱着孩子喂奶，小家伙的脚踝上系有银镯。
巧娥放下小孩，从锅里端出两碗油煎鸡蛋，笑着一碗端给了账房先生，一碗给了我。我也笑着，心里想：“呵，原来是你在闹鬼啊。”
一位勤快而又漂亮的船娘，欠了一屁股的债，为了还债，为了信誉，她又有什么好的法子呢?
擦背大师
我认识一位扬州籍的擦背大师，他为我擦了三十多年的背，他叫刘全。此人在金坛名气很大，徒子徒孙有上百人，他不仅为县里的领导擦过背，也为地委书记、省委书记擦过背，还为数学家华罗庚，中央政治局委员许世友司令员擦过背。
被刘大师擦背，是一种享受。
擦背时，只见他用干净的湿毛巾贴在右手上，连转几圈，毛巾便紧紧地缠在他的手背上，右手在左手上用劲一拍，擦背就开始了。他先用右手在客人的耳旁、额上、颈项左右均匀地从上到下的擦，在鼻子两侧、嘴唇上方、耳后及脖子、头部仔细擦遍后，再给客人的脊背上用劲来个“顺水推舟”，一推到底，顺手返回时，又是一个“珍珠倒挂帘”，依次来回，就像农民锄地一样，边边角角，一处不漏。客人身上的污垢便被推成一段段细细的圆条，纷纷落地。
接着，又为客人擦两个背膀，而擦手膀又是另一种招式了，先擦手面和指缝，刘大师用包着毛巾的手在客人的手指间来回穿梳，轻若“蝴蝶穿花”，慢如“蜻蜓点水”，令人无比舒心。而擦两臂和两腿时，又像“鱼跃水面”“浪里白条”，虽有涟漪，但不轻不重，力度适中。
最难擦的当然是背脊了，这时刘大师跨开马步，用力从肩上一撸到底，再反过来从尾骨一推而上，如此上上下下五六个来回，背间的污垢就擦得干干净净。
刘大师擦背熟悉客人的身材、年龄、体重、肥瘦以及不同部位的特征，对胖子该怎么擦，对瘦子该怎么擦，身材高大的人该怎么擦，身材矮小的人该怎么擦，对老人该怎么擦，对小孩该怎么擦，都掌握分寸，拿捏得很到位。他还有一手为残疾人、病人擦背的绝技，既为客人除去污垢，又为客人按擦穴位。他说：熟悉身体的经络，这是擦背师的“入门功”。
刘大师告诉我：“三洗不如一擦”，擦背既能去污净身，又能强身健体。他说：擦背有散胃寒，泻胃火，败心火心气外发等种种疗效。现代研究发现：擦背后淋巴运行加快，增强“吞噬”体内细菌的功能。
刘大师说：“擦背是一门技术活，得会轻功。学理发，半年功，学修脚一年功。学擦背，没有三年工夫不能出师。”
茅匠
乡村“五匠”，是“铁、木、竹、瓦、石”五个方面的匠人，唯独缺少一个盖茅草屋的“茅匠”。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由草屋改瓦房，再由瓦房改楼房，茅匠再也没有用武之地，这一行手艺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我认识一位茅匠师傅，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他还整天忙忙碌碌，天天有活干，一个人忙不过来，还收了三个徒弟。
茅匠这门手艺，一点也不比瓦匠差，当时乡村里，十有八九住草屋，这草屋“一年新，二年陈，三年烂成尘，四年要翻新，十年要盖三次”，所以，茅匠比瓦匠吃香，一年四季有干不完的活。
我熟悉的茅匠师傅，姓陆，是祖传的手艺，到他这一辈已是第五代了。
陆师傅告诉我：茅草屋冬暖夏凉，泥土墙有一尺多厚，屋上盖的草也有一尺多厚，能有效地将寒风和热浪挡在门外。
草房，有稻草、麦草和松毛草三种类型，最上乘的当是红色松毛草盖的草房。我亲眼见过陆师傅盖草房，只见他在徒弟的帮助下，将刷过的麦草，靠手上的功夫，一根一根、一把一把，尾部往里、根部朝外，一层一层地倒戳进去，将屋面拍得整整齐齐、严严实实，拍一层草，浇上一层汪泥;再拍进一层草，再浇上一层汪泥，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将屋面整得像层层梯田，一波一波、一浪一浪。屋面盖好后，草面上要“一水平”，草根要“一刷齐”，待泥干草紧后，在屋面上浇一桶水，顷刻，刷刷刷地淌得干干净净;在屋檐口抓一把草使劲往外拽，拽不出来。
陆师傅说：这样的草屋，不怕狂风吹，不怕暴雨浇，但就是怕火烧、怕暴雪压。如果连着下一天一夜的鹅毛大雪，就需要爬上屋顶扫雪，如果不除去积雪，屋顶上的负担一重，就将“松树檩子毛竹梁”压断了，茅草屋就会压趴。
杜工部当年住的茅草屋，可能因为年久失修，狂风一吹，也就“三重茅、四重茅”地飞上了天，使诗人发出了“大庇天下寒士”的喟叹。
茅草屋土虽土，但和文人却结下了不解之缘，不管是陶渊明，还是苏学士、郑板桥，都喜欢住“茅舍”“蓬荜”，曹雪芹被抄家后，不也是“蓬门草屋”“喝粥赊酒”。
如今，在明清的山水画中，仍可见隐士们结庐于山泉，在草亭煮酒品茗，咏诗作画。
这些“陋室”“草堂”“茅舍”，应当是茅匠师傅的杰作吧!